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抒發志意還是描述事情，建安作品中總能很清晰地感覺到有個情致昂揚、情緒真切的“我”，在直接、透徹地與讀者交流、述說。如：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蒿里行》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曹操《短歌行》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曹操《苦寒行》
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曹植《送應氏》二首其一
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曹植《薤露行》
弦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曹植《雜詩》其六
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汎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曹植《鰕篇》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王粲《七哀》其一
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王粲《從軍行》其二
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王粲《從軍行》其四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王粲《從軍行》其五
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寢房，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重功名。——陳琳《遊覽》
纖鬱懷傷結，舒展有何由。——陳琳《詩》
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應瑒《别詩》二首其一
……
建安作品中這種“我”之形象、“我”之情緒構成了建安詩中極為鮮明的抒情特徵，當然這種情形不涵盖建安詩中的全部抒情內容，但可以說這是建安詩抒情內容中最典型的一個部分，一切的情感抒發、意緒表露都由之生发。有學者指出“慷慨”一詞、“悲風”意象在建安詩歌中經常出現（前揭袁行霈、羅宗強主編《中國文學史·魏晉南北朝文學》第一章，第41-42頁。），哀歎人生苦短是建安詩歌的重要主題，濃郁的悲劇色彩是建安詩歌的風格特色，這正是個體對自身進行體認進而對認識及感受予以鮮明表達所帶來的結果。對自我的情懷及理想期待愈高，就愈容易產生悽楚、悲愴的情緒，“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登幽州臺歌》，徐鵬校《陳子昂集》，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32頁。），當把自我放置於浩渺、闊大的時空當中予以審視時，激起的必定是悲壯之憂思，而不會是歡愉之心情。從建安詩歌普遍的慷慨悲歎中，所見的正是建安作者對個體生命的激勵與鍛煉，在交織成一片的悽楚憂思當中，聽到的正是建安作者振奮的滾滾雷聲。世亂時艱，民生潦倒，給文人提供了風雲際會、有所作為的歷史舞臺，文人們親自參與、感受着社會的激烈變遷，在與時勢相沉浮的過程中，他們把自己的生活體驗、生命感受淋漓盡致地付諸於筆端，構成了建安詩誠懇、深沉的情感特色。建安作者是幸運的，他們面臨着兩種際遇，一是可以投身于其中施展理想抱負的社會現實，一是“文”之地位被提升的文化現實。這樣，他們的追求，除付諸於實際的功業行動中之外，在文化層次的表達就可以不再汲汲於“經”，而可快意于“文”了。
情志的飽滿、昂揚，噴薄欲出，需要表達得簡潔、快意而又貼切，所以建安詩歌的用辭並不以雕琢設色為長，而以樸素、天成見勝，許多的激情之語直述而已，甚至近于呼告。但建安作者有奔湧的情感為因，所以能縱情援筆，遣辭用語往往自現骨鯁、自含秀氣，如前引沈約所言“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陳祚明所說“本無氾語，根在性情”（［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59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5頁。）；黃侃所云“故其稱景物則不尚雕鏤，敘胸情則唯求誠懇，而又緣以雅詞，振其英響；斯所以兼籠前美，作範後來者也”（前揭黃侃《文心雕龍劄記》，第27頁。）。建安作者成功地以情御辭，正印證了《文心雕龍·情采》所總結的“情”、“辭”規律：“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但建安作者並非一味地任情而不屬意於辭，不過是建安作品情辭相得，化為無痕，實際上，建安作者遣辭用語的成績還是很大的，其中的典型代表為曹植。陳琳說曹植的《龜賦》“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雖有恭維成分，但結合曹植作品在當時就得到諸多推崇的情形看，其作品的“辭采”成績應該是很突出的。鍾嶸說曹植詩“詞采華茂”（前揭曹旭《詩品集注》，第97頁。），“詞采華茂”的成績顯然不僅僅是天成的結果，而一定包含了詩人的主觀努力，曹植自己就提出作品要“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可見其有注意辭采的傾向。曹植的這些成績對後世影響很大，謝榛說：“陳思王《白馬篇》‘俯身散馬蹄’，此能盡馳馬之狀；《鬥雞詩》‘觜落輕毛散’，形容鬥雞之勢；‘俯’、‘落’二字有力，一‘散’字回應。然造語太工，六朝之漸也。”（［明］謝榛《四溟詩話》卷四，《四溟詩話薑齋詩話》，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0頁。）“子建詩多有虛字用工處，唐人詩眼本於此爾。”（［明］謝榛《四溟詩話》卷二，前揭《四溟詩話薑齋詩話》，第63頁。）曹植詩作取得這樣的成績，是因為其“既擅淩厲之才，兼饒藻組之學，故風雅獨絕”（［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六，前揭《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590冊，第678頁。），從而形成“詞采華茂”與“骨氣奇高”有機配合的風格面貌（關於曹植詩作的藝術成就，可參見鍾優民《曹植新探·曹植的詩歌》的具體論述。）。
總之，建安時期，“文”不再被視為“小道”，在與“經”相反相成的矛盾運動中，“文”吸納了“經”的某些精神內涵，從而改變了自身的品格，其實質便體現為“經學精神”與“人本精神”的內在契合。“文”以“人本精神”，即表現個體情感為根本特徵，“經學精神”的融入並不表現為“文”對儒家教義及規範的歸附，而是儒家濟世的積極觀念化為個體高級之情志，成為個體情感之主導。如此，個體之情懷就與關注世事、積極作為的文化傾向聯繫在一起，故一人之憂思，一己之興歎，其背後往往有着社會文化內在基因的認同與回應，傳統之“文”很少能擺脫這種“社會意識”而成為個體情感純粹休閒與把玩的文化樣式，正與古來的文化傳統有關。這一狀貌與傳統在文學領域內的確立是在曹魏時期，此前的儒義、儒教更提倡經學精神，但那究竟衹是儒學，而非文學，其時的“文學”還是“末技”、“小道”，“大道”是不會由它來承載與體現的，為“文學”爭得這一榮譽與地位並積極實踐之的，是建安作者。建安作者的實際創作實踐，對後世的文學大致產生了這樣幾方面影響：
關於文學的性質觀，建安文學已經初步顯示了“文以載道”的質素，其對“經學精神”的化融與體現，已為文學“宗經”的理論總結搭建了一個可能發生的平臺，其實踐本身已經包含了這樣的趨勢，後人批評“建安文學”總是把它與“風騷”之旨聯繫起來即為其證之一。
關於文學的功能觀，曹丕的“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說是一大標誌，後世的發展中，“文學”雖没有直接用於“經國”，但作者用以思家國、憂民生的傾向一直就是一條主線，乃至成為對文學的一種要求；同時，文學成為使個體“不朽”的文化盛事也是實際存在和發生着的。建安作者把包含了“文學”在內的“文章”作為“一家言”以傳於後世的認識，極大地促動了時人及後人對“文學”的重視，以後“文學”漸漸明確、普遍地成為文人的“一家之言”，這是與建安作者的努力及實踐分不開的。
關於文學的審美觀，建安作者創造了“建安風骨”，在傳統文學中開創了積極、明朗、剛健的審美風格一路，以後的“左思風力”、“盛唐氣象”一直為人們所歎賞，追其前緣，“建安風骨”是其成功的“原始”範式。与此有關的建安作品中對“情”、“辭”的把握以及取得的實績也是後人高度認可的。說曹植作品“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前揭曹旭《詩品集注》，第97頁。），說建安文學“以情緯文，以文被質”等，都說明建安文學具有情、文相得、“文質彬彬”的情、辭特色。這一認識曹植在《前錄自序》中也有反映，其所說的“質素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實際已在標榜文、質的結合和統一，因此，“文質彬彬”之說雖不起于“建安”，但這一審美要求在文學上的成功顯現，顯然較早是由建安文學來完成的。稍後於建安的評論者既以之來概括建安文學的特色，再後的文學評論更是直接認同于建安文學“文質彬彬”的內涵，所以說，“文質彬彬”審美原則在文學領域的確立並產生影響，與建安文學有莫大的關係。
§§§第四節“文學自覺”局面的初顯
一、人本精神在各文體的普及
這裏的“人本精神”，既包含作為個體情感之一部分的志意，又包含反映個體精神世界的純個體情感需求。文學的這一根本性特質並非衹為“建安文學”的代表樣式——詩歌專有，它普遍地存在于“建安文學”當中，成為“建安文學”特質的內在規定性之一。
首先來看一下其在辭賦中的流衍情況。辭賦是“建安文學”中與詩同樣重要的文學樣式，建安時期幾篇重要的文論，如《典論·論文》、《與楊德祖書》等，主要論述的就是“辭賦”，建安作者也用它來表達同詩中一樣的意緒。諸子歸曹，經常隨曹操出征，行軍之中往往有作，作者于其中描寫征伐、抒發激奮，表達作者對曹操平定功業的稱頌，如曹丕《浮淮賦》、曹植《東征賦》、王粲《浮淮賦》、《初征賦》、徐幹《西征賦》、阮瑀《紀征賦》、應瑒《西征賦》等。於賦中見志也是建安作者“言志”的基本途徑，這一點在以上紀征賦中已多有反映。另外如王粲《登樓賦》“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應瑒《湣驥賦》“願浮軒於千里兮，曜華軛乎天衢”，曹植《離思賦》“念慈君之光惠，庶没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遠之”，《白鶴賦》“冀大綱之能解，得奮翅而遠遊”，《玄暢賦》“希鵬舉以補天，蹶青天而奮羽”等，從中不難體會出建安作者與反映在詩中的一樣的振奮的情緒。傷時歎逝，述離愁别緒、際遇坎坷也是建安賦作的一個主要基調，如曹丕《感離賦》：“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乃作賦曰……”《感物賦》：“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永歎，乃作斯賦。”《寡婦賦》：“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眷眷情真，讀之每令人心動。再如曹植《慰子賦》：“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别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孤幃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實乃悼子之至文，其中物是人非、親情永隔的悲歎，讀之令人氣結。曹植所作的同樣情感基調的還有一篇《敘愁賦》，其文曰：“對床帳而太息，慕二親以憎傷。揚羅袖而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别之異鄉。”可以看出，曹植是非常善於屬物言情的，物事與心緒往往能深相生發，營造出感人至深的情感意境。曹植其他一些離愁别緒的賦作，如《釋思賦》、《洛神賦》等，都是情文相映、引人至深的優秀作品。
除上述內容外，詠物賦是建安賦作中一個較大也比較有特色的類别，作品如曹丕《登臺賦》、《槐賦》、《柳賦》、《車渠椀賦》、《瑪瑙勒賦》，曹植《車渠椀賦》、《迷迭香賦》、《芙蓉賦》、《浮萍賦》、《槐賦》，王粲《鶯賦》、《酒賦》、《鶡賦》，徐幹《桔賦》，陳琳《迷迭賦》、《柳賦》，阮瑀《箏賦》，劉楨《瓜賦》等。詠物賦並不是建安作者的首創，至少漢代就已有之，著名的如賈誼《鵩鳥賦》、趙壹《窮鳥賦》等，已表現出藉物議論抒情的特色，但在漢大賦主潮的掩映下，這一賦作類别並没有產生多大影響。建安時期，詠物賦纔衍成了一股重要的潮流，建安作者發為短制，競比才華，多有同題之作就是這一情形的反映。建安作者睹物生情，因物言志，或比說鬱結，或表達快意，或詠歎節操，或抒發志向，使詠物賦成為一種適意、便宜的抒懷指事的賦作類别。到六朝時，詠物賦更是蔚為大觀，但其調子已缺乏建安作者的真摯誠懇了。翻檢建安賦作，留意其反映的內容——個人之經歷、生活之感觸、他人之物事、外界之變化等生活內容大量入作，所表達的情志——大到壯志，小到己情，既不為“美”，也不為“刺”，而主要在寫意抒情。可以說，建安作者在詩中所反映的物事情懷，都能在這裏找到對應，賦與詩成為建安文學的主脈是有現實成績作基礎的。
其次來看一下散文中的情況。首先要說到曹操。魯迅說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師爺，别人文中不敢說的、不便寫的，他卻没有顧慮，想写便寫出來（《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前揭《魯迅全集》第三冊，第503頁。）。曹操不但對創作進行要求（已如前引），還身體力行進行這樣的創作實踐，故而曹操的文章往往表現出直接誠懇的特色來。如《讓縣自明本志令》說得直接坦露，並不遮遮掩掩。如《軍譙令》：“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雖為令體，卻如直接抒情的小品，真摯感人。又如《封功臣令》：“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剋，豈吾功哉，……吾何以安焉。”《整齊風俗令》：“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雖為應用文體，但在切實中總洋溢着鮮明的本人情緒，絕不枯燥。曹操另有《祀橋太尉文》：
……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詒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不用說體式和內容上的創新，單就其中的情感而言，已可稱之為佳構。篤好之憶，思念之淒，隨情流溢，作者娓娓敘之，如對故人。
建安作者的散文中也有對當時社會現實、軍旅征伐、聲討往來情況的反映，如陳琳《為袁紹檄豫州》、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曹丕《典論·自敍》等，但非常有特色的是當時的往來書信，名篇如曹丕《與吳質書》、《又與吳質書》、《答繁欽書》、《與王朗書》，曹植《與楊德祖書》，陳琳《答東阿王箋》、《答張紘書》。其中《與吳質書》、《又與吳質書》描寫建安諸子連輿接席、宴飲言歡、遊園取笑、“白日即匿，繼以朗月”、“何曾須臾相失”的快意生活，可眾作者“一時俱逝”，作者觀舊景而傷懷，覽舊作而抆淚，樂往哀來之痛，物事人非之傷，款款情至，感人心懷。說建安散文，不能不提及曹植的表，代表作品如《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陳審舉表》等。後期的曹植備受猜忌打擊，雖身為藩侯卻欲比常人而不得，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曹植也没有泯滅志意，仍充滿對功業的強烈嚮往、對赴國捐軀的強烈期望：
使名掛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没世無聞，徒榮其軀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求自試表》，《陳思王集》，前揭《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二冊，第26頁。）。
困境之悲、忠誠之志融合於表中，作者志意深沉，心神憂切，幾近哭訴，“建安風骨”的內在精神在曹植身上表現得最為鮮明。《文心雕龍·章表》稱：“陳思之表，獨冠群雄；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製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曹植有真摯縱橫之志意，有淩雲健筆之才華，流衍為文，自可“獨冠群雄”了。
至於此時期的小說，正如魯迅所說：“記人間事者已甚古，列禦寇、韓非皆有錄載者，惟其所以錄載者，列在用以喻道，韓在儲以論政。若為賞心而作，則實萌芽于魏而大盛於晉。”（《中國小說史略·〈世說新語〉與其前後》，《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46頁。）既為“賞心”而作，則也就具備了為個體感性文化消費的基本素質，在這一點上，就與後世的通俗文學體類聯繫起來了（王運熙《論建安文學的新面貌》：“建安文學在通俗文學（特别是小說）的發展上起了先驅作用，也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一種現象。”（《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