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来自《论语·八佾》，断章取义兼量材为用。原文云：
（鲁）哀公问社（祭土之所）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种松树），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这段记事不复杂，可是很难讲。宰予（字我）虽然是“朽木不可雕也”的人物，推想学问、见识未必很差，因为还敢议论三年之丧，认为时间过长。若然，他说周朝的社中种栗树，取义为使民战栗（即显耀镇压之力），不会是无中生有吧？孔子的评论可以作为旁证，是说过去的事用不着再纠缠，而没有说他理解错了。可是祭祀之地种一些树，竟会有这样的深义吗？依常情，也可能是牵强附会（始作俑者未必是他）。讲不清，也来一次实用主义，即取其中的四个字，古为今用，以表示红卫英雄喊造反之后真造，有不少人立即落入苦难中，暂在岸上的，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落入，何时落入。总之，稍微夸张一点说，情况就成为全民战栗。
战栗来于战“绩”，还应该具体说说战绩。大致是8月下旬起，延续到9月10月，红卫兵组织得到大力支持之后，狂热加了热，立即变为行动，对所设想为“反”的一切消而灭之的行动。这所谓反，站在前排的当然是“人”，于是这消而灭之的行动就最先触及人。红卫之风起于中学，推想是小学离黄口期过近，力量还不够大；大学呢，知识多些，狂热之热会相对降温。所以横扫的豪举，冲锋陷阵的仍是中学。口耳相传，有些中学之内已经设了公堂、监狱，捕所谓有问题的，刑讯，打，已经死了一些人。具体情况，详细情况，当然不知道，因为不敢接近，也不想接近。
也是口耳相传，有些所谓有问题的，不是捕入中学，审问，打，而是红卫兵登门，打，死在自己家里。至于具体如何打，以及死的情况，自然只有改名为什么军、什么兵、什么武的，以及受打之家和近邻能够知道。扩大为总的情况，不知道其时还有没有统计学家，还能不能有统计之事，也就只能“不知为不知”了。但也不少确凿的耳闻，只举二事。一件，是听住在鼓楼前方砖厂的老同学刘佛谛的儿媳说，正是抄、打之风刮得最厉害的时候，她有一天在门口，看见由东开来一辆三轮卡车，上面是几具尸体，吓得她立刻回来，不敢再到门外去。另一件，是听说，清除黑几类，大兴县闹得最厉害，死了不少人，以致官方出动，去制止云云。情况如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有记载，我觉得有教育意义，且可省力，抄有关部分：
八月二十七日，红卫兵将个别所谓“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拉出来斗打。把人打死后，红卫兵还觉得没有捕捉到对手的“变天账”，于是义愤便转移到其他“四类分子”及有一般问题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以便满门抄斩。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
这就是狂热加无法的结果，使“人之初，性本善”的人不能不痛心。痛心之后如果继以想，想到无法之后还有无理，即连流氓出身的刘邦所定“杀人者死”的法也不能推行，甚至不许追究，剩下可行的路还有什么呢？也就只能心里问一下，“今是何世”了吧？
狂热的行动，打、杀之下还有抄家。抄家，旧时代也有，名曰“籍没”，都是圣旨下达，对个别人，如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珅之类。红卫兵之抄虽非疏而不漏，却也不是个别的，所以京城之内，各街、各胡同，京城之外，各镇、各乡，相加，数目就会大得惊人。多，据说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是一种荣誉，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曾否有人统计，并为争得此项荣誉而申报云云。且不管它，只说抄家之风，也是由8月下旬刮起。有组织，是红卫兵若干人；像是也有计划，比如一条胡同，自西徂东，有的门，过而入，有的门，过而不入，可证。单说人的，因为是武戏，也免不了打，但重点是抄，也就只求疼而不求死。
也有断续的审问，如问有枪没有，问变天账藏在什么地方，问金条埋在什么地方，等等。问，答，红卫英雄都是怀疑主义者，必不信；就是信，也仍要动手。于是而翻箱倒柜，甚至挖地拆墙，找名为反、实为贵重的东西。凭灵机一动分为两类：一类当场毁，或烧或砸；另一类装于门外静候的车辆之上，运到某个地方。所有这些活动，目的明确，是让被抄者成为家徒四壁，即使还能活也困苦万分。再说这两类的处理办法，后一类的运走，不违背“人失之，人得之”的大方之道，像是较为可取。至于烧和砸，所谓玉石俱焚，就百分之九十九会成为社会的损失。举亲闻的两次烧为证，一次是烧了一个明朝沈周的画卷，一次是烧了某碑的世间仅存的拓本，推想未闻之烧、砸必不少于千千万万件，愚昧至此，真是太可悲了。
抄家还有个附带措施，是对于某些来于农村的，要“打回老家去”，即抄完，人也扫地出门，并勒令立刻还乡。遵命走，紧眼着来的是三道关：奔赴车站，那里聚集着大批红卫兵，上车之前要毒打；上车之后，车上还有红卫兵，继续打；到站下车，也是还有红卫兵，仍是打。至于到了本乡本土，会受到什么待遇，那就千变万化，谁也说不清了。
较之抄家再“温厚”些，还有除四旧。四旧有没有定义，我不知道；推想红卫兵手持尚方剑，有生杀予夺之权，也用不着定义。没有定义，可以推想。先要年代久，但年代久的未必都算，如渭水、泰山之类就不在除之列。这样说，是指一部分年代久的，究竟包括哪些呢？幸而有些“勒令”中曾举例，为书画、瓷器、玉器之类，即常语所谓文物。但箧中、案头有几件这类东西，人怎么就会“修”了呢？又是谁也不知道。勒令中像是没有说书（读书之书）也算，想是书中还包括宝书。但古旧书想当在除之列吧？因为听说，刘盼遂因为存书都被送往造纸厂，夫妇结伴自杀了。语云，凡事要多往坏处想，红卫兵不登门，勒令自除，就最好宁多勿少，性质难定的都算，或烧或砸，从重从快。
于是随着抄家之风，更普遍的除四旧之风也刮起来，家家“主动”检查，认为有问题的就拿出来，如书，就烧，如瓷器，就砸，以防万一红卫兵来复查，除旧不尽，如勒令所说，“由本人负责”。这样除除除，扩大到四海之内，究竟除了多少旧物（几乎都是珍贵的文物），是任何数学家也算不清的。但也可以由一斑以窥全豹。我住在广化寺之旁，红卫之风一起，就有某中学的红卫兵开进去，像是未打和尚，只除佛像。大约有一个月吧，佛像都砸了，变为碎块，堆在大门外偏东的空地上，成个小五陵。旧时代，北京也是“南朝四百八十寺”，据说，除了碧云寺的罗汉堂，卧佛寺的卧佛（因铜铸，坚固，砸时震手疼而获免），少数铜佛，铁佛以外，所有佛像都毁了，只保留个信教自由的口号！
以狂热为动力，施展为打、杀，为抄家，为扫地出门，为除四旧，人总是肉长的，“性相近也”，具体说是都想活，而难得活，所以就不能不怕。怕引来多种结果，其中一种是“自愿”离开这个世界，如老舍，傅雷夫妇，叶盛兰、叶盛章兄弟，等等就是。怕，竟至深到这种程度吗？另有两件小事使我常常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件是同事几十年的蔡公，遵勒令交四旧，连我代他求金禹民先生刻的印章也交了。另一件，是70年代末，我住在北大，到东门外成府街萨师傅（苗族，人很温雅，其时年已耳顺）那里去理发，他拿几个瓷茶杯给我看，意思是让我鉴定年代，我看看上面的干支纪年，断定是民国十几年，问他从哪里买的，他说是大革命初起时，由街西口垃圾堆上捡的。连茶杯也不敢存了，为什么会怕得这样？及至十几年后，看文化大革命时的纪事，知道红卫兵的标语中还有“红色恐怖万岁！”才恍然大悟，是不少人，只是因为怕就精神失常了。
如果精神还未失常，或失常之后又变为常，就不能不平心静气地想想：一个社会，容许随意打、杀，以致百分之九十的人战栗，百分之九的人精神失常，用这样高的代价以换取不修，合理吗？还有，所谓修，表现为具体的生活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其对立面，不修，表现为具体的生活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不免于战栗甚至精神失常的人迫切希望知道，可是谁也说不清楚。损之又损，比如某君，遵守勒令，把原刻的《楹联丛话》交了，换得不修的资格，若干岁月之后，落实政策，发还，而就真去领回，算不算又修了呢？又是谁也说不清楚。我想，尤其在迷离恍惚会与打、杀联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要推重“明确”。明确来于平心静气地思考，即讲理——不好，讲理是臭老九的痼疾，要从速躲开，只说希望。人，只要还活着，尤其兼有怕，就不能忘掉希望。希望什么呢？已经举起鞭子和刀，“德”治是不可能了，那就卑之无甚高论，只求能够“法”治。法，是指由天子至于庶人都守的法，而如果真能有这样的法，惩治的事自然仍会有，但那是走入法庭，听完判决之后的事，不走入法庭，或走入法庭之前，就用不着战栗。生活而可以不战栗，在刮红卫之风的时候，也成为“此曲只应天上有”，每一念及，不禁为之叹气。
还有甚焉者，是有时由无法而想到“所以”会无法。开门见山说，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其中有不少人，以迫害他人为乐，这是个什么问题？如果事实俱在，不能不承认，像伟大的民族、灿烂的文化，以至可爱的祖国这类大话，还能厚着脸皮说吗？说不说是小事，如果愚昧和残忍真是来于久远的根性，那就成为值得痛哭流涕的大事了。大事要大办。如何办？万言难尽，只说所求，不避理想主义或右倾之讥，是有那么个机会，可以打、杀人而不负法律责任，任怎么煽动、蛊惑而没有“一个”人去打、去杀，如此，我们就可以恢复说伟大，说灿烂，以生而为炎黄子孙自豪了。何时才能这样呢？难，但向往文明，路只有这一条，也就只好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