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起来，电信业提供了异质替代的典范。固线通信在哪里都是要以巨大的沉没成本和维修成本为代价的。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修建第二个固线通信网提供同质替代，昂贵而不切实际。最早打破固线通信独家垄断市场的，是微波通信技术，因为它可以摆脱固定线路网络来提供同样的语音服务。其实类似的事情早就发生过了：电报系统替代骑马送信的驿站系统，语音电话替代电报。类似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移动通信替代固线，卫星替代地面通信，以及IP协议网络替代了传统网络。其实从消费者角度来想，问题并不复杂。毕竟古往今来人们需要的只是传递信息。至于用什么技术来满足传递信息，驿站传信、电报、手摇式电话、大哥大、老互联网还是新互联网，每个时代的消费者都同样是在给定的预算约束和消费偏好下抉择。更便宜、更便捷、更有选择性，永远更受欢迎。消费者只是不能决定供给。要是供给没有突破，消费者看起来就似乎“永远习惯”于给定的通信模式。但是与其说消费者“忠实”于传统通讯方式，不如说供给方没有为他们表现喜新厌旧的倾向提供机会罢了。这是人的本性，也是由人组成的市场的本性。
宽带高速互联网也许有可能提供现代通讯史上最伟大的异质替代。IP电话对消费者产生的致命的吸引力，并不是通话时什么特别的快感（多数IP电话还是不如固线电话清楚和同步），而是它的账单！读者一定还记得福州市中级法院为了裁定那个著名的IP电话案（详见“感谢陈氏兄弟”一文），特别请了技术专家在庭上讲解“包交换”与“线路交换”的区别。我相信并不是所有人都真正听懂了什么叫作包交换。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电信消费者而言，即使听不懂包交换技术也不会构成选择新一代互联网的实质性障碍，正如今天全国几千万手机用户并不必定懂得GSM技术一样。市场选择新技术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第一，能够确认新一代互联网的速度更快，第二，新一代网络的资费更便宜。由于消费者和市场具有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特性，只要新一代高速宽代互联网被证明更快更便宜，它就一定能“火”。
问题是新的技术要有机会试。新技术实验机会的获得可能性，与从传统技术获益机构的垄断性成反比。高速公路不是架在铁路之上因此无须铁路部门的同意，否则高速公路就修不成了。洁净水公司不需要利用自来水公司的网管，因此也不要得到自来水公司的首肯，否则市民们如何有机会摆脱喝“洗涮水”的命运。电信基础网络就比较麻烦了，如果只准存在一个基础电信网，那么当它一旦选定IP over ATM技术，为此投下巨资而尚未获得回报之前，它如何下得了决心再来一个“IP over Optics”试试呢？难道它真的想把自己废了不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由一家垄断电信基础网络的模式，是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新技术层出不穷的当今时代了。中国政府决定上的这个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首先是独立于中国电信基础网的另一个网。由于中国广电和铁路拥有独立的网络资源，而科学院拥有独立的与国际互联网接通的出口，新的示范网是无须中国电信同意就可以完整地向中国电信消费者示范宽带IP网的技术经济效果的。对于新技术而言，要的只是一个实验的机会，其他事情，由市场来做决定吧。其实，如果没有中国联通独立地率先开发GSM，我们大概至今还可能在中国电信“模拟大哥大”的技术体制下幸福地生活。福州IP电话并没有完全离开电信网，其带来的长途通信流量多少增加了电信市话和数据传输的需求，只是潜在地威胁了电信赢利最丰厚的长途电话市场。现在中国电信承诺实验IP电话，这倒让我们有个机会，观察在一个主体的框架下，基于老一代互联网的IP电话要到什么时候、以什么代价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
我的意思不是说新一代宽带IP技术就一定选对了，也不是说，现在就有足够的技术和经济的根据把语音通信系统废了来“追”新IP。恰恰相反，中国电信由于已经对语音通信和老一代IP技术投资，应该在原有选择的基础上优化抉择，将语音通信和老一代IP技术的潜力（包括变迁的潜力）发挥到极致。这对任何社会都是重要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而言，就更加重要了。我的观点是说，数网的体制对于适应新技术的挑战是必要的。数网体制不但可以突破既得利益对新技术应用的天然压制倾向，而且可以避免选择新技术中不可避免的风险。数网体制与新技术快速产生的时代相辅相成，这可不是偶然的。如果宽带IP技术为中国向数网竞争体制转变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那么可以预料，数网竞争的体制将对中国如何有效选择新的通信技术，带来更大的回报。
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可圈可点之处还有不少。广电部门的有线电视网络资源和铁道部门干线光缆资源的加入，将原本“独立而不可共享，排他而不准交易”的数网并存状态，转变成可供市场利用，并为奠定电信市场数网竞争的架构，做出了贡献。行政部门分割网络资源的体制，历来为各方诟病。分歧在于，如何实际解决部门分割网络资源的严重问题？部分研究者和官员们的主张，讲到底就是一个“统”字，也就是将分割在各个部门的基础网络资源，统统集中起来，由一家统管。至于谁家来管，又有两个主张。其一是一些学者建议由政府再成立一个特别部门直接来管，其二，就是由国家主体电信企业（其实就是中国电信）独家掌管。包括作者在内的另一方向上的意见，主张原本不准参加市场交易的部门网络，先要完成政企分离和公司化改造，然后确立所有权进入市场，再之后才是依据市场形势重组，经过市场的途径，奠定数网竞争体制的基础。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等于给了这场争论一个实践的回答。按照目前得知的示范网络的框架，新一代互联网拥有自己独立的传输网络。这同各国的实践是一致的。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电信改革开放，都是以数个可以彼此竞争的基础电信网络为出发点的。任何一家电信公司，要么拥有自己的、独立于竞争对手的网络，要么可以在市场上彼此竞争的网络公司那里租到可使用的网络。由此，抑制电信基础网络的竞争，把竞争仅仅限制在所谓电信服务的层面，在经验上没有任何实例可以援引。在理论上，像我已经讨论过的，离开数网竞争，所有电信服务的竞争都会转化为争夺基础网络垄断租金的竞争。
更重要的是，示范工程也为部门专网资源的市场利用开辟了一个合法的出口，因此才大大节约了重组我国全部电信网络资源的成本。示范工程的首期投资规划为3亿元，但这仅仅是必要的设备投资，实际利用的网络资产远远数倍于此。市场获利的前景，成为消除部门分割资源的润滑剂。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要充分利用部门分割的网络资源，从数网并存走向数网竞争是现实的选择。政府主管而不交易的资产，只是看起来没有交易成本而已。实际上，以消灭市场交易为前提的零交易费用，到处成为封建性割据的机会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统管从来就是行政部门扯皮的温床。顺便指出，等高速互联网建成之后，数网之间的互联互通将成为电信监管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概念上，互联互通的必要性就是因为存在竞争的数网。如果天下只有一张电信网，那就根本没有互联互通的必要。
上海市加入本项工程的意义在于显示了地方接入网改组的重要。就其技术特性而言，新一代互联网不是先建成了“路”再来拉车上路跑。相反，所有互相有协议的“车”（局域网）连成一气就是“成网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仅仅5000公里的长度无从衡量新网是否达到了最必要的规模。重要的是进入协议网用户的密度，重要的是利用互联协议的频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允许合法地经营新网是一回事，新网能不能迅速达到能够实现财务平衡的规模，是另一回事。
如果上述理解对头，新一代互联网下一步的关键就是地方接入网的改造。对于广电系统来说，有线电视网络是自下而上建设起来的。把分散的、由各地方各单位控制的局域小网，改造成一个全国规模的大网，面临的挑战不是单维的。广电系统历来属于意识形态部门，远离商业和市场。仅仅资产剥离和评估、公司化改组、确立经营规范、重建财务并厘清债权债务，就够难为这家机构的。更何况部门内利益、权力和观念的重新调整，会对示范工程项目的实施产生极不确定的影响。这方面，希望上海市的加盟，给本项目带来改组地方网络的有借鉴意义的影响。据我所知，上海市已经形成了电信、广电都在其中的市区骨干光缆网，但是再往下，电信和广电是否两网合一，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确定可交易的产权是一切的前提。行政分割由来已久，要害就是权利的不可交易性，不解决根本问题，行政命令越多，扯皮就会越严重。
本文希望明确的论点，主要是新一代互联网从开端就不能局限于干线网的狭隘构想。真正确立新网竞争地位的，是基于广电、铁道网络已有资源的全国性第二数据传输网络。为此，改组地方接入网，是新网迅速达到必要规模的主要条件。仅仅为了让中国人“看到”宽带高速互联网如何代表未来通讯方式，是不需要花费3亿人民币的。建成中国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的真正意义，是要推动数网竞争体制在中国有实质性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