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雄视世界的罗马帝国，在塞维鲁王朝终结之后终于进入了它的空前混乱时期，史称“三世纪危机”。
2世纪末到3世纪末，也就是从安敦尼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康茂德于192年被杀到284年戴克里先登上皇位大约100年间，罗马帝国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历史上称之为“三世纪危机”。这一危机猛烈地冲击和动摇了罗马奴隶制帝国的基础，沉重地打击了罗马奴隶制的统治。
一、社会危机
罗马帝国的社会危机表现在各个方面，农业萎缩，商业萧条，城市衰落，财政枯竭，政治混乱，贫民奴隶不断爆发起义，大批蛮族乘机入境，帝国政权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
安敦尼王朝的皇帝为了挽救农业的衰落，曾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在涅尔瓦设立低利贷款基金，并购买土地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图拉真规定元老必须将1/3的财产投资于意大利农业等，但都没有明显的成效。到3世纪，农业危机波及到了北非和高卢等行省地区，帝国的农业出现了全面衰退趋势。这时，使用奴隶进行大规模的劳动并与市场有着紧密联系的大田庄，逐渐转变为主要剥削隶农和具有自给自足倾向的大庄园，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越来越独立。与此同时，在共和后期和帝国前期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各城市手工业，也因为奴隶劳动生产率不高和行省手工业产品竞争和排挤而衰落下来。农业和手工业的衰退，自然导致了商业萧条和城市没落，而社会动乱和交通的不便利以及帝国政府横征暴敛，更是加剧了这一过程。
商业萧条，城市破败
奴隶制发生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帝国初期，劳动工具出现了带轮的犁、割谷器、起重装置、排水机等先进工具，比起从前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些先进劳动工具的出现，要求生产者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并且对劳动有一定的兴趣。但是，奴隶生存条件恶劣，他们仅仅是主人的财产，被当作物品看待，是“会说话的工具”，毫无地位可言。奴隶不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生产的产品要全部上交。因此，他们对劳动也很难产生兴趣，为了反抗奴隶主的残酷剥削，他们往往消极怠工，甚至虐待牲畜，破坏工具。很明显，在奴隶制生产关系下已经不利于使用新的生产工具，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造成奴隶生存没有保障，大量死亡，激起奴隶愤怒的反抗。奴隶们消极怠工，并且不断地逃亡和暴动，沉重的打击了奴隶制经济。当时的情况就像罗马作家科路美拉在《论农业》中讲到那样“……我们把农业交给奴隶中最不适宜的人去做，就像交给刽子手去惩办那样……”。“他们（奴隶）把做工和其余的牲畜牧放的一点都不好，土地耕种的也很粗糙……他们不在乎那些撒到土地中去的种子能不能获得丰收；他们在打谷场将一部分粮食贮藏起来，或者不用心的工作以至打谷粮食的数量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劳动的效率不高可想而知。另一方面，由于帝国的衰落，无力继继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扩展，也就无法掠夺战俘来当奴隶，奴隶的来源相对减少。奴隶的价格也不断攀升。奴隶主试图用家生奴隶来补充奴隶来源的不足，但是家生奴隶从小到大的花费并不少，比高价买来的奴隶省不了多少。使用奴隶劳动已经越来越不划算。
帝国的上层结构更使衰退的奴隶制经济无法承受。罗马帝国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毫不客气地享用奴隶劳动创造的财富，生活日益腐化。他们竞相建造豪华的宫殿、别墅，将大量土地圈成花园和猎场，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而且将大量钱财用来举办各种庆典娱乐活动，狂欢取乐。据统计，1世纪中罗马节庆娱乐日每年有66天，2世纪时已增加到123天，到4世纪则增至175天。另一方面，奴隶制使自由民鄙视生产劳动，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势下，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流氓无产者人数日益增加。1世纪时，罗马流氓无产者约有20—30万人，到3、4世纪已经达到80万人左右。他们整日游手好闲，完全依赖社会赈济和富人的施舍，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成为罗马社会的一大社会问题。帝国国家机器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费开支，更是需要极大的经费开支。皇室和宫廷的奢侈浪费也需要大量钱财。在经济衰退，财政负担加重和税收缩减的不利情况下，帝国政府下令各城市议会负责征集赋税，欠税则由市议员自掏腰包补足。许多市议员不堪重负，宁愿出售土地，释放奴隶，放弃市议员资格，降为小农，有些市议员甚至沦为隶农或逃亡他乡。这样，城市中等阶层便没落了，不再是帝国的支柱。帝国政府另一个弥补财政亏空的主意是发行劣质货币。在3世纪初期，金币的成色减少17％，银币的成色减少一半，后来甚至只含银5％。货币贬值接着引起物价飞涨，政府的开支随之扩大，于是便继续增加赋税，发行更低劣的货币，矛盾继续恶化，形成了恶性循环。货币危机也破坏了正常的交换和商品货币关系，使商业萧条和城市没落更加迅速，使农业经济更加倾向自给自足，二者互相影响，经济衰败之势愈加恶化。
城市经济和农业经济的衰落是相互影响的。在奴隶制大农庄兴盛的时期，各地的农业曾有过较高的商品化，粮食、葡萄、橄榄都曾有过大量产品广泛销售。3世纪以后，由于奴隶数量减少，大农庄生产运转不畅，可以提供给市场的农产品日益减少，并且由于城市商业的衰落，这个萎缩的趋势更加明显，结果是大农庄一步步变成了自给自足的整体。缺少奴隶劳动的大农庄，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耕作，只能把大农庄的土地分成许多小块，再分租给隶农耕种。隶农制的出现本身就是奴隶制衰落的体现，同时也是奴隶制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二、政治危机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刻危机，罗马帝国在3世纪又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表现为内政混乱和外患加剧，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安敦尼王朝末帝康茂德被杀后，罗马就爆发争夺皇位的内战。近卫军在半年内竟然换了两个皇帝，行省驻军也纷纷拥立皇帝，互相混战。经过4年斗争，潘诺尼亚总督塞维鲁笑到了最后，建立了塞维鲁王朝（193—235年）。
塞维鲁（193—211年）依靠军队起家，自然把士兵当作其政权的主要支柱，建立起了军事独裁。他提高军饷，优待士兵，重新组建近卫军，任命军人为行政官员。同时又改组了元老院，使元首顾问会议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任命骑士出身的官员对元老担任总督的行省实行监督，大力推行军队与官僚相结合的政策。塞维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东征帕提亚，西伐不列颠，最后死于不列颠战争中。据说，他在临死前交待儿子们：“要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可以不用去管！”
塞维鲁的儿子卡瑞卡拉（212—217年）继位后，仍然巩固他的军事独裁，并于212年发布敕令，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史上称之为卡瑞卡拉敕令。这一敕令是帝国时期扩大罗马公民权的结果，尽管它的发布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在当时对民众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皇帝发布卡瑞卡拉敕令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税源，拥有了权利也就要承担义务，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既然都已获得公民权，就和罗马公民一样担负遗产税及其他捐税，帝国的财政也就不那么拮据了。不过，卡瑞卡拉敕令的历史作用和进步意义在于：由于行省的所有自由民都享有了罗马公民权，行省的地位就要相应地提高，行省和意大利的不平等也进一步缩小。卡瑞卡拉在217年被近卫军所杀。代之而起的玛克里努斯（217—218年）仅统治了1年多便死去。到亚历山大·塞维鲁（222—235年）时期，他的母后当政，向元老院低头，由元老院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在政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采取了一些挽救危亡的措施，如缩减宫廷开支，降低赋税，把土地、牲畜和奴隶分给边疆移民等。同时巩固奴隶制，不干涉20岁以上的自由民卖身为奴，并确定了主人对隶农农具的所有权。由于财政拮据，国家决定降低军饷，结果引起兵变，亚历山大在混乱中被杀，塞维鲁王朝画上了休止符。
塞维鲁王朝灭亡后，罗马政局陷入长期混乱之中，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混战不休，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策动士兵哗变的马克西密努斯（235—238年）被宣布为皇帝，可惜好景不长，3年后为部下所杀。元老贵族接着把13岁的戈尔狄亚努斯三世（238—244年）扶上皇位，但年少的他对发生的任何事都无法控制，不久在发生的兵变中丧生。此后，近卫军长官、阿拉伯人菲力浦（244—249年）被士兵拥立为皇帝，他在皇帝的位置上也没能坐多久，统治了5年就被戴基乌斯取而代之。戴基乌斯（249—251年）掌权时期，帝国北方边境面临严重的挑战，他在抗击蛮族的战争中阵亡。接着，戴基乌斯的副将伽路斯（251—253年）在军队的拥护下登上皇位。252年伽路斯通过与哥特人签订屈辱性和约，暂时稳定了边境局势。不久，伽路斯在内战中被埃米利亚努斯打败，但埃米利亚努斯称帝3个月后，又被高卢和日尔曼行省军队的统帅瓦勒良击败，不得不将皇帝的宝座拱手让出。
瓦勒良（253—260年）即位后，任命其子伽里恩努斯为共治者，两人分别应付帝国东西部边境的紧张局势。当时萨珊波斯帝国兴起，这个精力旺盛的新兴帝国与罗马在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等地展开了激烈地争夺。260年瓦勒良在对波斯的战争中战败被俘，成为第一位被敌人俘虏而成为奴隶的罗马皇帝。据说，他曾屈辱地在波斯国王上马时俯身屈膝给他当作脚蹬，与中国古代越国国王勾践命运相似，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卧薪尝胆，东山再起的机会，却死于异国。伽里恩努斯成为罗马帝国唯一执政者后，内外局势并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加剧的皇帝。帝国政局的动荡，大大刺激了贵族的野心，似乎皇帝人人有机会做，一时间帝国各行省贵族纷纷策动军队哗变，推出自己的代理人，企图取代伽里恩努斯，或是与之并立，甚至宣告脱离帝国独立，导致全国各地出现了所谓“三十僭主”。尽管这些僭位者大多在不久之后即遭到失败，但在一些地区分裂势力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例如波斯图姆斯建立了高卢帝国，疆域包括高卢、日尔曼、不列颠和西班牙地区，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行政机关，自行铸造发行货币，独立了15年之久。同时，在叙利亚地区也出现了独立的帕尔米拉帝国，一度占据小亚细亚南部、阿拉伯北部和埃及部分地区，这个政权也存在了10年之久。罗马帝国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
马尔库斯·塔西佗
伽里恩努斯在后来的政变中被杀，由骑兵长官克劳狄（268—270年）继承了皇位。克劳狄及其三位继任者奥列良努斯（270—275年）、马尔库斯·塔西佗和普洛布斯（276—282年），都是伊利里亚人，靠军队起家，通常将他们称为伊利里亚诸帝。他们联合元老贵族，对人民群众运动无情镇压，并采用以蛮制蛮的政策，将大量蛮族人拉入军队，把蛮族移民安置于边境，以抵抗蛮族的入侵，逐渐控制了蛮族入侵的势头。独立出去的帕尔米拉帝国和高卢帝国，也先后于272年和273年重新归于罗马帝国。这样，到3世纪80年代初，罗马的政治危机有所缓和，分裂的帝国暂时又出现了统一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