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
——《史记·孝文本纪》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缔造者；高祖之后，武帝之前，身处开基与极盛的纽带位置；废黜黥、劓酷刑，一颗仁心，让后世人千载传颂；身处至尊却能麻衣布履，从不被声色所迷，从不被丝竹所惑，后世帝王与之相比谁不汗颜？以黄老治世，休养生息，饱经战乱疮痍的社会由此得以喘息；然而，文景二帝又不是十全十美的贤者，减轻刑罚，以笞代黥、劓之刑，却导致更多的人命丧黄泉；礼贤下士却迷恋缥缈玄幻，将家国天下系于鬼神之说，给后世留下“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慨叹。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还是微瑕小疵不足以掩美玉光辉？是沽名钓誉，道貌岸然还是金无足赤，不能对其求全责备？千秋功业也许只有后人才能替他们评说了。汉文帝、汉景帝开创的盛世，换来了千古不朽的“文景之治”。
汉初至汉武帝即位的70年间，文景二帝仁慈恭俭，笃信黄老，以清静不扰民为政策，海内富庶，国力强盛，世称为文景之治。为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代最值得歌颂的是文帝和景帝时期，所以在《汉书·景帝纪》赞：文景之时“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文景之治”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翔实资料可证的“治世”。
汉文帝刘桓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79至前157年，高祖中子，母薄姬。前196年刘邦镇压陈豨叛乱后，封刘桓为代王。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诸吕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前180年，吕后一死，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大臣把诸吕一网打尽，迎立代王刘桓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文帝以俭约节欲自持，是个谦逊克己的君主。他好“黄老之学”，在位23年，对稳定汉初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利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汉景帝刘启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56至前141年，他是汉文帝长子，母亲是窦姬，公元前188年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在位16年，卒于前141年。按周代的《谥法解》，“景”是美谥：“由义而济（获得成功）曰景”，“耆（通“嗜”）意大虑（喜欢深思熟虑，善于充分谋划）曰景”，“布义行刚（传播仁义，品德坚强）曰景”。虽有谄媚溢美之意，但还是从几个侧面反映了景帝政治及其个性特征。汉景帝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文帝景帝父子二人相继在位，共计不足40年的时间，却创造了社会稳定、政局清明、经济发展、人心归向的大好局面，史称“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扭转了汉初以来经济破败、政局动荡的局面，代之以“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的安定、繁荣景象，奠定了西汉盛世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揭开了西汉盛世的序幕，是一个连接汉高祖伟业和汉武帝雄风的非常特殊的时代，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
不是慑于天灾人祸，能够主动自省、严格自律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寥若晨星，少的可怜。除了上古的禹、汤等圣君之外，剩下的也就汉文帝、唐太宗几人而已。汉文帝执政14年后，尽管天下承平，他犹不安地自律：“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县）‘绵’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实汉文帝算不上机智聪明，也说不上英明，但是能把国家治理得这么好也堪称贤君，就这样他心里都觉得很惭愧，没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生怕做不好，愧对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和列祖列宗。难怪他能开创文景盛世，看他头脑多清醒，品德多谦逊。
文帝总是对照先王，自察自律：“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今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一篇诏书，两次言自愧，掌权既久，他不以坐稳了龙位而欣欣然；而以不若圣哲先王的“先民后己”而愧疚，进而明令，今后不准为皇帝独唱赞歌，称颂“万寿无疆”之类。如此神圣的古代帝王，能自省其过，已殊非易事。
针对连年的农业歉收导致发生灾疫等情况，文帝要求必须实事求是，任何事情都不要有一点隐瞒。前元元年4月、前元五年2月，齐楚等地的地震和山崩，以及前元六年冬季气候转暖和前元九年春天的大旱，造成了“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说明水旱灾害造成了疫病流行。后元元年5月，因地震，“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汉书·天文志》）地震之后的疫病流行使民众大批死亡，以至于棺材也涨价了。汉文帝后元六年4月，大旱所引起的蝗灾，又导致疫病流行百姓丧生。
汉文帝后元元年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汉景帝即位后的前元元年正月诏书“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文帝景帝都认为现在出现了这么多的事情，也许是我自己的行政或者是做事出现了偏差。文帝景帝执政以来，人们给他们的执政风格予肯定，甚至人们歌颂他们的情况之下，还是不停地从很多方面来反省自己。“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
文景两朝之所以出现空前绝后的“盛世”，这与他们广开言路、尊重士子是有关的。汉文帝在完成以上的政治分封后。立即搜集遭“秦火”焚毁、吕后压制的百家残籍，开始设立研究《黄老之学》、《诗》、《书》、《春秋》的博士官和放开各种民间学会、社团。他指出：“古人治理天下的时候，还设有旌旗，老百姓可以站在它的下面提出反对的声音，还可以刻写批评政府的诽谤木。而设置这些的主要目的，也就是为了让敢于自由思想、言论的有识之士子能有说话的地方。可是，现在的律令使得他们不敢说出内心真实的话语来。
没有这种来自民间独立的真实声音，那么中央政府也就无法真正了解到民间的真实情况和老百姓的疾苦。从今以后，如果有谁因思想、言论而触犯了政府，皆不能治他们的罪。例如：文帝二年发生了“日食”现象。他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了君王来治理。如果君王缺乏德义，施行政令不够公平，上天就会显示灾异以警戒。在11月发生日食，这是上天在谴责我，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朕以渺小的身躯承担天下，对下不能养育好众生，对上又损害了日月星辰，我实在是太失德了。你们要想想我犯了什么过失，必须要举荐贤良正直和能够直言劝谏的人，来匡正我的过失啊。”汉文帝经常性的自励自醒使自己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整个汉朝。
在文景时期，“每朝，郎官者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尝不称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贤英士大夫，日闻所不闻，以益圣。而君自闭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责愚相，君受祸不久矣。”所以文帝一朝，出现了申屠嘉、贾谊、晁错、贾山、张释之、冯唐等敢于直谏的人物。
政论家贾谊曾多次上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在分析汉文帝的形势的时候，面对着许多人的歌功颂德，他的一句话，打破了痴人说梦般的那种梦呓之语，他说：“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晁错特别重视社会的根本治安大计，提出了“削藩策”，并提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意思是晚削藩不如早削藩，国家应该尽快实行削藩的政策，乘那些想造反的诸侯国，尚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推行削藩政策，否则后患无穷。后来，文帝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景帝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要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在这时候，晁错的父亲从颍川赶来，劝他小心行事，免得树敌，引火烧身。晁错意志坚决，不愿屈从。果然到了景帝三年，即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一起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从分封制度上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另外一个著名的政论家就是贾山。贾山曾给汉文帝写过一篇《至言》，以秦兴之为喻，上书言治乱之道，主张爱惜民力，减轻强役，广开言路，平狱缓刑。贾山极为主张为人君者治理国家一定要广开言路，从不同的渠道听取老百姓的意见，了解群众的呼声，在下鼓励群众说真话，在上设置专门提意见的谏疏官，并且奖励、提拔、重用那些不计个人安危的“直切”之士，他建议汉文帝要有古圣王尧舜之风，大胸襟、大度量、大胆略、大气魄，敢于让老百姓说话，敢于让老百姓指责自己的过失，甚至敢于让商人、庶人诽谤自己，《至言》还建议文帝“平狱缓型”。并说明平狱缓刑使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贾山还曾上疏过禁止地方私自铸钱等七八篇奏章，都是切合时弊的政治性文章，言多激切，善指事意，文帝终不加罚，并且多有采纳，因此，造成了广谏的社会风气。
在文景统治时期重视大局稳定，尤其重视法制建设，其中包括刑罚制度上的重大变革。此时，社会矛盾已趋于缓和，为刑制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