甲骨、青铜器、石头载录文字，刻铸极为艰难，容量亦自有限。随着文字内容的日渐丰富，又出现了竹木载录文字的简牍。用笔写在竹片(或木片)上的文字称”简”，将简编连在一起称”册”。”册”字是简编连在一起的象形。册通策，亦称策，贾公彦《春秋序》疏：”简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就是这个意思。用笔写在木版上的文字称”牍”或”版”。版、牍呈四方形，故又称方。《周礼?内史}日：”方，直谓今时牍。”古人常说的”简牍”、”方策”就是指写在竹片木版上的书籍，它们专以传授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传观点为目的，是现存最早的正规书籍。
一、简牍的形别和使用
简的刻制方法，一般是先取竹、木截成短段，再将短木剖析成版，刨光即成。短竹为了防止虫蛀朽烂，需要先放在火上烘去水分，刮去青皮，然后再剖析成片。烘干去水叫”汗青”，刮去青皮叫”杀青”。应劭《风俗通》引刘向《别录说》：”杀青者，直治竹做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中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日杀，杀亦治也。”“汗青”是制简的必须工序，久而久之，”汗青”也就成了简的代称。一根狭长的简，是写不了许多文字的。为了抄写完一篇文章，就需要用带子将许多根简上下编连在一起。用丝带编的叫”丝编”，用牛皮编的叫”韦编”，”孔子读书，韦编三绝”，即是指这种用牛皮做的编。上下编连二道的叫二编，编连三道的叫三编，长的简还有用五编的为了使连简的绳子固定，有的竹简还在编组之处刻三角小口，以防滑动脱落。简编好后，用剩余的带头捆扎一束，这便是一册书了。
简为竹制作而成，无竹的地方只好以木代替，称木简，也称为札。简编连成策后，要收卷收藏，以最后简为轴，从尾部向前卷，第一枚简的背面在外边，加上篇题，便成为一卷书的形式。其中第一简和第二简空白，不书文字，即简策制度中的”赘简”，逐渐发展成现代书籍的扉页和封面。简牍的载录视文字的长短、内容的轻重而定。《礼仪?聘礼》日：”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名”是文字，即是说，文字多的长篇文章载于简策，文字少的简短记录载于木牍。在古代木牍的用途，主要是通信和杂记，对简策只起辅助作用。通信用的木牍，长一尺，称”尺牍”。简策的载录较为复杂。简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五寸，一般的二尺四寸、一尺二寸不等。每简的文字有多有少，最长十余字，最短的一二字，一般的二十余字。载录内容，三尺长的载法律条文，日”三尺法”，以示尊重。不足一尺长的载杂记，便于随身携带。一般的多载儒家经典。简、牍、策的区别，正如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所说：”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原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乃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
简牍的使用，始于殷商，《尚书》：”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即简策，”典”即木牍。”典册”即是用简编连起来的书。到了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简牍普遍使用。春秋时，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战国时，惠施多方”学富五车”，五车即五车简策书籍；秦始皇一天要读120斤重的奏章；东方朔写给汉武帝的呈文，用了3000根竹简，须用两个人抬进宫去。这些都是当时使用简牍的生动写照。”简牍”先后使用了1000多年，直到魏晋之时，由于纸的发明应用，才被取代而基本绝迹。但是官府文府文件，仍然用简以示慎重。虽然东晋桓玄当时明令废止用简，认为”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唐《初学记》)，但往后各代王朝大典，策立皇后、封拜高级官吏，君婚国丧、祭祖礼天，仍用简策以示贵重。
“简牍”在战国秦汉时期，是盛行的正规书籍，载录内容非常丰富，上自帝王诏令以及军国大事，下至平民书信以至账簿杂记。再加上简牍是原始材料，未经后人辗转抄写，没有讹误，因此，它比甲骨文、金文、石文的内容更丰富，比传于后世的书籍材料更真实，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特别是战国秦汉社会的重要依据。
二、简牍的发现和研究
古代的简牍，从汉武帝(前140一前87年)末年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以来，屡有出土。其出土情况，可分三个时期。
(一)19世纪末以前。均为偶然发现，简牍实物无存，只留文献记载。其时最重要的发现是《汲冢书》。《晋书?束皙传》详记这次发现的经过。据载，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一个名叫不准的人，盗魏襄王墓，发现竹简数十车。晋武帝令秘书监苟勖等人整理，得古书十七种七十五篇。隋唐以后，这些书逐渐散失，至今只存《穆天子传》一书。另外还有一本《竹书纪年》，据王国维考证不是原书，是元明时期的汇集本，故叫《今本竹书纪年》。清代，朱右曾将汇集到的《竹书纪年》佚文编成一书，称《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在此基础上重编《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该书较多的保存了《竹书纪年》的原貌，比”今本”具有更高的史学价值，纠正了《史记》中一些记载的错误。如《史记?六国年表》载齐桓公在位六年，《竹书》则载十八年，考《陈侯午敦》铭文，记有桓公十四年之事，可见《竹书》记载为实。解放后，范梓雍编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方诗铭、王修龄合编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正》，都是有价值的参考书。
(二)19世纪末至建国前。简牍出土，进入科学发掘阶段。但多控制在外国人之手，不少实物，或流失国外，或存放台湾。据统计，这一时期在敦煌、居延等地先后出土竹木简l万多枚。最重要的发现是居延汉简。1930年由北平学术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地区，发现汉代木简1．1万多枚，称居延汉简。居延古称”居延”或”弱水流沙”，汉代曾是”隔绝羌胡”的重要军事基地。这里地处沙漠边缘，气候干燥，地下文物易于保存，这批简牍可以说是完好无损。简文记载西汉到西晋前后近300年的事，多与屯戍活动直接相关。其中，有一本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的《永元兵器簿》，记载着器物名目，是用77根木简编成的，出土时绳子还没有烂掉，是出土最完整的汉代书籍，该简抗战时曾运往香港影印，书版毁于战火，原物被美国人掠去，现存美国国会博物馆。居延汉简是研究汉代文物典章制度的第一手材料，大部分原物现存台湾。劳干著的《居延汉简考释》和198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留在大陆的简牍照片、编辑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可供参阅。
(三)建国后。由我国自己组织人力进行科学发掘，并进行了系统整理，出版有大量专书，为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深入提供了方便。据统计，1951年以来的湖北、湖南、山东、河南、甘肃等地，先后出土竹木简2．7万多枚，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
1．《银雀山汉墓竹简》。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支，内容大部为兵书，除现今流传的《孙子兵法》之外，还有失传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以前怀疑孙武的存在，认为《孙子兵法》就是《孙膑兵法》，现在解除了误解。此外，这批汉简中，还有《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等。《六韬》、《尉缭子》两书，曾被人怀疑是伪书，现在也得到澄清。二号汉墓出土的32枚竹简，是《汉元光元年历谱》，比西方著名的《儒略历谱》早80多年。以上汉简，均为西汉时人手书，是今天传世最早的写本，对研究秦汉时期的历史、哲学、兵法、历法，以及古籍的源流、校勘，都是极珍贵的资料。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附有两部兵法的照片及注释，吴九龙的《银雀山汉墓释文》，对出土汉简，逐条加以注释，是较完备的参考资料。
2．《云梦秦简》。1975年，在湖北的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发现。出土竹简1155枚。经整理，简书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等十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据考证，竹简写于战国末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公元前217年，是研究战国至秦时期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其中《秦律》大部分是关于审讯、调查及法医检验的具体记录，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法律文书。197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简》，除《日书》两种外，均被收入，有注释，有译文，为研究者的最好参考书。
3．武威汉简和居延汉简。磨咀子汉简，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的竹木简，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分3个部分，甲本是7篇《仪礼》，木简；乙本是l篇《服传》，也是木简；丙本是竹简写的《丧服》经。今本《仪礼》是郑玄注、贾公彦疏的杂糅今文古文的阮刻《十三经注疏》本，而武威甲本《仪礼》很可能是后苍、庆谱传下的没有被郑玄打乱家法以前的今文礼，武威丙本则代表附传文以前更早的一个本子。这个西汉时代写本的发现，为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第一手资料，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这批简册，墨色如新，首尾俱全，保存了原书的篇题、尾题、叶数和次第，使我们可以看到近于原式的西汉9篇经牒，对于复原汉代的简策制度提供了具体的例证。此外，甲本《仪礼》有6篇分3章，用圆点或圆圈作为章的记号，这部有着西汉章名标识的经本，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甲乙丙三本9篇，共存2．74万余字，较之《熹平石经》七经残存八千数百字，多了将近2万个字，而且都是真正汉代通行的隶书，它的文字结构和《说文解字》并不完全相同，可以用它对照研究汉代其他器物上的隶书。同时从这里我们又可知道《说文》一书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古文字，但它并不完全代表汉代真正通用的文字，只有这些从汉墓出土的汉代简策，才能使我们看到西汉经师认可的”今文”。
武威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的鸠杖上系有10枚木简，上面载有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的诏书，”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宫廷不趋……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这便是著名的”王杖十简”，据此可以考知汉代尊老赐杖的制度。
武威汉墓医简，1972年11月发现于甘肃武威县旱滩坡汉墓，出土医简92枚，是一份珍贵的医疗记录资料。除30多个医方外，还记载了针灸穴位和刺疗禁忌等，内容极为丰富。
《居延汉简》，1973年到1974年发现于甘肃居延地区，出土汉简1．9637万枚，数量是空前的。年代上起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下迄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内容有诏书、律令、屯戍、事牍。事牍中有档案公文底稿，吏民买卖、借贷契约等，还有古籍、干支表、历书、纪年简等，从中初步整理出七十多个完整和比较完整的簿册。对研究汉代政治、经济、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制度、文档制度以及少数民族等均有重要价值。
4．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出土汉高祖至汉文帝时代的竹简1600多枚，内容分《律书》、《秦谳书》、《盖庐》、《算数书》、《脉书》、《引书》、历谱和遗策九部分。其中”律书”包括”置吏律”、”徭律”、”贼律”、”盗律”、”捕律”等二十六种，集中了汉律的主要部分，比云梦出土的秦律更充实、更完整；《算数书》，将全部算题分门别类归纳为六十个小标题，这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一部数学巨著，在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脉书》与《引书》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和健身专著。这些竹简的发现，在不少方面填补了我国古文献的空白，对研究西汉早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简牍大量出土的同时，我国学者对简牍文献的研究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1995年开始，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简牍学研究硕士点，从而把我国简牍文献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简牍学的研究和简牍文献的利用将将更加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