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史记·商君列传》
自古以来，“变法”就是与“图强”连在一起。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统治渐衰，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林立。身处乱世，强者制霸。为了称霸中原并最终取代周天子的统治，各诸侯国纷纷探索变法革新之路，各国国君总会重用有着改革变法主张的大臣，实施新法，让国家强盛富裕。
在这一时期众多革新案例中，商鞅变法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其过程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典型意义。《法经》本来是李悝创作的，他是为魏国而创制的，但最后的发芽开花，却是在力求强盛的秦孝公的国家里。这里有许多值得考虑的东西。法治的实践由吴起在魏国一度实行，但却最终湮灭，而在西方的秦国，魏国的《法经》却以《秦律》的形式存在了下去。
变法革新是秦国统一中国最重要的原因。而这场革命与秦魏间的一场争战颇有联系。当时的秦国在秦献公的励精图治下已有了起色。为了扩大本国势力，各国间的征战已是家常便饭，秦国也不例外。公元前362年，正当魏国的公叔痤大败韩。赵联军回师魏都安邑之际，秦军乘机进攻魏国西部的重镇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县西南），公叔痤仓促率兵迎战。被秦军所俘。看似一场漂亮的胜利实际上却使秦国又一次陷入了困境之中：秦军虽斩首魏军五万，生擒敌方统帅，但身先士卒的秦献公却在战斗中中箭身亡。第二年，仅有21岁的秦孝公正式登基。
打了败仗的魏国，情况也不容乐观。虽说战后不久，统帅公叔痤就被秦放归，但因受败军之辱，遂一病不起。在考虑由谁继承相位。辅佐魏惠王时，他看中了身边的家臣御庶子公孙鞅，即商鞅。公孙是他的本姓，他原是卫国的一个没落贵族，所以又称为卫鞅。
有一天，魏惠王到相府看望公叔痤的病情。寒暄过后，惠王问：“如果你的病不能治好，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痤将自己的慎重考虑禀告惠王：“我的家臣御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但有奇才，堪当相国重任，希望您举国而听之。”惠王闻此话后默而不语，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他心里简直不明自：一个年少位卑的家臣，怎么能承担起相国的重任呢？
公叔痤夙知商鞅胸怀韬略，志向高远，不是甘居人下之辈、日后必大有作为。他见魏惠王对自己的举荐不以为然，心中不免浮起一团为魏国的命运担忧的乌云。
魏惠王正要告辞，公叔痤急忙从病榻上起身，示意左右侍从退下，然后在惠王的耳边低声说：“如果您不任用公孙鞅，此人日后恐为魏国大患。请您一定杀掉他，不能让他出我魏国之境。”惠王被这位老臣的忠诚所感动，于是点头允诺而去。但惠王对商鞅本不看重，心中还是觉得公叔痤所说是言过其实。离开了相府，惠王对两旁的侍臣说：“公叔痤病糊涂了吧，可悲啊！他让我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一个家臣公孙鞅，这不是悻谬吗！”
公叔痤因举荐商鞅而没有得到魏惠王的认可，怏怏不乐；但想到魏惠王允诺了如果不用商鞅必杀之，仿佛又去掉了一块心病。可是，当他眼前浮现出风华正茂的商鞅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场面时，一种惜才的恻隐心不禁油然而生。他不忍这位身具将相之才的家臣，就此断送了前程和生命，于是急忙召见商鞅，面带歉意地说：“刚才国君问我谁可以继承相位，我推荐了你，看国君的神色没有任用你的意思。我是以国君的利益为先，以私人的交情为后，所以告诉国君，如果不用你，就把你杀掉，他答应了我。现在你可以赶快离开这里，否则被抓住，性命难保。”商鞅听此话心中怦然而动，但他仍像往常一样在这位相爷面前表现得机智、果敢、镇定。他对公叔痤说：“国君既然不能听信您的话而任用我，又怎么信您的话而杀我呢？”公叔痤觉得此话有理，而且又一次感受到商鞅的工于心计。
此时的秦国尚属弱势，地位还相当低，诸侯大国都看不起它，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秦孝公对此现状十分不安，决心奋发图强，使国家强大起来，他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就在这一年，他颁布了《求贤令》，求贤纳士，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谁有好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就封他做大官，并赏给土地。诏令发出后，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受到鼓动的才学之士纷至沓来，身在魏国的商鞅得知此消息后也匆匆来到了秦国。此时公叔痤已死。当时商鞅并不在相府内，或许是为慎重起见而躲避在外。这期间正好得知秦国正在招募人才。商鞅听到公叔痤死且葬事已毕的消息后，觉魏国已无可留恋，于是应秦孝公《求贤令》之召，怀着要在秦国一展宏图的雄心壮志，收拾行囊，携带着李俚的《法经》等著作，西奔入秦。
商鞅穿过魏国在洛水沿岸修筑的长城，来到了秦国毗邻前线的新都栋阳。这里正处在一场重大的历史变革的前夕，新君的即位，战争的动员，列队森严的士兵，市场上的谷物和铁制兵器、农具，招摇过市的旧贵族，新富起来的商人。地主，穷苦的农民，应“求贤令”而来的士人。保守派和改革家……这些使栋阳城处在紧张、喧闹、躁动不安的气氛之中。
商鞅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为了尽快接近权力的中心，他不顾士人们经常计较的名声的洁污，委身投靠在秦孝公的一个宠臣景监的门下。景监者，姓景的太监也。这到秦以后所走的第一步，就经常引起人们的非议：秦国隐士赵良批评他“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司马迁也说他“因由嬖臣”。
通过景监这条捷径，商鞅很快得到了觐见秦孝公的机会。在孝公面前，他说了很长时间的国家大事，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一点也听不进去。事后孝公迁怒景监说：“你的客人是大言欺人的家伙，这种人怎么能任用呢！”景监又用孝公的话责备商鞅。商鞅说：“我用尧、舜治国的方法劝说大王，他的心志不能领会。”过了几天，景监又请求孝公召见商鞅。商鞅再见孝公时，把治国之道说的淋漓尽致，可是还合不上孝公的心意。事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商鞅。商鞅说：“我用禹、汤、文、武的治国方法劝说大王而他听不进去。请求他再召见我一次。”商鞅又一次见到孝公，孝公对他很友好，可是没任用他。会见退出后，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不错，我可以和他谈谈了。”景监告诉商鞅，商鞅说：“我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去说服大王，看他的心思是准备采纳了。果真再召见我一次，我就知道该说些什么啦。”
商鞅经过三试秦孝公，对孝公的心意已经一清二楚，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可以依靠，可以使自己一展宏图的君主。当孝公再次召见商鞅，商鞅就直言不讳，把“诸候力攻，争相并”的天下形势和平生所学所思一一道出，并且向孝公提出二条“强国之术”。孝公聚精会神地听，连连赞许，不知不觉地竟然将膝盖渐渐往前挪，离商鞅越来越近。主客二人相遇知己，话说得投机，而且越说越深、越说越细，以致数日不厌，乐此不疲。
景监对孝公和商鞅的契合大喜过望，当再次见到商鞅时，连忙问：“你怎样说中了国君的心意？我们国君真是太高兴了！”商鞅说：“我向国君讲帝王之道，劝他和夏、商、周三代相比。而国君说：‘这太久远了，我可等不到恢复三代之治那一天。有才能的君主各个都是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名扬天下，怎么能悒悒不乐地等数十、数百年才成就帝王之业呢？既然国君是这样的想法，我也就不讲帝王之道，而改讲强国之术了。国君对此是非常喜欢呀！可是，这样一来也就难以和殷周时期的德治教化相比了。”商鞅取得了秦孝公的信任，开始绘制改革的蓝图，拟订变法的细则，并且不断地与秦孝公切磋，以便达成君臣的共识。
变法之初，秦孝公坦言自己的顾虑：“我想变法，可能会有许多人反对，你们看怎么样？”
商鞅说：“旧制度已经证明不能富国强兵，应该废止。高出常人的举动，本来就会遭到世人反对。事情已经发生了，愚昧的人还看不明白，而智慧的人在事情还没萌芽时就观察到了。因此，不能和民众讨论事情的开端，只能和他们享受成功的结果。成大功的人决不能老和民众商量来商量去。”
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国家在改革时必然遇到阻力和咒骂，孝公也面对着同样困境。甘龙就是贵族保守主义的代表，他说：“官员和老百姓对于传统很熟悉，如果硬要改变这一切，就要大乱，恐怕天下人都要反对。”
商鞅反驳道：“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代代不同，却都创立了王业。春秋时期的五霸也各有各的法度，却都能称霸。有头脑的人应该创新，只要有利于国家就可以，不必法古。”
另一位保守主义代表、大臣杜挚说：“我听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换器具。我看不出我们的制度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为什么要大动干戈，自找动乱呢？遵守先王法统，慢慢来没有错，君主请三思！”
商鞅笑道：“先王法统？是哪个先王的法统？商汤、周武兴起，正因为他们不拘守古法，而殷纣、夏桀的灭亡，正因为他们不改革旧例。君主不要再犹豫了！”
几个回合下来，孝公下了最后的决心。这位好学的君主说话还颇有点哲理：“我听说，穷僻的胡同里，遇到事多觉得奇怪；头脑僵化的学者，对变化常常看不惯。愚昧的人喜欢的事情，聪明人觉得悲哀。情绪化的主张，贤明的人觉得伤痛。你们所说的那些拘守古法的话，我听不下去了。”
不管甘龙、杜挚们脸色如何难看，秦孝公决心已定，拜商鞅为左庶长（秦国的官名），并宣布以后改革制度的事全由左庶长拿主意。
聪明的商鞅何尝不知，即使把法令颁布出来，人们也会疑惑：这么多严厉的举措，贯彻得了吗？于是，他心生一计。改革正式开始之前，他先在陕西临潼的南门，立起一根木棍，下令说：“能够把木棍拿到北门的人，赏十两黄金。”这么简单的事情，赏金这么重？
不一会儿，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
“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