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困难说了一大堆，都是个人身边的小事。有什么意义呢？语云，小可以喻大，也就未尝不可以放大。放还可以一放再放。一放，可以得个消极（不该怎样）的教训，是像这样损人而未必能利己的强制措施，已然的，要确认是错了，并前事不忘，堵死再出现的道路。如何堵？要以小民的幸福为重，如何行，取决于多数人的慎重考虑，而不是一个人的灵机一动。再放，还可以得个积极（应该怎样）的教训，是道听途说，讲治平之道，放眼世界，有些地方是把“福利”奉为措施的南针的。其结果，人有了生，只要不危害别人（包括多数，即社会），就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满足于吃救济金而不干活。我“无缘飞异域”，眼见是办不到了，但仍愿意学耳食之徒，闻而不疑，并希望我们也试试。试，有什么好处呢？为所欲为，不敢，总可以不被迫还乡了吧？
劳 而 食
这是想说说，还乡时期，劳动方面的情况。劳动指生产劳动，在农村，即农业劳动，起火做饭之类不与焉。人有了生命，要求能活，而天上不会落下馅饼来，所以不得不从事多种劳动。一个人的所能有限，不能、也不宜于把多种劳动包下来，所以要分工。工有多种，有没有高下之分？难言也。爱因斯坦坐在屋里写相对论，邻居二大妈站在院里喂鸡，由都需要方面看，也未尝不可以说在什么什么面前人人平等。可是转为别的角度，如难易、文化的积累、社会效益等等，二大妈的劳动像是又不得不屈居下位了。由此我们会想到，天之生材不齐，只有“都要能活”不许打折扣，其他都可以灵活。分工是灵活；没有工作能力（老弱病残），可以不劳而食，同样是灵活。但总的原则应该是，人人要尽己力之所能，劳动。违反此原则，如旧时代，有些人不劳动，反而多享受，不合情理；新时代，分配王力去看楼门，朱光潜去打扫厕所，也是不合情理。
与王力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相比，我是无能之辈；但也不是任何事都不能做，不过已被判定为有罪兼无用，并逐出都门，也就真成为无用了。无用碰到无业还会产生缠夹，因为照新时代的规定，有业而无用或不用，可以依法休息（普通曰退休，高级曰离休），也就不再有劳动的义务。退职成为无业，没有依法休息的权利，而投笔归田，要在生产队之内分农产品，不劳动，不就成为不劳而食了吗？稍可自慰的是已经年过六十，颜不红而发白，守亚圣之训，“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也就可以安于不劳而食了吧？可是说起亚圣，乃孔老二之徒，其师已下降为老二，其徒的话还能算数吗？所以要薄古而厚今，看看现在是如何规定的。不幸是谁也不知道，——就是知道，农民依祖传，我行我素，也必是不管规定不规定。所以结果就只能走道家的路，少思，听着。也许是借了旧家的余荫吧，我走入斗室，忙我自己的事，各级有权者没说什么。
但后来还是从事过一些劳动，以何因缘呢？先说第一种，拾粪积肥。是还乡之后不久，我到村西南五里侯庄子三表妹（张庄马表弟的胞妹）家去串门，表妹夫沈如栋跟我说，我无事，常到野外走走，这样空身不好，因为农村没有这样的，觉得奇怪，就更注意看。不如买个粪筐（我们家乡名粪箕子，树条编，直径尺余，不高，一面有梁，可置肩上）背着，不论走到哪里，就没人注意了。路上碰见粪，愿意拾就拾，交生产队，也算有点贡献。我觉得他这主意不坏，主要是可以助长我各处走走的自由，就在下一个集日，到镇上买一个。还要配个粪叉，乡邻帮忙，一家出个铁叉，另一家出个木柄，安上，就胜利完成。此后，因为第一次下去，准备不够，诸多不便，还不能如以后，也读也写，屋里面壁难忍，就与这新交的朋友（粪筐）结伴，为逍遥之游。
我守本分，见到路旁之粪，不是愿意拾就拾，而是必拾，所以有时机会好，就会拾满筐。满筐，是生产队的所得。我的所得更多。如阮步兵之乘车漫游，获得精神的放，纵使是短时的，一也。二是可以遐想开天旧事，比如走到药王庙之前，就可以想到半个世纪之前，晚上听刘阶明老师讲《孟子》，夜里睡在观音大士旁的情况。走到镇南的中学门口，所想会更多，因为那里原是南大寺，我幼年还见过残破的大雄宝殿。于今是书声琅琅了，有一次如做南柯之梦，忽然发奇想，心里说，如果废物利用，我走上讲台，也许还能讲几句吧？神飞至此，收视反听，瞥见身边的朋友，不禁破颜为笑，继续前行。行，有时还会走进柴门，那就会取得物质的享受。这是指顺便串亲，或东南行三里，到李各庄南院大堂妹家，或西南行五里，到侯庄子沈如栋家，或西行三里，到张庄马表弟家。显然，无论走入哪一家，就都可以吃自己不动手之饭，并佐以无名但也有酒味之酒。
提起张庄，还要说一家关系比较远的亲戚，我的堂弟妇的胞弟，也姓马，他的夫人李氏。她是我们村西十二里迤寺村的人，我的最小的姑母嫁迤寺村李家，这位李氏就是李家的姑娘，所以同我就成了双层亲戚。她住在张庄西口内（马表弟住在东口内），西口外是南通天津的公路，我拾粪如西行，经常走到公路而后返，所以在她的家门以外也不断遇见她。从农村习惯，见面不过寒暄一两句。可是她的风度使我难忘，年已半百，面容还是那样粉白，就是在都市也罕见。更罕见的是面上总是堆满温婉的微笑，而且一看就知道是发自内心。也许多年以来，我面对的冷酷太多了吧，见到她，借用文言滥调，真是百感交集。感，而且是百，难写，想只抓一个我认为特大的，是翻某外国小说中的名言“人不像你想的那样好，也不像你想的那样坏”之版，说并坚信“世间不像你想的那样好，也不像你想的那样坏”，这话貌似骑墙，实质则千真万确，盖举证，前半过于容易，后半呢，我想，有李氏一个人也就够了。
再说另一种正牌的。记得是第三次回去，1972年10月，秋收的时候一天晚上，生产队的负责人光临我的斗室，说“决定”我也应该参加劳动。只说决定，没有说什么人决定，听口气，这主意不是他想的，是由上边（支部或大队）来的。积多年之经验，三十六计，顺从为上计，于是问干什么活，他说：“到场上随便干点什么吧。”用不着费乾嘉学派那样大的力，我就能考出这股风是哪里起的。是远在此之前，确切时间不记得了，有个同我家关系深的人告诉我，我刚下来的时候，有那么一家人，在什么场合，说我被赶还乡，是敌我关系，应该照敌人对待。意见可能反映到上边，上边什么人说，干校送来，说没有帽子，不是敌我矛盾，这个风波才暗暗过去。
但有的人，无位而性同有位之人，言出而法未随，心里存有不平之气，憋得慌，于是换个角度，或说退一步，想再找个碴口，举戈一击，出出气。于是或费力或未费力，找到个理由，是既然分劳动果实，就应该参加劳动。这是群众有意见，主其事者就要考虑，然后处理。再说这主其事者，多年与我家感情不坏，且有亲戚关系，所以执行，就明，公事公办，暗，多方关照。记得第一次上场，是分配轧场，只是站在场中心，拉着牵驴的缰绳，看着驴转圈。分配的活干完，问还干什么，常常是说：“没什么活了，回去吧。”这样断断续续，也许有十天八天吧，原来有不平之气的气放出来，热变冷，主其事者干脆下令说：“以后不要来了。”这个小波澜又平安过去。
关于分劳动果实，情况也要说一下。分是公，因为照规定，我不再有都市发的粮票等各种票，还要活，就不得不靠农村所能得的多种生活资料，由粮棉等直到柴草。但世间是复杂的，古语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虽只有两足，但未死，也就还有些不僵的条件。可以由总账方面看，由1971年5月起，我户口还乡，到1979年2月户口回京，名，我下去差不多八年，实则只是住一年多一点，而食品，如米面等，有些还是由外面带回去的，可见这劳动果实，分不分，与我关系不大。但人性论，最不能忍的是受到轻视，所以依世故，通知分，比如白薯，要到产地去拿，也立即出发，并表示欣欣然。分得的东西很杂，其中有北京家里视为珍贵的，如棉花（质量好）、芝麻（难买到），就带回北京，其余如各种粮，吃一些，剩下的送与相熟而且需要的。再有，八年，我有四年没回去，或回去，而分物时不在，如何处理？正如生产队主事人的老伴所常说，“不定哪一天就回去了”，大概都没有把我看做归化之民，我那斗室无人，就是看到名单上有名字，也视而不见了。
可能是由1972年4月第二次下去起，“惯了一样”的道加改用煤油炉的术，生活变很难为较易，于是未很饱暖而也生闲事，旧病复发，又几乎不自觉地与文字亲近起来。粗分是两类，读（读带来的书）和写；细分，写又可以分作两类，临碑帖和诌文；诌文还可以再分，是写文章和写诗词。这样，闲人成为忙人，野外为逍遥之游的兴致逐渐下降，我按规定应该劳而食，就成为不劳而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