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答曰：
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復，雖《風》、《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于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别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跡，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歌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
文中曹植首先從自己“少好词赋”說到“今世作者”：“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于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其中“獨步”、“鷹揚”、“振藻”、“發跡”、“高視”等顯然是誇讚之詞，“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之說是其內證。接下來曹植對當時文壇的一些狀況進行了批評，反映的也都是客觀情況（有人認為這裏面包含着特定的政治意圖，如“曹丕、曹植二人都在為自己網羅人材而激烈鬥爭。雖然一個作者所處的環境未必能決定他的作品的內容，但是曹植信中對曹丕屬下的陳琳頻頻嘲笑……接着對自己的‘羽翼’丁廙則極力讚賞……”（岡村繁《岡村繁全集》第一卷《周漢文學史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頁）如果這一情況屬於事實的話，倒更進一步證明了“辭賦”的重要影響。如果成為派别集團之間相譏苛的口實，首先是它必須為大家共同擅長且重視的東西，如果其乃“小道”，不為人所看重，那麽評判其高下好壞也就談不上黨其親而伐其異了。上述情況反能說明“辭賦”成為了顯示人們才華大小、本事高下的一項重要內容。）。以上不但没有絲毫貶低“文章”之語，作者藉助對眾文人的推許及對文壇一些狀況的評判，反而透露出對“文章”在意及以之為能的意思。
曹植是自負他的創作才華的。曹操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三國志》卷一九《魏書·陳思王曹植傳》，第557頁。）史書中如“才分所長”、“以才見異”、“屢稱植材”等相關記載非常多，曹操也正是以曹植過人的才華而屢次屬意欲立為太子的。翻檢史書可以發現，曹植的才華多是通過賦作“文章”來顯露的，那麽他以“文章”自恃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曹植傳》注引《典略》曾對曹植作書的前提背景作了一番交待：“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是時楊修內外知名，辦事稱意，丕、植爭與之交，“以才捷愛幸”是曹植得勢的實際邏輯，曹植待人接物也往往是通過示其“才捷”來進行的，前述其接引邯鄲淳的情形即是一例，蓋其交接楊修也不例外。“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正是史家對這一邏輯的揭示，也就是曹植通過顯示自己的才華來折服楊修等人，從而吸引他們站到自己的陣營當中來。“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把自己所著辭賦搜羅一通拿給楊修“教使刊定”，正是曹植顯示自己“才捷”的具體做法，因為這是他最擅長、也是最為周圍人所讚賞和認可的。他也就以此來吸引楊修，拿自己驕傲的東西來讓楊修“刊定”，此舉突出了曹植對楊修大相賞知的意思。曹植對楊修如此期許，如此大費周章，别無他意，拉攏楊修而已。說曹植視辭賦為“小道”是没有多少道理的，果真如此，他又怎麽會頗費心思地把自己的作品搜羅一通交給楊修“刊定”，還鄭重其事地修書一封，那豈不是自貶身份、自羞於人嗎？況且楊修就是“辭賦”作者之一，特意與其書談辭賦“小道”，這在急於結交、拉攏楊修的當口，也不大合情理。而且這樣一來，文章後半部的“辭賦小道”論也與前面對辭賦的首肯相矛盾，更不合乎行文邏輯。
實際的情況正如其書開端描述的那樣，曹植對辭賦是肯定的，對作者是誇讚的，其中透露的是曹植對自己創作水準的誇耀和自得之情。“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似是自謙之詞，實乃自高之論，曹植是視自己高於眾人之上的，其對文壇人、事的隨手剖判，儼然以領袖者自居。文中還把“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錯一字”拿來與文壇的創作情況進行類比，雖不能遽然斷定曹植既以之與“辭賦”等同，但至少可以肯定它們之間是存在類同關係的。這從楊修回書把植比肩于仲尼的情況中可以得到參證，從曹植自己的認識中也可得到印證，其《薤露行》曰：“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重華芬。”曹植把自己的創作比之孔氏之業。
曹植送自己的作品與人是“耀才”，還有其他的例子可以旁證。據記載，曹植不但送作品给楊修，還曾送作品給陳琳和吳質。陳琳《答東阿王箋》說：“昨加恩辱命，並示《龜賦》，披覽粲然。”陳琳于文中讚美曹植及其作品曰：“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秉，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陳記室集》，前揭《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二冊，第105頁。）曹植送作品時說過什麽，已無從考察。不過從陳琳回書中對曹植作品的高度讚揚看，曹植應於其書信中表露了極高的自詡意思，陳琳回書也就順意而發。因為陳琳之書就談了兩方面內容，一是對曹植的讚揚，二是謙虛，表示自己不敢與曹植“齊足”。從陳琳的話應該能從側面窺知，曹植在去信中對陳琳及他自己的“辭賦”是持誇讚態度的，甚至該信中還應當有把自己的作品與陳琳作品等量齊觀的說法，所以陳琳纔回書如是說，而不是完全出於僚屬對主上的例行恭維。吳質在《答東阿王書》中也對曹植進行了高度的誇讚，稱“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曹植贈送作品時又對吳質說了什麽，也難以考知了，但曹植有對吳質此書的回復，即《與吳季重書》，可從中略觀曹植的態度。其文先誇吳質的作品：“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春風，申詠反覆，曠若複面”，接下來說到自己和“諸賢”的作品，“昔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諷而誦之”，自得、自負之意昭然若揭。接下來又說：“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其面對别人的誇讚而言“文章之難”，這既表達了曹植對“文章”之事的高度肯定，實際上也變相地接受了别人的讚美。曹植之歎，或是其實際創作的甘苦之言，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自高其能”。綜合曹植眾多的“與人作品”現象及接受作品者的反應，蓋可以知道以作品耀才是曹植經常性的交際方式之一。
那麽，曹植的書信中為什麽出現“辭賦小道”一段呢？這要看它是在什麽情況下出現、與什麽相比出現的。曹植在“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之後緊接着說“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也就是說，自己的詞賦雖同於“街談巷說”，但也或有“可采”，所以要送給楊修，這看來似乎也是“辭賦小道”的邏輯。但其實不然，這不過是曹植的自謙之詞。他把自己的作品拿給别人“刊定”，即使再自負，也要客氣一番。古人在談及自己時，往往有“自貶”的傳統，如“寡人”、“鄙人”之謂，並不表明自己真就是“孤寡之人”、“卑下之人”，其不過是自謙的一種套路，禮節而已；即便是今人，在提到自己作品時，也總是以“拙作”稱之，但並非真認為自己的作品為“拙劣”之作。這種“自貶”通常都不是作者真實的想法，“自貶”行為所真正透露的，反倒是作者自得的心理動機。曹植對自己的作品也例行地進行了一番“自貶”，於是就有了“街談巷說”之語。曹植送自己的辭賦作品給楊修，僅僅是因為其中也像“街談巷說”一樣，“必有可采”嗎？顯然不會那麽簡單，在爭取楊修這樣重要人物的緊要關頭，曹植哪還有功夫做這樣的閒務？
接下來的“辭賦小道”論不但不意味着曹植視辭賦為“小道”，而且相反，曹植實際上還在提升它的地位。作者的大理想是“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有人據此認為曹植最重視的是“功業”而非“辭賦”，這確實是真理，但對功業的重視卻並不一定意味着對辭賦的不重視。如果必須強分之，在某種意義上，辭賦的社會價值和功能確實是無法與治國安邦的功業相比，這是客觀的事實。曹操尚文辭，曹丕尚文辭，但誰也不會放棄政治功業而專事文學，古來文人的價值取向嚮是如此，也並不值得奇怪，非得把辭賦說成與功業相當或同等重要纔視為應該，纔視為重視，既不現實，也没必要。重要的是，曹植把他的大理想搬出來並不是否定翰墨辭頌，恰好相反，曹植是以之來襯托翰墨辭頌的重要的。曹植說“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也就是大理想得不到實現，那怎麽辦呢？曹植將“采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實際曹植論述的重點還在於後面意圖的表達，即表達“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的理想，曹植把它放在僅次於大理想的稍下位置，並充滿嚮往地對之進行展望，其意正在推重，何以見得是貶低呢？曹植通過這種展望，把“翰墨創作”放到很高的位置，认为它是可以“成一家之言”的，這是一個很高的理想，一個很難的高度，“此要之皓首，豈可以今日論乎”，作者需要用一生來追求的。一個作者對“翰墨創作”能寄予如此的期望、許以如此的追求，其中透露出對自己作品的高度自信和自負的意味。他能把自詡極高的作品送給楊修“刊定”，並言“恃惠子之知我”，正如前已揭示的，其中既有對楊修的期許和抬高，也蘊含着引楊修為同道的意思，暗含着拉攏楊修的目的。曹植的整個文章應該是用來表達他的“文學”見解、“文學”理想並以之吸引楊修的，這纔與曹植送作品與楊修以耀才，希望能以此來折服楊修，同時對對方示好以表示恭敬和重視之意的初衷相吻合。楊修回書所言“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反映出曹植在作品的交流上期望與楊修形成与惠施和莊子一樣的知賞關係，這本身就是對“辭賦”交流的極高評定，哪裏是什麽“小道”之論呢？這樣，整個文章的意脈也纔連貫起來，由開始的對眾作者的推許，到中間對文壇狀況的評議，再到對自己創作理想的表達、對楊修的期許，連貫而下，一脈相通。
楊修也確實是知音，他回書的邏輯也正是按照曹植的思路來的，其贊曹植不但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更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甚至認為“仲尼日月，無得踰焉”，這固然是下對上的例行頌揚，但也不能不說是對曹植原書思路的一種附和與迎合。曹植不便為“辭賦”直露地提升高度，說自己的辭賦如何如何高明，因為他既把作品拿給楊修“刊定”，便需謙虛一下，總不好過分自相炫耀，但楊修是可以為之揚聲的：“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别耳。”更把揚雄批評了一通，並提出了功業“豈與文章相妨害哉”的觀點，這一切與曹植書的思路是疊相契合的。如果曹植真以為辭賦是“小道”，作為屬下的楊修又怎麽好或怎麽能如此觀點鮮明地針鋒相對，甚至竟敢批評曹植“忘聖賢之顯跡，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因為楊修深諳曹植自詡的心理，所以纔敢這麽“放肆”而大膽予以批評，這麽做不但不會觸怒曹植，反而正高明地迎合了曹植的特定心理。
所以，曹植並不認為辭賦是“小道”，其文學價值論與其兄曹丕是一致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云“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抬到和“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等高”的位置，但在《與王朗書》中又說“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注引《魏書》，第88頁。），卻又“等而下之”了。這與曹植的邏輯是一致的，曹植在這篇書中把“文章”放於“功業”之後，但在《薤露行》詩中又把它提到和“孔業”一併的高度。綜觀之，丕、植對文學價值的認識是一致的，不過是表述各異而已（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一：“至如魏文以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陳思不欲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詞雖冰炭，意實塤篪。讀者考見深衷，推驗實歷可也。”（第140頁）另外，曹融南、傅剛《論曹丕曹植文學價值觀的一致性及其歷史背景》、岡村繁《周漢文學史考》第十三章《論曹丕的〈典論·論文〉·曹丕與曹植的辭賦觀》對此都有論述，可參看。不過上述認識，都是作者在綜合考察了曹植整個言行尤其是曹植在其他文論中的表述而得出的結論，他們所以要做綜合考察，前提也是認為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的“小道”論是曹植的認識。不過他們的結論倒可以為本文的認識提供一個有力的佐證，實際上曹植的認識是一貫的，並不曾有過“辭賦小道”的認識。）。這樣，兄弟二人的認識及作為也纔與曹操“尚文辭”的總體策略構成內在的應和，否則曹植倒成為曹氏陣營的逆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