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基础网能不能做到“公平接入、合理收费”，下文另作讨论。这里先引一条市场并购的消息，说明《战略》实在把市场潜能看低了。6月24日，差不多也就是《战略》提问的语音刚落，AT&T就在美国宣布以480亿美元收购TCI。这个TCI不是别人，正是在各地拥有1400万有线电视客户的全美第二大有线电视公司。AT&T的收购意图，首先就是开通自1996年美国新的电信法以来志在必得的开发市话市场的新战略通道，并且实现“通过一家公司的一条连线提供全方位电信服务的组合”。一般认为，AT&T与TCI的结盟，不但将合成一个电信的超级巨人（两家公司1997年的总收入近590亿美元），而且代表长话和有线电视两种网络资产的结盟。AT&T通过TCI的宽带电视传输网络，不但可以很方便地把它的长话业务做到1400万户TCI的客户（以及潜在的总数为3300万户美国家庭）家中，而且可以通过发展Telephony（网络电话）和其他互联网服务，两面作战：一面“希望能找到一种能够与各家小贝尔进行迂回作战，以便能够通过有线网络提供地方电话服务的方法”，一面与世通公司和MCI争夺互联网长途市场。为此，AT&T准备与TCI一起在未来4年投资50亿美元改造原有的有线电视网。其实真正重要的是，AT&T构造了一个可竞争的架构，向对手发出了一个可置信的威胁。
读过《战略》的读者一定记得其中对拥有市话网络的小贝尔们如何成功地“揉搓”那些长话巨无霸们的精彩描述。问题是报告的推理多少有点问题，似乎除了搬出个政府统管基础网，市场就注定无法战胜这种“揉搓”。这未免看轻了市场。市场是在一定游戏规则（主要是产权规则）下允许人们追逐利益的场所。只要有潜在利益，市场上总有人吃不香、睡不着，总有人“水路不通走旱路”，也总有人不断努力创新和探索。潜在的市场利益越大，激发出来的实现潜在利益的能量就越大。像市话竞争、网络通话这样代表未来无限商机的领域，怎么可能仅仅两年的挫折（外加35亿美元的投资），就能够迫使AT&T这样的企业“放弃进入地方市场的企图”？所幸《战略》下笔还算谨慎，用了“迄今为止”的限定词，因此文中的结论在1998年6月24日前还是正确的。6月24日后，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国家，美国（还不是英国这样国土面积小的国家），就有这么一家公司，就是要尝试着“把有线电视自成体系地改造成与电信基础网分庭抗礼的又一通信网”。反例有了，《战略》是否准备修订自己的结论呢？
对市场潜能估计不足，就一定高估政府威权的能耐。“国家基础信息网”的设计，以政府管理为前提，假设由政府直接管理，就可以做到公平接入、合理收费。但是从经验来看，中国的电信机构，难道不从来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吗？如果不是政府部门所拥有政企不分的垄断权，中国电信能够让消费者和社会舆论如此诟病其收费昂贵、服务低劣，而又拿它没有一点儿办法吗？对此，《战略》只是轻描淡写为我国电信部门“劳动生产率低和服务质量差”，并且模棱两可地说“劳动生产率低和服务质量差是电信业务量低的结果，也是电信业务量低的原因”。
撇开如何评价我国电信部门不谈，真正要回答的问题是，当中国按照《战略》的构想，把基础信息网从经营部门划出来交由政府直接管理之后，所有电信服务的接入价格究竟可望在一个什么水平？更重要的是，究竟有何种机制可以保证基础网在政府手中的营运，可以像在竞争的市场上一样，有不断降低成本和收费的动力？遗憾的是，作为一项专门研究，《战略》既没有测算构想中的“国家基础网”的收费水平，更没有讨论何种机制可以保证国家基础网的接入费下降。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国家基础信息网”方案，是否真正能够解决我国电信收费高、服务差和业务不足等根本性问题。
还要指出，AT&T收购TCI的案例，不但挑战“有线电视不准办电信”的戒条，而且同时挑战“电信不准办有线电视”的戒条。AT&T本身是长话公司，收购TCI后，介入有线电视业务，展示的是长话、市话和有线电视三位一体的前景。这件事，对发展我国有线电视事业，同样具有意义。我国的有线电视网络和有线电视台，固然有《再论》中褒扬的种种优点，但是，这个部门一些与生俱来的弱点，比如远离市场，缺乏契约观念和经营理念，以及整个系统以“局域网为本”，整合性差，很可能妨碍其更积极地参与我国信息产业化的历史进程。如同电信部门一样，有线电视系统的“毛病”，难以单靠部门自律校正。近来各地广电部门在生存危机的压力下，纷纷改革图存，倒是显示了外部压力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正如后文要指出的，方宏一方案关于开放电信竞争的结论，对于广电有线电视网也是正确的。允许和鼓励电信办有线电视，如同允许和鼓励广电办互联网和电信一样，对于两大电信部门的转轨和转型，都是必要的。
垄断成本与重复建设成本：两害相权取其轻
提出电信对广电开放、广电对电信开放，马上会遇到一个“重复建设”的问题。在技术层面上，广电要完成有线电视的全省、全国联网，只有两条路线可走：要么向已经全国联网的电信租借连接线路，要么另起炉灶，自投自建主干光缆和相关设备。一般而言，如果广电放着现成的电信网（而且有剩余能力）不去租用，而要自建自投，那么，对于社会而言，一方面电信的传输能力闲置，另一方面广电还要投入一定资源自建网络，扣上一顶“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帽子是跑不掉的。反过来，电信要办有线电视，如果不是租用广电现成网络，而要自建自投，那么同样也是重复建设的浪费。
人们要问，为什么要这样浪费资源呢？由政府下个命令，在现成的传输能力没有充分利用之前，谁家也不准重复建设，不就合理了吗？由于合理化的程序如此简单，所以大家都一股脑儿参加对“重复建设”的讨伐，或者一边骂别人重复建设，一边自己重复建设。例如本文评论的王、方之作，就分别把广电建电信网、电信建有线网称为“匪夷所思”的不理性行为。
我对这种思维模式的主要批评，就是只看到重复建设会产生社会成本，而没有看到如果不支付重复建设的成本，社会可能要发生另一种成本，即因为不准重复建设（即不准进入）而导致的独家垄断给经济活动带来的成本。容我举个实例加以说明。几年前，上海广电在决定发展有线电视网络的时候，曾经非常理性地决定租用上海电信的光缆干线，以便免除重复建设。但是，由于上海广电没有自己的主干光缆，它在向电信租缆时就居于不利的谈判地位。上海电信后来果然逐年提高租费，以致广电不得不得出“租不如建”的结论。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上海广电在花费了共6000万元的租金以后，最后还是投资建设了“自己的”主干光缆网。这就是说，电信垄断带来的服务收费太贵，大大超过了广电重复建设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增加重复建设就成为一个正确的策略。因此，我们绝不能孤立地讨论重复建设，而应该比较重复建设成本与垄断成本这两者孰高孰低。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说，就是在垄断成本和重复建设成本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
中国电信独家垄断给社会带来的成本是极其巨大的。仅仅按照《战略》提供的数据，中国国际长途电话的平均单价为每分钟29元，等于美国的6倍。以1997年中国国际长话业务150亿人民币计算，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这些国际长途全部从美国打回中国，按照美国的平均国际长话费收费，只需要25亿元就可以完成同样的通话量。换言之，仅此一项，中国消费者为中国电信垄断支付的成本就高达125亿元！再按照资本产出率（3∶1）计算，为了产出125亿元的可与电信国际通话竞争的电信产品和服务，需要大约375亿元的总资产。静态而言，凡在375亿元之内、能够提供可与中国电信国际长话业务竞争的“重复建设”投资，都是合理的。这个数目，比起全国广电有线电视联网的总投资来，差不多高出整整一个数量级。这其实是说，由于电信垄断的社会成本过高，实际上给予潜在进入者一个极大的补贴。潜在竞争者重复建设的“浪费”，实在源于垄断者给社会增加的成本。要减少社会的总损失，只有开放市场开放竞争。这个道理，适用于分析任何垄断和重复建设并存的领域。
开放竞争、通话成本和电信业务扩展
开放电信竞争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通信费用下降和服务水平的提高；而消费者单位通信成本的下降，又刺激市场对电信需求的上升；最后，不断扩展着的电信市场将“摊薄”因为增加竞争而导致的“重复建设成本”。这就是说，动态来看，增加电信竞争带来的重复建设，其固定成本可能随着电信业务的扩展而更容易地被分担。
关于竞争降低电信收费的效果，几乎在任何开放电信竞争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不过，最清楚显示这种竞争降价效果的，还是率先开放电信竞争的美国。人们通常以为美国开放电信竞争自1980年中期始，但是文献表明实际上还要早得多。早在1959年（当时美国电信市场还是AT&T一统天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就批准了一些大公司利用微波技术建立自己的通信网络的请求。10年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把这一许可扩展到了允许设立新的电信公司，来向没有能力自行建网的公司提供微波电信的服务，后来著名的MCI公司由此应运而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对AT&T独家电信垄断的攻击风起云涌。MCI甚至未经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批准（并通过法庭裁决战胜了联邦通信委员会试图制止的意志）就擅自向市场提供普通的长话服务。几乎同时，联邦通信委员会这一权威机构本身也有步骤地推动电信开放，例如强制电话公司必须允许顾客自行选择相关的通话设备，而这个市场过去历来由AT&T一手把持。1974年下半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垄断法起诉AT&T在经营长途、市话和电信设备市场上的独家垄断。经过长达8年的诉讼之后，法庭于1982年做出了对美国电信史具有长远影响的判决：将市话业务从AT&T中独立出来，并且分成7个独立的地区贝尔公司（小贝尔）来营运。这一“肢解”决定从1984年1月1日执行，从此，地区贝尔公司经营市话和地区性长途，AT&T经营长话、设备制造和贝尔实验室。美国电信业从一家独霸变成了一个多家“分立的”格局。
“分立”是走向竞争体制的重要准备，虽然它本身还不等同于开放竞争体制。例如，1984年美国国会的《有线通信法案》一方面减少了对有线通信业的管制（即允许更多的“分立”），另一方面还是禁止地区性市话公司染指有线通信业务。8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电信业进入“打破独家垄断、鼓励分立”的发展阶段，形成了长话、市话、有线电视、电信设备制造和信息服务多家分立，但各家之间的竞争受到限制。更准确地说，处于“分立”阶段的美国电信消费者可以在不同的长话公司、设备公司、有线电视和信息服务公司之间“流动”，选择自己满意的对象，但长话、市话、有线和信息服务的业务却由法例管制，井水不犯河水。
出人意料的是，当有限的竞争因素引进电信业之后，引起的竟然是一场也许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伟大的产业变革。从1984年到1996年，电子和数字传输技术革命席卷美国和世界。其结果，一方面几乎所有电信服务的成本都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各个“分立”的电信网络复合，特别是电话、有线电视和计算机三网合一的技术前景，清楚地显示了出来。1996年美国通过的新的电信法，最主要特色就是超越“分立”管制的立场，允许各个分立的长话、市话、有线电视和其他信息服务公司的互相进入、交叉经营。这就是说，美国面对电信技术三网复合机会的制度选择，是全面开放电信竞争。1996年以来，长话公司重新“进攻”地方和市话市场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过。上文提到AT&T并购TCI的消息，不过是美国的长话巨无霸在收购地方小贝尔屡不得手之后，转向“长话与有线电视结盟”策略的一个新动向而已。
美国电信业沿着“管制独家垄断、允许多家分立和全面开放竞争”的路径变革体制，产生的一个可以在数字上观察的后果，这就是美国电信成本日益降低和电信业务量显著扩大。根据统计，1980~1993年的13年间，美国州内电话费的指数从100％降为47.6%，平均每年降低5.6％；州际电话费指数降为60.7%，平均每年降低3.8％。同期，州内通话业务从1980年的1330亿分钟上升为1993年的4000亿分钟，州际通话业务从1400亿分钟上升为3230亿分钟，每年平均增长分别为8.8％和6.6％，快于同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2.4％）两倍以上。粗略地说，通话费用每降1％，通话业务增加5.7％。1994年后，美国和西欧长途通话费用的下降速度因为技术革命而显著加快。例如，1997年西欧北美的国际长途的平均单价下降了25％，并且可望按同等速度持续到2000年。联邦通信委员会估计，现在平均每分钟1美元的国际长途可望再下降80％，到20美分。像Qwest这样以声像聚合网络提供电信服务的先驱公司，1998年已经向美国个人消费者推出每分钟7.5美分的长话服务。而公司的销价，只是每分钟5美分。根据汪丁丁最新来自美国的报告，网络电话甚至可望在近期达到每分钟1美分。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克兰达尔和维夫曼合著的介绍北美电信管制改革的书，要取名为《便宜的通话》（Talk Is Cheap）。假定通话费用降低引起的需求弹性值不变，美国长话平均费用从1美元降为1美分，国内长话和国际长话业务将从1997年的4800亿美元再增加多少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