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治病的由来
饮食疗法历史悠久，早自人类发明用火，变生食为熟食，减少了细菌性疾病，增强了人的体质。火的应用，陶器的发明，医食同源就成为可能，食也就有了药的作用。大约从夏开始的“人工造酒”属于其开端，殷代即用郁草类酿制药酒。春秋时期，已能造出各种食用与疗疾的酒类，上市买卖，既强身抗寒又可作为药用。
在周代，食疗已作为独立的一科，与疾医、疡医、兽医，并列于朝廷的医事制度中。据《周礼·天官》记载，当时的食医，相当于现在的营养师，负责调配管理皇室的营养和饮食卫生，要求品种繁多，营养丰富，并要符合春夏秋冬四季对饮食的不同需要，“食医业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战国名医扁鹊曾说：“君子有疾，期先命食以疗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春秋战国问世的医书之祖《黄帝内经·素问》为食疗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了较系统的食养思想，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此精辟的论述真可谓“善用药者，使病者而进五谷，真得补之道也”。故《黄帝内经》载方13首，在10首内服方剂中，就有6首是食疗方剂。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许多药食兼具的品种，如山药、百合、龙眼肉、薏苡仁、赤小豆、黑芝麻、大枣、核桃、蜂蜜、盐、葱白等，并指出这些药物有“轻身延年”的功效。如蜂蜜史料记载入药可“清热也、补中也、解毒也、止痛也”。在印度蜂蜜被视为使人愉快和保持青春的良药。俄罗斯人称蜂蜜是大自然赠与人类的贵重礼物。
汉代名医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其传世之作《伤寒杂病论》中，亦载有一些药膳名方，如当归生姜羊肉汤、百合鸡子黄汤、猪肤汤等，用于治疗多种疾病，至今仍有实用价值。在《禽兽鱼虫禁忌并治》和《果实菜谷禁忌并治》两篇中，对“食禁”做了专门阐述。“肉中有朱点者，不可食之”，“果子落地，经宿、虫蚊食之者，人犬忌食之”。这些说明仲景的时代已经认识到药借食力、食助药威的道理，并充分认识到饮食卫生的重要性。
隋唐时期，随着中医药学的发展和完善，食疗已渐渐走向成熟。唐代孟诜撰辑的《食疗本草》是我国最早的食疗专著，全书共三卷，据记载有书目138条，今已散逸，仅有残卷逸文散见于《证类本草》等书中。唐代医家孙思邈极力推崇食物疗法，在《千金要方》中有食治专篇，指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指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在《养老食疗》篇，列食疗方17首，有很多名方如“杏仁酥”、“茯苓酥”等一直被后世医家沿用。据史料记载，至隋唐时期，我国已有食疗专著约60余种，惜多散逸，只有一部分被王焘所撰《外台秘要》收录。全书共40卷，收载方剂6000余首。有关食疗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很多至今仍是食疗药膳常用的方剂。
宋代唐慎微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几经重修、校刊、增订，并加入部分《本草衍义》的内容，撰成《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全书共30卷，载有药物1740多种，广泛地辑录了宋以前有关药物方面的文献，对一些药物的产地、性能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考订和补充，记述并保存了《食疗本草》、《食性本草》、《食医心镜》、《孙真人食忌》等前世有关食疗专著的逸文。例如，在干地黄条下，引《食疗本草》文“蜜煎或浸食之，或煎汤，或入酒饮并妙”。引《食医心镜》文“主劳瘦骨蒸，日晚寒热咳嗽、唾血。生地黄汁二合，煮白粥，临熟入地黄汁，搅令匀，空心食之”。该书对于研究中国传统药膳，具有极高的参考和应用价值。
宋代政府令王怀隐等编著的《太平圣惠方》是一部医方巨著，其中有28种病采用了药膳饮食疗法，如杏仁粥治咳嗽，牛乳治消渴，鲍鱼粥、黑豆粥治水肿等。陈直著的《养老奉亲书》是一部以药膳治疗老年病的专著，全书收载方剂231首，其中药膳方剂达162首，作者将药膳疗法列为治疗老年病的首位，提倡老年人“若有疾患，宜先择食疗之法，审其症状以食疗之”，“缘老人之性，皆厌于药，而喜于食”。后经元代邹铉加以补充，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可谓迄宋代以来集老年病防治学说之大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老年病学的专著，使饮食疗法又有了新的发展。
宋代官修大型方书《圣济总录》共200卷，载方20000余首，该书有三卷，专论饮食疗法，“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不足以存生”，“食有成败，百姓用而不知，苟明此道，则安腑脏，滋气血，悦颜爽志，平痾去疾”。对饮食疗法的论述深入浅出，治疗疾病达30余种，有诸风、伤寒后诸病、虚劳、吐血、消渴、脚气、腰痛、心腹痛、反胃呕吐、咳嗽、泄痢、妇人血气、妊娠诸病、产后诸病、小儿诸病、发背痈疽、瘰疠、五痔、乳石发动、耳病目病、蚘虫等，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各科，载食疗方285首，在剂型上也有所突破，有粥、羹、饼、酒、散、汁、饮、煎等多种制法。
元代宫廷御医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营养学专著。书中收集各种奇珍异馔、汤膏煎羹238方，其中菜肴类药膳94种，汤35种，抗衰老药膳处方29种，日用谷、肉、果、菜230余种。介绍了各种食物的性质、烹饪及饮食卫生要求，阐述了饮食营养和健康的关系，如养生避忌，妊娠食忌，乳母食忌，饮食避忌，四时所宜，五味偏走及服药食忌等，并提出食物中毒说。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撰的巨著《本草纲目》，总结了明代以前的药物学成就，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堪称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全书共52卷，载药物达1892种，其中谷物73种，菜105种，果品127种，禽、兽、介、虫等动物类达400多条，所列举的440余种药物中很多是可供食用的，并将大量的食物正式列入药典，使中医饮食疗法更加理论化、系统化。
另外，《本草纲目》还记录了我国历代食疗著作的逸文，其中有孟诜所著《食疗本草》，陈士良所著《食性本草》，吴瑞编著的《日用本草》等。此外，明代还有徐春甫著《古今医统》，高濂著《遵生八笺》，卢和著《食物本草》，朱楠著《救荒本草》，这些都与食疗有关。
清代温病学家王孟英著的《随息居饮食谱》，沈李龙著的《食物本草会纂》，费伯雄著的《食鉴本草》等，总结了前人的许多食疗方剂，详尽地介绍了食疗方的组成、制作方法及用法、功用主治等，对促进我国饮食疗法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总之，食膳在医家那里成了最好的药物代用品。据《名医类案》记载：“一人患消渴，医者断其将死，遂弃医而入。中遇一医令急遣人备北梨二担，食尽可好。信其言，渴即吃梨。未及五六十枚，而病愈。”民间有大枣治卒心痛歌：“一个乌梅两个枣，七枚杏仁一处捣，男酒女醋送之下，不害心痛直到老。”
文人骚客笔下食膳又有了诗的意味，神话般的传说。如《北梦琐言》记云：“河中永乐县出枣，世传得枣无核者食可度世。里有苏氏女获而食之，不食五谷，年五十嫁，颜如处子。” 《幽明录》记“太原王仲徒年少时遭乱，绝粒三日，忽有人扶其头呼云：可起，啖枣。瞥见一小儿长四尺，即隐，乃有一囊干枣在前，嗷之，小有气力，便起。”再如葡萄的传说，张骞从西域带回葡萄种子，很快在中国遍地开花，曹丕在《魏文帝韶》中盛赞葡萄：“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葡萄。当其末夏涉秋，尚有余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绢，脆而不酸，冷而不寒。除烦待渴，又酿以为酒……”宋代诗人苏辙言板栗：“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浆。”正因为如此，食膳无论从何角度，它都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容、新的品味、新的文化境界。
综观其源流，人类的历史是从饮食开始的，饮食文化所包含的食疗、药膳的内容，又丰富了人类的文明史，它体现了人类养生的需求。故它亦是人类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饮食疗法的特点
饮食疗法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早已为人类所认识，并在长期的亲身实践中摸索、体会、总结出“摄生”与“治病”的辨证关系和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饮食疗法已成为中国医药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门学科，饮食疗法具有自身的特色。
饮食疗法的理论基础
饮食疗法与中国医药学几乎是同步发展的，从而产生了“医食同源”的学术思想。作为中国医药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饮食疗法完全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突出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特色。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病理学说等理论为依据，结合人的体质、所处的环境、季节的不同及药物、食物的性味、作用的不同，辨证施膳，达到防病治病、保健强身、益寿延年的目的。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饮食疗法在实际应用时，充分体现了中医学整体观的学术思想，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四季气候的变化、地理环境的不同等因素对人体的影响，从而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出整体的分析。然后确定相应的食疗原则，给予适当的药物与食物组成的食疗处方进行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