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听到创新和技术进步重要性的议论。是的，非常重要。但怎样才能实现创新和技术进步？本文借用两个实例，讨论问题的一个侧面。
延迟3G的代价
是在华为公司参观的时候想到的问题。无巧不成书，我们到达时，正赶上华为中标成为荷兰全国3G干网的供应商。那天任正非先生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公司签字—正在荷兰访问的中国总理也出席了签字仪式—同一时间，地处深圳的华为公司一片欢腾。虽然此前华为已在摩洛哥等四个国家和地区拿下3G干网，但是打进了世界电信高端市场的西欧，还是中国电信设备公司的一个里程碑。
问题来了：中国自己还没有部署3G，华为就满世界竞标中标了？主人回应说，是的，逼出来的。2000年华为预感的“冬天”，到2002年达到寒冷的顶点。基本困难是，华为下大血本研发的3G设备，国内偏迟迟未作部署。形势所迫，华为“内战外打”，到全球先行部署3G的国家捕捉到了商机。
为什么中国迟迟不部署3G呢？据我所知，理由很多。当年欧洲不少国家的电信营运商，花费数千亿欧元竞拍经营牌照，最后落得个债务缠身的教训，让中国主管部门及其负责官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稳健一点儿，先看一看，可以避免当“先烈”。其他的考虑，应该还包括如何增加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会。是的，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理当享受后发优势。选择耗资以千亿计的新技术，“为天下先”的代价，可免则免。
问题是，延迟3G的部署要付出另外一些代价。择其大要，至少有三点：第一，技术开发离开市场机会不可能孤军深入；第二，损失技术的商业应用所必不可少的经验积累；第三，损害了从配件到服务的产业协同动员能力。这三项，都随时间而展开，损失先机的代价大矣。就是说，争先有代价，落后也有成本。真正要讨论的问题是：争先落后的两种代价相抵之后，“净收益”究竟如何？
恕我直言，这类问题难有统一的答案。决策是面向未来的行为，所考虑的成本或代价—收益亦然—都是面向未来的预期。尚未发生，没有历史，将来可能怎样，永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对未来的成本收益有统一的答案，历史上无数创新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从经济的角度看，所谓创新和技术进步，就是在不可能有统一的成本收益估计时，怎样决策、怎样行动。
回到3G。就在种种深不可测的思虑延迟中国部署3G的同时，全球3G市场起来了。据一个网站（www.3gtoday.com）统计，到2005年1月12日止，全世界156家电信营运商在56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商用3G网，付费客户总数达1.56亿。不要认为只有最发达国家才有资格充当先行者，全球第一个部署3G的是韩国（2000年1月）。也不要认为，只有最老牌的世界电信巨头才能拔得头筹—香港和记国际电讯公司已经在香港市场上推出了3G，虽然李嘉诚日前还在苦口婆心地劝他的投资人对3G要有耐心。
更不要以为，部署3G与经济发达水平有线性的关系。下面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料，括号里是部署3G的时间：巴西（2001年12月）、智利（2002年7月）、越南（2003年7月）、巴基斯坦（2005年1月）、中国台湾（2003年7月）、秘鲁（2003年11月）、墨西哥（2003年1月）、印尼（2002年12月）、中国香港（2003年12月）、印度（2002年11月）、罗马尼亚（2001年12月）、俄罗斯（2002年12月）、哥伦比亚（2002年10月）。
就是看不到中国大陆。我们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移动通信用户的国家，到今天也没有部署3G的确切消息。实在看不懂，难道让无数消费者、业界和媒体翘首以待地猜、猜、猜，就能够让某些主管部门及其官员和专家感到志满意得吗？
IP电话的由来
3G的故事使我忍不住要翻出IP电话的老账。相对于传统语音电话，IP电话也是一项创新，并因为成本低廉而有利于让更多人口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对国民经济信息化有重要的贡献。从商业的角度看，IP电话是今天各大电信公司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上千亿的市场不容任何人小看。
饮水思源，IP电话是从哪里来的？据查，全球第一个商业化IP电话软件，是一家以色列公司开发的，面世的时间是1995年下半年。仅仅一年多后，我国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的一个网吧个体户，就在1997年向市场推出了IP电话。主事人陈氏兄弟租来电话线、交纳了市话费和上网费，然后向顾客提供基于网络的长途语音传输服务。那时中国邮局的国际长途每分钟收费约28元，陈氏兄弟的IP电话只收4.8元。不难理解，即便语音质量稍差一点，毕竟价廉难挡，陈氏兄弟的生意火爆异常。
结局是当地邮政局举报了陈氏兄弟。1997年12月，两兄弟的网吧设备被区公安局没收，人员遭扣押，马尾区法院判决“非法经营电信”，且属于“新类型犯罪”。两兄弟不服上诉，1999年1月福州中院做出终审裁定：马尾公安分局不能证明IP电话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电信部门统一经营的长途通信和国际通信业务；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属适用法律不当；裁定本案发回区法院重审。
福州法院裁定—我认为这个裁定将载入史册—公布的当天，信息产业部两位司局级官员约见媒体，援引“本部在1998年9月18日发出的文件”，声明“针对近来部分城市出现的未经许可经营IP电话或利用租用专线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等现象，电信行业管理部门将会同国家有关部门予以严厉打击”。我在2000年5月发表专门针对本案的评论，反问为什么一个政府部门1998年发出的文件可以追溯陈氏兄弟在1997年推出IP电话的行为，而在1997年之前，没有任何一部中国法律或法规，曾经明确地将IP电话列入国家专营的电信业务范围。我的中心论点是，IP电话和其他任何创新一样，不可能事先被规范清楚。要鼓励创新吗？那些事先没有，也不可能清楚界定的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该怎样来界定呢？
陈氏兄弟的案子并没有完结。据说福州中院的裁定下达后，马尾区法院又审了6个月，还是坚持一审结论。福州中院第二次裁决援引了《法院法》，再次撤销马尾区法院的裁决，要求再作审理。后来，主管部门在陈氏兄弟案后不久，宣布各大国有电信公司全面推出IP电话。朋友，你知道我国最早的IP电话的资费是多少吗？每分钟4.8元—这可能是后人可见的陈氏兄弟贡献的唯一痕迹。
简短的小结
上述两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对技术和商业创新高度依赖的产业部门。共同的教训是什么呢？创新和技术进步有潜在收益，也面临巨大风险。平衡收益和风险，比较合适的体制是分权决策—这是市场体制的另一种表达。重点是，市场分权体制离不开法治保障，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内在要求看，市场中人从事法律未加明确禁止的活动，应得到法律的保护—除非这些活动侵犯了他人正当的权利，并经由立法程序被法律明确禁止。
我们不怀疑，用不了几年时间中国又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3G国家。要怀疑的是，“最大的”经济就一定与创新和技术进步渐行渐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