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德国1929年关于坦克战斗运用的理论是领先于英国的，实际上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采用这种理论，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指挥官》一书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29年我已确信，坦克单独行动或协同步兵行动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对军史的研究，在英国举行的演习和我们利用模型的演练都加深了我的如下认识：只有支援坦克的其它兵种具有与坦克相同的行驶速度和越野力时，坦克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在诸兵种合成兵团内，坦克应起主导作用，其它兵种则根据坦克的需要行动。因此。不要把坦克编在步兵师内，而要建立包括各兵种的装甲师，以使坦克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古德里安这一理论正是德军建立坦克集团军的基础。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嘲笑军事理论，轻蔑地批评所谓“纸上谈兵的人”其实，近二十年的历史表明，基于清醒的思考和预见性而制定的军事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理论家应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古德里安就是这样结合实际的理论家。如果事前没有理论上的探讨，盲目地去实践，每迈出一步都会遭到挫折，英国的军事家们确实懂得，坦克在未来战争中将起重大作用，这是康布雷和亚眠战役已经证明了的。但是，他们对装甲师内部诸兵种的协同是认识不足的。
正因为如此，在坦克战术发展方面，英国大约落后德国十年。利比亚的威尔逊元帅提到1939年至1940年在埃及训练第7装甲师的情况时谈到：“在训练第7装甲师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必须反对近年来广为流行并受到一些文人作家支持的有害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坦克部队没有其它兵种支援也能取得胜利”。是德国人首先指出，我们的“博学之士”的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利德尔·哈特早已指出坦克和炮兵协同的必要性，英国的坦克战理论还是倾向于“单纯坦克”的主张。正如威尔逊元帅指出的那样，这种理论给英军带来了不少的损失。直到1942年末，英国人才开始注意装甲师内坦克和炮兵的密切协同。
我军坦克兵的发展，与希特勒的支持是有很大关系的。
古德里安关于军队机械化的建议，曾遭到一些高级将领的激烈反对，好在陆军司令弗里茨将军还是同意这一建议的。
希特勒对此很感兴趣，他不仅深知有关摩托化和坦克方面的技术问题，而且明确表示支持古德里安的战略战术观点。
1933年7月，成立了装甲兵监，并任命古德里安为总监，从此，德军装甲兵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试验新型坦克时，希特勒都亲临现场，政府为发动机制造业的发展和公路干线的构筑也提供一切方便。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德国发动机制造业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要补偿过去的损失，还要做出大量的工作。
1935年3月，希特勒正式宣布废除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当年就建立起三个装甲师。我所在的骑兵团就是被选定改编成坦克部队的部队之一。
我们这些热情奔放的骑兵都为离开马匹而痛苦，但我们都决心保持骑兵的光荣传统，并把它带到坦克部队来。装甲师主要都是由原来的骑兵团改编而成的，这使我们引为自豪。
1935年至1937年间，关于坦克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总参谋长贝克将军追随法国的理论，把坦克的作用局限于直接支援步兵。
1940年夏天，法国曾深受这种理论之害。古德里安、布伦堡和弗里茨坚决反对这种理论，终于获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1937年我们开始组建由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组成的坦克军。古德里安看得更远，他预见要组建坦克集团军。
然而，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军界对纳粹分子推行的内政，许多方面都不喜欢。德国国防军的创始人西克特将军提出了军队不干预政治事务的原则，这一观点得到军方的广泛支持。德国军官都厌恶纳粹党员的丑恶行径，他们想戏弄军人，只能引起嘲笑和轻蔑。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把突击队员大量塞到军队里来，而且把军队的指挥权集中在总参谋部手里。此外，他的对外政策也取得很大成功，特别是他的扩军决定受到国民的欢迎。把德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国的政策，受到军界的有力支持。
这并不是说我们愿意打仗。总参谋部曾百般设法抑制希特勒，而在希特勒不顾劝告强行占领莱茵区以后，总参谋部的地位大大削弱了。
1938年，总参谋部坚决反对对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可能导致全面的欧战，但是张伯伦和达拉第的绥靖政策鼓舞希特勒去进行新的冒险。
我深知，国外对德军的总参谋部是深表怀疑的，对于我所说的我们不愿意打仗也是不相信的。
因此，我别无他法，只得引用直到最近还在牛津大学任战史教授的着名的英国军事作家西里尔·福尔斯的一段话。福尔斯在戈尔里茨着《德国总参谋部》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写道：我们英国人认为，德国发动1914年的战争，它的总参谋部是要负责的。有时人们也同样看待1939年德国发动的战争。
我同意戈尔里茨先生的看法，这一回责难德国总参谋部是不公正的。可以责难希特勒、纳粹政府和纳粹党，甚至责难德国国民，但是总参谋部是不想同法、英打仗的，而在它被卷入对法英的战争以后，它是不想同俄国打仗的。
1938年10月和平解决苏台区危机，使军队大大松了一口气。我当时在第3军军部当情报参谋，该军就驻在西里西亚的希里施贝格。根据慕尼黑协议，我们能够和平地进入苏台区。
当我们在坚固的捷克防御工事旁边通过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轻松感，因为避免了一场流血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苏台区的德国人将首当其冲。每个村庄都热烈欢迎我们的士兵，手执彩旗和鲜花表示庆贺。
有几个星期，我担任苏台区德国人的领袖康拉德·亨莱的联络军官，当时我得知了许多关于在文化和经济上受压迫的德国人的困苦状况。
对希特勒领导的信任大大加强了，而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并吞波希米亚以后，国际形势的危机不断增长。这时我已返回柏林，埋头准备为庆祝希特勒五十大寿而举行的大规模阅兵仪式，这次检阅要显示我军的威力。受阅纵队的最前面是高举国防军各种战斗旗帜的旗手队伍。
我竭力想摆脱开这种生活方式，我讨厌这种不务正业的军事活动，我想回部队去。最后说妥，让我到第5装甲团工作一年，并令我于1939年11月1日去该团报到。然而，不久出现波兰危机，一切都要让路，我被派到总部参加作战准备工作。
尽管在东部边境在进行战争准备，德国同英法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们仍然希望，我们对但泽（纯粹的德国城市）的要求不会引起世界冲突。提出这种要求，如果换一个时间和口气，是完全适当的。然而，在并吞捷克以后，随即提出移交但泽的要求，肯定会引起伦敦和巴黎方面的严重不安。一九四五年，我在战俘营的时候，原我国驻伦敦武官什维片堡将军对我说，希特勒确信，入侵波兰不会引起同西方大国的战争，他忽视本国武官关于英国会宣战的警告，而认为同俄国签定的互不侵犯条约会起决定作用。
1939年8月的最后几天，第3军的纵队浩浩荡荡地穿过柏林的街道，开向波兰国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沉默不语，都在思索着这次德国挺而走险，究竟是吉是凶？
不过，象1914年我十岁时看到的那种军队出征的欢乐气氛，是一点也没有了。不管是居民还是士兵，都没有任何热情、愉快的表现。但是，誓死执行自己天职的德国士兵却在向前开进了。
前途到底在什么方向？这一次代表着德意志的荣耀究竟是绽放光芒？还是被人羞辱？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听从元首的命令，战争就这样突如其来，让你一点点的准备都不会有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