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强说：“每平方米一千一二吧，我们买不起的。我和张桂花都是下岗职工，说是下岗，其实哪里还有我们的岗啊！一分钱都没有。不摆这个摊子，连吃饭都成问题。现在厂子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厂领导把地皮也卖了，说是还银行的贷款。我们600多下岗职工，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这几天工人们开始串联，说准备阻止商品房开发，把地皮拿回来，我们集资，在上面盖房子或者商铺卖，算是给大家一条活路。我没去，一来你嫂子一个人弄着这个摊子，肯定是弄不了；二来我也想了，闹有什么用，人家早就串通好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你就是再闹，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现在谁不知道，官官相护。有钱人帮有钱人，当官的帮当官的，谁还把我们这些小百姓看在眼里。你要是硬闹，人家也有办法，警察别看对治安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在县城里，大白天的两拨人打架，只要不打死人，警察就是走过旁边，他也装着没看见。但工人一闹就不一样了，就不是治安案件了，他们说是威胁了社会稳定，不但警察，连防暴警察、武警都会出动，一个一个，荷枪实弹，戴着头盔，好不吓人。逮着一个，就像农村杀猪的捆猪似的，把你往车后面一扔，拉到没人的地方，在太阳底下晒个大半天，也不让你喝水，也不让你上厕所，你说你服不服。所以进去的人，都学乖了，想起受过的罪，都老老实实了。就是再委屈，也不敢对抗政府了。活着比什么都好。我还有两个孩子要供养啊，离开了我，这娘儿三口，都得流浪街头，成为要饭的。所以我现在是什么活动也不参加了，他们给几个就算几个，我也不闹了，再闹更没有好果子吃。好歹我还有这个摊子，一天下来，还可以挣个三五十块钱，够我们一家生活的了。等把两个孩子供养大了，都能够上到大学毕业，找个好的工作，我就满足了。我经常给两个孩子讲起你，说如果你们上到了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了，就去找你一鸣叔叔，他现在是大官了，是个好人，他会帮你们的忙的。等老了，干不动了，我和你嫂子就回农村的老家。家里好歹还有一片宅子，可以起两间房子，够我们两口住，就行了。这县城里，也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生活的地方，连喝的水都涨价了，什么都贵，我们也花销不起。”
王一鸣听他讲的，心里一酸，眼泪差点要掉下来，饭也吃不下去了，他没想到，原来在县城里非常风光的机械厂的工人，如今竟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在计划经济时代，机械厂是全县闻名的著名八大企业之一，生产的农机配件行销全国，效益好得很。厂里有篮球场、足球场，设施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县城里有什么重大的体育活动，都要借用他们的场地。
那个时候，在机械厂上班的小伙子，在县城里随便挑媳妇。工资高，福利好，有食堂，有宿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老大哥。没想到，改革开放没几年，厂子就不行了，到最后，竟成了这样的结局。
县城里其他的厂子怎么样，王一鸣还想了解了解，就问大家：“当年的八大企业，现在还在吗？”
同学们说：“都垮了，有的地皮早卖光了，上面都开发成了商品房。现在县城里唯一兴盛的企业，就是房地产开发公司。其他的都完了。”
“那全县工人靠什么就业啊？”
“哪里还有就业，没人管了，自谋生路。没听电视里天天唱吗，‘从头再来’。整个县城，下岗失业的不下三万人，到外地打工的打工，回农村老家种地的种地，留在县城里的，男的大多蹬三轮，女的大多摆小摊。你看那县城里那么多的人力三轮车，大多数都是下岗工人。女的呢，批发个毛巾、鞋子之类的东西，走街串巷，叫卖东西。有的长得漂亮的、年轻的，嫌弃干这个丢人，又不挣钱，就去了外地，做了三陪小姐。这样的人多了。现在的社会，笑贫不笑娼，只要你能挣到钱，也没有人说你了。你看那满大街的美容美发店，坐在里面的小姐，袒胸露乳，里面连一把剪刀都没有，都是干皮肉生意的，她们都是外地人，本地人不在本地做这个，怕熟人认出来。”
王一鸣问：“那你们都靠什么生活啊？”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各想各的门路。上班的，有工资发，虽然不应时，有时候要拖欠个一年半载，但到年底快过年的时候，好歹都会给补齐。平常里没有钱了，只能是求亲靠友借。农村里有地的还好些，回家还可以要点粮食，自己买点菜，可以过下去了。现在就是怕孩子上学的花费，一个孩子，每年学费带生活费，需要上千块。更怕家里有病人，一旦得病，就是倾家荡产。现在好多人没有医疗保险，就是有，也报销不了几个钱，看大病，还是靠东挪西借，家里有一个重病号，全家人的生活都受拖累。在县城里，做个公务员，一个月下来，也就是四五百块钱的工资，门头差事又多，今天他结婚，明天他家死人，都得应酬、封礼，一个月下来，总有几宗事情，这个钱，不花又不行，县城又只有那么大，你接到请帖了不去，下次见了人，没办法开口，你赖啊！没脸见人。于是，就是再穷，也得打肿脸充胖子，鼓着肚子硬撑。所以，现在的生活压力，简直是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了。大街上失业的成群，没有饭吃，就偷就抢，尤其是那些十七八、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早早就辍学了，找不到工作，没有钱，还想活得风光，有酒喝，有饭吃，于是就拉帮结派，闯荡江湖。在县城里打架斗殴，这一派和那一派，为了争地盘，抢生意，经常是大打出手。这些人，都是不要命的，谁下手狠，谁是英雄，大家都佩服。在县城里也就成了名人了，到哪里都有人巴结，整天有人请，连那些当官的，也给这些人面子，和他们称兄道弟，有的甚至拜把子。公安局破案也要这些人的帮助，要不然就得不到线索。现在的社会啊，简直是乱极了。一鸣你好歹还是个副部长，有机会见那些大官们，难道下面这些事情，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还是知道了，装糊涂。你得向上面反映反映，现在到哪里，都是这个样子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民不聊生啊！”
王一鸣听他们乱七八糟地讲了许多县城里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都是触目惊心，这些事情，让王一鸣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他没想到，仅仅是十几年的光景，这个偏僻的县城，就是这样一副样子了。这个县城，也就是全国的缩影，其他的地方，也不比这个地方好多少。王一鸣承认，自己这些年，官越做越大，到基层的时间越来越少，就是到了基层，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看到的都是当地最好的一面，所有的阴暗面，大家都对他回避了，谁也不敢讲，谁都怕触霉头。大家一级一级，哄骗上去，就成了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在北京时，看到的都是欣欣向荣的一面，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简直是太好了，大家一说起来，都是大好局面、蒸蒸日上啊！报纸电台电视台，也是开足马力，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整天向全国、全世界灌输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欺人与自欺，让大家都失去了基本的常识，不敢面对现实，整天晕晕乎乎的，在麻醉中混起了日子。
王一鸣感觉到，坐在北京自己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确实感受不到危机，看不到这个社会现在已经是一团乱麻，官当得越大，离人民越远，也就离社会真相越远。想到自己是这个状况，王一鸣从心里真是感到可怜那些比自己官大得多的人，他们离社会真相的距离，毫无疑问是更远了。他们得到的信息都是过滤了多少遍的，他们耳朵里，再也听不到像自己的这帮同学那样，直言不讳毫不留情的话语了，没有一个人向他们说实话，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已经是瞎子聋子，怪不得他们的脸上，什么时候看都是带着灿烂的笑容。他们就像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这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能说不是悲哀。连真相你都看不到，你还能有什么正确的判断力呢！讲出来的话，作出来的决策，只能是离广大人民越来越远，你不拿老百姓当回事，长此以往，老百姓也就不拿你当回事了。大家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在相互欺骗中，混起了日子。这里没有发自肺腑的尊敬、爱戴，只有皮笑肉不笑的笑容、应酬的神情，这样的领导人，哪能有什么个人魅力可言呢！
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几个小时，看看快到12点钟了，大家还意犹未尽。小强的老婆还在加菜，王一鸣说：“吃好了，吃好了，嫂子你也忙了一天了，也该休息休息了。”
大家于是就站起来，王一鸣掏出随身携带的提包，从里面拿出500块，递给熊小强说：“这是我的一点意思，是给两个孩子的，让他们好好上学，争取考上好的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到时候，如果我有能力，一定会帮忙的。别的人不帮，因为找我的人太多，我的能力也不够，但你的孩子，我还是会想点办法的。”
小强推让了几次，看王一鸣执意要这样做，只好留下，说：“别的客气的话，我就不说了，总之，我这一辈子是完了，没出息了，我希望两个孩子比我强，如果他们能够考上大学，到时候少不了还要麻烦你，我们全家，先谢谢你了，感谢你来看我，我两个孩子知道了，对他们就是很大的鼓舞。”
王一鸣说：“你和嫂子，也要保重身体啊，该休息时要休息，挣不完的钱啊。身体好了，才能多挣钱。”
小强两口子不住地点头，说：“记得了，记得了。”
大家握手告别之后，四五个同学，拦了两辆出租车，陪着王一鸣回了县委招待所。这个时候，县城的大街上，空荡荡的，笼罩着的气氛是令人不安的，不时地有三五成群的小青年手里提着酒瓶，喝得东倒西歪的，大声地说话，或者在大街上公然撒尿。有的把喝过的啤酒瓶，狠狠地砸在地上，碎玻璃溅得一片片的。
第二天早上，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来陪王一鸣吃早餐。说起对县城的印象，王一鸣说：“这次回来，最大的印象就是县城里像是回到了解放前的上海滩。这样下去，人民怎么会有安全感。你们都是父母官，该抓一抓了，总不能大家都上不了街，憋在家里看电视吧。养那么多警察，干什么用的，连个县城都管理不好，我看公安局长该撤职了。”
他的话把县长和县委书记说成了大红脸，一个劲说：“是，是，我们这就安排，限期一个月，再整治不好县城的治安，我们就联合向市局打报告，要求市公安局调换人员。太不像话了，整个县城的社会治安，一天不如一天。晚上老百姓连上街都害怕，我们实在是惭愧啊！王部长你也知道，这县公安局，局长不归我们县委管，是上面局里派来的，可以听我们的，也可以不听我们的，有什么事情，我们还得看他的脸色，真是难啊！”
王一鸣也体谅他们做父母官的难处，知道他们这个位子，也确实不好干。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一个大县，没有工业，财政困难，基本上寅吃卯粮，靠借款度日，有的时候，连县委机关都会拖欠工资。所以他们见了王一鸣，就像见到了财神爷，想通过他的影响力，给县里多弄点资金。对于他们的要求，王一鸣有时候也会力所能及，安排些资金，特意交代部里的有关部门，对老家这个县倾斜一下。几年下来，也为老家的县，弄了几百万的资金，虽然不多，但也解决了一定的问题。所以他回到老家，说什么话，这些父母官们，还都买账。
第二天，王一鸣又在县城里呆了一个上午，抽空到弟弟二虎家看了看。二虎现在是县二中的校长了，副科级，官虽然不大，但管着几百老师，学校的学生，也有五六千了，在县城里，也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了。
最关键的是，大家都知道他是王一鸣的弟弟，他哥王一鸣是个大官，说的话连市里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给面子，县长和县委书记，就更不用说了。他这个副科级，还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看在王一鸣为县里办了不少事情的份上，特意安排的。
原来二虎上班后，一直在县城的一个初中当老师，成了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两口子都是教师，都在一个学校，日子虽然说不上好，但教师的待遇，在县城里还是有保障的，所以比别人还是过得挺好的。
等王一鸣的官越当越大，先是当了市长，在老家引起了轰动。后来又到了北京，做了副部长，回到省里，连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要给面子了，二虎在县城里，也成了知名人物。
有的局长什么的，要到北京办什么事情，都要千方百计，和二虎套近乎，让他给王一鸣写个信，或者打个电话，通融通融，找人的时候方便些。
二虎这个人，性子爽快，别人三句好话一说，就捺不住性子了，拍着胸脯为别人办事。有的时候，甚至亲自和别人一起，千里迢迢，坐上小汽车，到北京城里找王一鸣为别人办事情。当然自己也落点好处，吃点喝点，还可以分点好处费。
王一鸣对这个弟弟也是没办法。知道弟弟是个急性子、直脾气，你说得狠了吧，他生气；你不说他吧，他耳根软，容易为人驱使，不明不白地为别人跑腿办事，也给王一鸣平添了不少麻烦。
所以王一鸣对他也是讲究了技巧的，首先表扬了他的热心肠，为别人办事两肋插刀，这样的性子，在县城里混，肯定有不少朋友，人缘好。但今后要多长几个心眼，不要二两小酒一喝，就拍胸脯保证了，现在办什么事情都不容易，要花钱，找关系，就是不用这些，也欠人情，日后还得弥补。所以那些半生不熟的人，就少交往些，少往自己身上揽事情，少给自己添麻烦。把自己的学先教好，以后有机会，向上走一走。
二虎一听就明白了，原来自己的哥哥是批评自己多事，虽然马上弄个大红脸，但毕竟是自己的哥哥，不是外人，再说了，小时候哥哥没少修理自己，现在也已经习惯了，谁让他是你哥哥呢。所以饭吃得虽然不痛快，但从此以后，就长了个心眼，不再像原来那样，为了显示自己能力强，什么事情找到他，他都揽。
过了一段时间，王一鸣觉得自己的弟弟还是可以造就的，就在县委书记在北京出差、拜会自己的时候，在酒足饭饱之际，向县委书记作了交代，想让他关照一下自己的亲弟弟。
县委书记哪敢怠慢，回到县里，就给县教育局长打了招呼，让他提拔王二虎做了学校的副校长，以后又调到教育局，做了股长。两年之后，就提拔了副科级，到了县二中做了校长。
在县里，这个二中校长的位子是个肥缺，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大事，在农村的孩子，都想去县城里上学，二中虽然比不过一中，但也是重点中学，所以平常里到二虎家送礼的多了去了。大部分是安排孩子上学的，也有的是师范毕业生，想在二中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
这当个教师，在县城里算是很好的岗位了，工资有保障，住房好解决，特别是女孩子，当上了有编制的教师，连婆家都好找得多，长得再丑，都有人抢着要。因为你有个好工作。但是，要想得到这样的岗位，不找人，不送礼，在现在的社会，是办不成事情的。
因为二虎的特殊背景，他决定要的人，就是县教育局长，也得给这个面子，所以，找二虎办事的人很多很多。特别是逢年过节，二虎家里简直成了超市了。送烟的，送酒的，送猪肉羊肉牛肉的，一个春节下来，能拉上一车的东西。这些东西，收了又不算受贿，整个县城里都是这个风气，哪一个领导家里，都是这个样子的，大家见怪不怪了，你不说我，我不说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