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优孟（1），故楚之乐人也（2）。长八尺，多辩（3），常以谈笑讽谏（4）。楚庄王之时（5），有所爱马，衣以文绣（6），置之华屋之下（7），席以露床（8），啖以枣脯（9）。马病肥死（10），使群臣丧之（11），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12）。左右争之（13），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
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14）。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15），何求不得（16），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17）？”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棺（18），文梓为椁（19），楩枫豫章为题凑（20），发甲卒为穿圹（21），老弱负土（22），齐赵陪位于前（23），韩魏翼卫其后（24），庙食太牢（25），奉以万户之邑（26）。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27）。”
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28）！为之奈何（29）？”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30）。以垄灶为椁（31），铜历为棺（32），赍以姜枣（33），荐以木兰（34），祭以粳稻（35），衣以火光（36），葬之于人腹肠。”
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37），无令天下久闻也（38）。
【注释】
（1）优：倡优，古代以歌舞演戏为职的人；孟：春秋时楚国著名的倡优。
（2）故：旧的，过去的。乐人：歌舞艺人。
（3）多辩：善辩，口才好。
（4）讽谏：劝谏。
（5）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国君。
（6）衣：穿，这里指“披”；文绣：文彩华丽的锦绣。
（7）华屋：华美的帐幔。
（8）席：席子，这里用作动词，指铺垫；露床：没有帷帐的床。
（9）啖（音但）：吃，给吃；枣脯：枣干。
（10）病：患病。
（11）丧：为……办丧事，为动用法。
（12）椁：棺材外面套的大棺材。
（13）争：同“诤”，劝谏。
（14）故，缘故。
（15）以：凭。堂堂：大。
（16）何求：即“求何”，找什么。疑问代词“何”作动词“求”的宾语而前置。
（17）何如：怎么样。
（18）雕玉：雕刻玉石。
（19）文梓：梓树。
（20）楩（音骈）：南方的大树名。豫章：樟树。题凑：下葬时积累在棺木上的木材。古代用于天子之葬，也赐用于大臣。
（21）圹（音况）：墓穴。“穿”同“圹”同义。
（22）负：背。
（23）陪位：列于从祭的位置。
（24）翼：保护。
（25）庙食：死后在宗庙中享受祭祀；太牢：牛、羊、豕（猪）三牲俱全的祭祀。
（26）奉：封赏；邑：指区域。
（27）贱、贵：都是意动用法。以……为贱；以……为贵。
（28）一：竟然。
（29）奈何：怎么办。
（30）六畜：马、牛、羊、鸡、犬、豕。这里是名词作状语，指：“按照对……的态度”。
（31）垄灶：土灶。
（32）历：通“鬲”，三足锅。
（33）赍：通“剂”，调和。
（34）荐：垫上；木兰：乔木名，皮可做香料。
（35）粳：稻的一种。
（36）衣：指照耀。
（37）属：交付；太官：掌管君王膳食的官。
（38）闻：听见。
【译文】
优孟，是过去楚国的歌舞艺人。身高八尺，善辩论，常常用谈笑的方式对君王进行劝谏。楚庄王的时候，他有一匹心爱的马，拿锦绣给它披上，把它放在华美的帐篷之下，用没有帷帐的床垫着，拿枣脯给它吃。后来这匹马患肥胖病死了，庄王让群臣为它办丧事，想要用棺椁盛敛，用葬大夫的丧礼葬它。左右的人谏阻这样做，认为不可以。庄王下令说：“有敢因为马进谏的，判死罪。”
优孟听说了这件事，进入殿门后，就仰天大哭。庄王大吃一惊，问他大哭的原因。优孟说：“这匹马是大王的喜爱之物，凭着堂堂的大楚国，寻求什么不能得到，却用大夫的丧礼葬它，太薄待它了，请用国君的丧礼葬它吧。”庄王问：“怎么个葬法？”优孟回答说：“我请求用雕刻美玉做棺材，用梓木做外棺，用楩木、枫木、樟木做题凑，派遣披甲的士卒挖穴，老弱的人背土，齐王赵王在前面陪祭，韩王魏王在后面护卫，在太庙祭祀用牛羊猪三牲，给予万户之邑。诸侯听到这种做法，都知道大王以人为低贱，以马为尊贵。”
庄王说：“寡人的过错竟然到了这个地步了吗？那对它怎么办？”优孟说：“请允许我替大王按照对待六畜的办法来葬它。用土灶做外棺，用铜锅做棺材，用姜枣来调味，加进木兰，用于粳稻祭祀，用火光照耀着，把它葬在人的胃肠中。”
于是庄王就派人把马交给太官，不让天下人长久地传播这件事。
【智解】
忠言未必逆耳
楚庄王平时以贵族的生活方式对待马，马死后又要用大夫的丧礼葬它。左右的人谏阻这样做，庄王却下令说：“有敢因为马进谏的，判死罪。”这时优孟去见庄王，他先是“仰天大哭”，然后建议用国君的丧礼葬马，正话反说，达到归谬的目的，使庄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意把死马煮了吃掉。庄王知错能改，对于一个国君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优孟劝谏楚庄王葬马的方式无疑更值得深思。
我国史籍中，有许多记述谏臣的篇章。历代的帝王或诸侯都握有生杀大权，谋臣进谏很容易受到打击和惩罚，贬黜、放逐甚至杀头。所以谏者既要有胆魄，又要有智慧。历史上以敢于直谏著称的人有很多，唐朝初年的政治家和历史家魏徵即是其中的一个。他辅佐过唐高宗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对“贞观之治”起过重要作用。不过，对于魏徵的直谏，李世民有时也感到受辱、难堪，发怒说：“魏徵每庭辱我”、“会须杀此田翁”。但魏徵无私无畏，仍犯颜直谏。他写于贞观十一年（637）的奏章《谏太宗十思疏》，虽是为封建统治者而作的治国之道，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其“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和“载舟覆舟”的话，至今仍有可借鉴的意义。所以在他死后，李世民把他比做一面镜子，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殁，朕亡一镜矣！”
进谏与被谏是矛盾的双方，由于李世民的豁达大度、肯于纳谏，互相排斥的双方获得统一。如换一个不虚心的人，结果就不一样。比干因为屡次进谏而被剖心；伍子胥因为多次尽一个老臣的诤言之忠而被吴王夫差赐以“属镂之剑以死”（吴太伯世家语）。这样的例子，掀开中国的历史是不胜枚举的。
常言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样的话只能用来劝告豁达宽容愿意接受意见的人，却不能作为进谏者的态度。苦口之药，不论是否利于病，接受时总会感到不舒服，所以药再好也可能无法治病，这正是要用糖衣包苦药的原因之一。同样道理，进谏中言辞顺耳与逆耳效果大不一样，因此谏言要尽可能委婉，要讲究进谏的智慧。楚庄王下令说：“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去进谏了，他不但没有死，还让楚庄王把死马交给了“太官”。是什么打动了楚庄王的心，让他改变了初衷，是优孟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吗？当然不是！庄王的朝中并不乏犯颜直谏之人，但他们没有一个成功地劝谏了庄王，不但如此，还引起了楚庄王的反感，让楚庄王发出了“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的命令。由是观之，是优孟的诙谐，优孟正话反说的归谬智慧，让楚庄王既感到舒服，又感到所做之事的荒谬，于是一笑之中解决了所有的剑拔弩张！
逆耳形成心理的对抗，历史上的李世民只有一个，再伟大的人在心理上都讨厌对抗性的激烈的言语，更何况并不是所有的君王都是伟大者。片面强调忠言直谏，而不注意方法技巧者，有时不但达不到劝谏君王的目的，而且会给劝谏者本人带来杀身之祸！
《论佛骨表》是韩愈写给唐宪宗李纯的一篇谏表。韩愈除了倡导古文运动，开创了有唐散文写作新局面外，在政治上他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提倡儒教，反对佛老；重视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等等。由于有了这样的信念，发而为文，也就直言无忌，形成汪洋态势、沛然而不可御的气势。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时，因关中旱饥，上《论天下旱人饥状》，请宽徭免租而被贬为阳山令。后虽遇赦回京，不久又因上书被贬。元和十四年，韩愈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经裴度、崔群等营救才得免遭杀戮而被贬潮州。韩愈是文章大家，但多次惹祸都肇自文书。他的奏章尽管是出色的文章，却不能称为出色的上书，因为其结果与为文初衷相反，不但未达目的，反倒险遭杀身之祸。虽然这有封建君主专制的因素，但韩愈片面强调忠言直谏，而不注意方法技巧，也是谏言不成功的重要原因。
韩愈在讲本朝事佛之风时，举了唐高祖及宪宗本人。唐高祖李渊灭隋后，太史令傅奕曾上书请除僧尼，另为婚配。此事当时因有人反对而无定论。韩愈举此事，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以高祖不信佛指证宪宗事佛违反祖意。宪宗二年曾下诏书，有“天下百姓，或冒为僧道士，苟避徭役，有司宜备为科制，修例闻奏”云云，原意只是不许百姓冒充僧道，并非反对佛法。韩愈却借题发挥，意在批评宪宗自食其言。不但如此，韩愈又说“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几手儿无异于指斥宪宗逆祖忤宗。对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封建君主来说，这样上引祖训，下援诏书，确是逼得无可置对了。
在《论佛骨表》内，韩愈直斥迎佛骨之事时，既说是宪宗令群僧往迎佛骨，又说宪宗并非惑于佛骨，而是为了迎合士民好奇心理，理由是“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以天子之尊，设诡异以取悦流俗，则“圣明”云云正是绝妙讽刺。而韩愈还归结迎佛骨之举“伤风败俗，传笑四方”更是笔锋如剑，剥尽宪宗体面。
韩愈在最后进一步指斥迎佛骨之非时，说佛“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在当时是纲常名教上的大问题，也是一般士大夫持以反对佛法的最集中的理由。纲常名教是封建王朝赖以维护统治秩序的利器，宪宗迎佛骨而乱纲常，岂不等于自寻灭亡！词严义正，痛快淋漓，却使宪宗毫无圆转余地。虽然韩愈豪气如斗，声色如见，词气激昂，却更加招致了宪宗的恼怒。
在对待谏臣的态度上，我国向有重动机、轻效果的传统，许多人乐于奉守“忠臣必死谏”的准则，长期以来，那些敢于死谏的人一直被作为忠臣受到褒扬，以至于人们不再追究他所谏的效果如何，不再理论进谏的方式、方法有何不当。孔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凡是成功的谏书，都无不讲究技巧与章法。
从《论佛骨表》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劝谏教训：
一是不能不顾分寸。韩愈分析百姓老少奔波、弃其生业，甚至有断臂衡身者的现象时，说这是效仿宪宗的结果，这就可能使宪宗感到是把他当做了乱国害民的魁首。说者言辞固然痛快，然而听者却很难接受，所以谏言的分寸是不能不注意的。
二是不能不顾君主尊严。封建君主自认“朕即国家”，被尊为“天纵英明”，连“君前失仪”的臣子都会有杀身之祸，这样的君主何能容忍“批逆鳞”之痛！
三是不能不分对象一律对待。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进谏也要有对象意识。看君主所处时期不同，谏法也各异，创业与守成、柔弱与刚愎、精明与昏庸、勤勉与懈怠，对象不一，时期不同，采取的谏法就应有所不同。宪宗李纯迎佛骨时，大唐已建国200年，他即位也已14年，次年即崩，所以他的最大追求就是延年益寿，韩愈讲别的道理，他怎么能听得进去呢！
李斯《谏逐客书》、魏徵《谏太宗十思疏》、孙嘉淦《三习一弊疏》等等，都是优秀谏书的典范。但是《论佛骨表》只能供人们汲取教训，不能成为典范。因为前几位的谏书都达到了劝谏的目的，而韩愈的《论佛骨表》非但未达到目的，还险些伤及性命。
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有时忠言未必逆耳。优孟谏楚庄王葬马是一例，《晏子谏杀烛邹》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烛邹是齐景公看鸟的人，他不小心让鸟飞走了，景公知道后要将烛邹砍头。晏子想救烛邹，却不急于说出目的，而是采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向景公列举烛邹该杀的“三罪”，从而使齐景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饶恕了烛邹。现在看来，如果晏子当时直接说景公不对，那么景公一定会火冒三丈，这不仅救不了烛邹，还有可能使自己受到牵连。你们说，忠言“顺耳”是否比“逆耳”更利于行，更能达到效果呢？
国外也有这样类似的故事。约翰经理的女秘书长得十分漂亮，但是她在工作中常常出现一些小的差错。一天早晨，约翰对女秘书说：“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正适合你这样年轻而又漂亮的小姐。”女秘书受宠若惊，可是约翰紧接着又说：“当然，我相信你处理公文也能和你的人一样漂亮。”从那以后，女秘书就很少出现差错了。有人问约翰是如何想出这个办法的，他说：“这很简单，就像理发师给人刮胡子时先要涂肥皂水一样，这是为了让人刮起来不疼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