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的反应要尽可能地冷静和有理智。
8.对于无力改变的那些悲观的和否定的“事实”，我将完全不予理睬，拒之于头脑之外。
简单吗？当然简单。但是上述行为、感觉和思维方式的任何一种都会对此产生有利影响。坚持练习21天，“体验”这些步骤，看一看信心是否会增强。
成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你也承认不是别人和环境，而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使你不能获得成功。你将不再安于生活的现状，也不再指望一些奇迹的产生。
你已明确，正是你自己必须去干些什么，以便抓住获得成功的机遇。你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而这种改变也是一种挑战，你必须放弃习惯了的一些东西，而去经受一些你所陌生的东西。
改变旧习惯是艰难的。当我们被要求除去那些我们所熟悉的思想和感情时，我们都会本能地加以抗拒，尽管我们也承认自己身上那些习惯是有害的。
改变不可能很快实现，它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我们试图在一夜之间变得成功，我们将只会再一次面临失败。改造我们自己那些妨碍我们成功的习惯，是我们值得庆贺的第一个成功。
学会给习惯让路
在生活中，习惯是一座独木桥。当你在这座桥上遇到了不能通过的障碍时，你最好给习惯让路。
一天，一家国有酱菜厂厂长正在读一张杂文报，读着读着，他忽然大笑起来。报纸的内容是两则笑话：
有个父亲出去找儿子回来吃饭，看到儿子站在独木桥中间，与对面的过桥人对峙着，僵持着。父亲问明原委后，很生气地瞪了对面的人一眼，说：“好儿子，做得对！你先回家吃饭，我替你站着。”
大作家萧伯纳与一位工业大亨在小桥上相逢。大亨傲慢地说：“我从来不给傻子让路。”萧伯纳让到一边，说：“我正好相反，您请！”
这位老牌酱菜厂厂长眼下正为企业的出路所困。近两年，自己企业的市场被几家新兴私营厂抢走近七成。为了争一口气，他们把已经准备好了的转产计划给搁置下来，苦苦支撑着。厂长虽曾有心让路，无奈其他领导成员态度坚决，自己也就没再坚持了。读了两则笑话后，厂长问妻子：“在独木桥上与人相遇，你怎么办？”妻子一脸正经：“我主动让路。不像有些人，路走不通了，还一味顶下去。”于是，厂长的思想开窍了，第二天就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坚决转产。
可见，当习惯的思维已不再适应前进的需要时，只有变换思维才是唯一的出路。
一家自选商场的货架上，依次摆着红、黑、黄、白、蓝多种颜色的围巾——这是一位心理工作者设计的顺序。1个月后，红、黄、蓝三色围巾售出不少，黑色围巾几乎没卖出一条，白色的也销售不多。眼看后两种都脏了，售货员干脆将它拍卖出去，只留下热销的三色围巾。又1个月过去了，盘点的结果是红与黄二色围巾卖得极少，生意清淡。售货员百思不得其解，甚感头疼。一位头脑活泛的售货员琢磨了几天，提出一个建议：重新添上黑白二色围巾，按原来顺序摆好。真是不可思议，红黄二色围巾又热销了。
颜色的排列竟如此神奇，似乎不可理解，如经行家点破，很快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因为色彩排列合理，可以刺激顾客感官，激发顾客情感，引导顾客驻足。撤去黑与白围巾，红与黄、蓝相互为邻，色差减弱，顾客的注意力也就减弱了，缺少对比色的刺激，就影响了购买欲。尽管黑、白二色围巾售出不多，却是不可或缺的对比物。
现实中，有经验的企业家不仅重视产品颜色的配搭，连车间、设备的颜色搭配也同样进行精心设计，因为色彩对工人的情绪大有影响。例如，日本的一家服装厂，工人的精神一直不太振作。经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工作者共同会诊，认为整个生产环境的色彩存在问题。他们将沉闷混乱的色调改为轻松活泼的色调。结果，工人的精神舒展了，手脚也灵活了。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应该注意，对色彩应该灵活运用，要善于因习惯的变化而做出适当的调整。比如，在一般杂志中夹杂一张彩页，上面刊载的广告显得很醒目，很突出，宣传效果好。现在有些杂志已经是彩色杂志了，基于这一现实，法国一家酒厂在彩色杂志刊登广告时，总要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只登黑白照片，否则不登。为什么？老板认为，彩色图片虽然华贵，但在彩色世界中，相互淹没了，再好的图片也无鹤立鸡群之功；相反，在艳丽的环境里留下一丝素色，倒可以让疲劳的眼睛为之一亮。这就是当习惯不再习惯的道理。
钱多未必是好事
总听人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挣钱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更方便。所以钱不是神，而是仆。有钱人比别人更方便，所以富贵人家对人应该宽厚，如果反而更苛刻，那么虽然身处富贵中，其行为却和贫贱的人一样了，这种富贵怎么能够长久呢？所以有钱，相对容易；做个有修养的有钱人却很难，因为言行要与身份相称，思想要与地位相符。否则，有失身份，有损形象，这都会影响自己的发展，还不如没有钱活得痛快。
例如唐代中叶德宗时，王锷是个赳赳武夫，凭着血气之勇打了几次胜仗，最后一步一步官至岭南节洪史。此公生性吝啬贪鄙，凡是他经手的工程建设，哪怕琐屑小事也要躬亲，不过，这完全不是出于对于工作的谨慎负责，而是怕肥水落入外人田。每次公家设宴请客的剩菜剩饭，他要么自己全部兜回家，要么全部当下卖掉，反正不白白便宜了手下的人。
跟随他多年的一个旧友，看到他这样富贵了还见钱忘命，便善意而又委婉地对他说：“相爷要把身外之物看淡一点，对于金钱要有聚有散，好让社会上知道相爷重义不重财。”过几天后那位旧友又去见王锷，王锷十分诚恳地对他说：“前天你的劝告太及时了，我已按你的意思把钱财散了。”
王锷说：“我的每个儿子各人分得万贯，每个女婿各人分得千贯。”
听着王锷的回答，那位老友两眼睁得又大又圆，心里暗暗地说：“原来如此！”这种方法最后的下场会很可悲。因为，留给儿孙的家业太多了，反而养成了他们不想自食其力的懒惰。世界上最坏事的就是钱财，聪明人的钱财多了，就失去了进取向上的斗志；愚蠢的人钱财多了，就会干更多的蠢事和坏事。是呀！钱财是身外之物，没有它自然不能生活，但过多又成为自己的累赘，这就像一个人的十个指头，没有十个生活不方便，超过了十个就成了负担。财多必害己，多藏必厚亡。
清朝山西太原有一个商人，生意做得很红火，长年财源滚滚，虽然请了好几名账房先生，但总账还是靠他自己算，钱的进项又多又大，他天天从早晨打算盘熬到深更半夜，累得他腰酸背痛头昏眼花，夜晚上床后又想到明天的生意，一想到成堆白花花的银子又兴奋激动。这样，白天忙得不能睡觉，夜晚又兴奋得睡不着觉。这老头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老头隔壁靠做豆腐为生的小两口，每天清早起来磨豆浆、做豆腐，说说笑笑，快快活活，甜甜蜜蜜。墙这边的富老头在床上翻来覆去，摇头叹息，对这对穷夫妻又羡慕又嫉妒。他的太太也说：“老爷，我们这么多银子有什么用，整天又累又担心，还不如隔壁那对穷夫妻，活得开心。”
老头早就认识到自己还不如穷邻居生活得轻松洒脱，等太太话一落音便说：“他们是穷才这样开心，富起来他们就不能了，很快我就让他们笑不起来。”说着，翻下床去钱柜里抓了几把金子和银子，扔到邻居豆腐房的院子里。
这对夫妻正在边唱边做豆腐，忽然听到院子里“扑通”、“扑通”地响，提灯一照，只见是闪闪的金子和白花花的银子，连忙放下豆子，慌手慌脚地把金银捡回来，心情紧张极了，不知把这些财富藏在哪里才好，藏在房里怕不保险，藏在院里怕不安全。从此，再也听不到他们说笑，更听不见他们唱歌。邻居富老头和他太太开玩笑说：“你看！他们再笑不起来，唱不起来了吧！早该让他们尝尝富有的滋味。”
成功没有不变的模式
成功没有不变的模式，是指成功的道路千差万别，如果刻意地去模仿，非但不能成功，更会适得其反。
春秋时期，鲁国施姓人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好学问，一个善兵法。他们都想以自己的专长谋得好前程。于是，好学问的到齐国，以仁义道德的治国理论游说国君，深得齐君赏识，被聘为公子们的老师。爱好兵法的到了楚国，把用兵打仗，强国拓疆的道理说给楚君。楚王很高兴，封他为执法将军。兄弟俩都当了官。
孟氏是施家近邻，也有两个儿子，也是一个好学问，一个善军事。他们仿效施家儿子的做法，也出外谋富贵去了。好学问的到了秦国，用仁义道德劝说秦王，秦王非常生气，认为是帮倒忙。秦王说：各国纷争，秦国志在发展，此时最需要的是强军厚伪，如果只知仁义，岂非要走上灭亡之路。于是将他处了宫刑而后逐出。好兵法的到了卫国，宣传他练武强兵的治国之道。卫侯说，卫国弱小，夹于大国之间，对于大国，卫国只能顺从以求安；对于小国，只能安抚以得友。倘若武力对外，到处树敌，则灭亡的日子不远了。为免此人到其他国家宣传武功，于己不利，卫国遂将他的双脚砍掉，送回鲁国。
可见，这就是缺乏审时度势、客观分析的恶果。不知气候，不问土壤，种子随意撒下去，哪有不吃亏的呢？施、孟两家兄弟，所好相同，所得结果迥异。原因何在？完全是空间视角的缘故。同样一种理论，一种方法，在甲地行得通，在乙地行不通，这是不奇怪的。
因为甲乙两地地况不同。齐国强盛，无人敢欺，它急需的是国内治理，是内在实力，因而仁义道德的治国之术正合齐侯口味。楚国志在拓展疆土，臣服列国，称雄天下，欲与秦一争高低，军力的扩张正是楚王梦寐以求的。
施氏二子怀揣学识才能，各自选准了对象，选准了空间，投其所好，因而都有好结果。孟氏二子就不够聪明了，到一心想要以武力统一天下的秦国兜售仁义道德，让他们放下武器讲仁义，岂不是自讨苦吃，自寻没趣？同样，到在夹缝中苟且偷安、勉强得以安身的卫国推销强兵之策，把卫国推向水火，当然也得不到欢迎。可见，关注思维对象所处的空间，充分考虑思维对象所在的环境，突破习惯窠臼。
换一种角度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