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诚中求变，执两用中，不离其本，是曾国藩《变术》的精华。人生在世，时空在变，世界也在变，因此每一个人一定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不同的境遇，而每一种境遇的抉择，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以后的命运。在这不同的境遇下，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哲学“诚”与“变”。二者的关系十分复杂，恪守真诚，固然是好的，但是不分对象，不分环境，一味死板的去恪守往往会失去许多东西。
1.改变缺点，提升自我
人们要盖房子，必须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坚，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这个道理，“四书”之一的《大学》说得最好：“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参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悦神爽，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如下数端：
一是戒多言。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侨，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啊。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语言碰撞：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即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忧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和人力有关。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是戒怒。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相反，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
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册。
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历多次磨难后。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妒忌，求是贪求。
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说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曾国藩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遗憾的是尚未能扫除净尽。进而他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以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生命体系，它必将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和进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尊重。
曾国藩语录精粹：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渐，局促如茧自缚。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同治十年三月
2.大是大非，权变对之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至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重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二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慎重行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毫丝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侈奢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的遗风。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迂腐久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答。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已的想法。曾国藩读信十分感佩，回信说：
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咸丰的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