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认同作用中形成的，认同作用取代了已被放弃的本我的贯注，这些最早的认同作用总是完成自我的一个特殊职能，且以超我的形式和其他自我相分离，而后来，当它强壮起来时，自我就更能经受住认同作用的影响。超我把它在自我中或有关自我的特殊地位归功于（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种因素）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方面，它是第一种认同作用，是当自我还很脆弱时就发生的认同作用；另一方面它是奥狄帕斯情结的继承者，因而把最重要的对象结合到自我中去。超我和后来自我所产生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就是童年期最初的性欲期和青春期之后，完全成熟的性活动之间的关系。虽然它服从于后来的每一种影响，但它一生仍然保留着从恋父情结派生给它的特点——即自我分离并统治自我的能力。它是对自我以前的虚弱和依赖性的一种纪念，成熟的自我则受它的支配。就像儿童被迫服从其父母那样，自我也服从由它的超我发出的绝对命令。
然而，超我派生于本我最初的对象——贯注，派生于奥狄帕斯情结，对它来说还有更大的意义。这种派生，正如我们已经描述的那样，把它和本我在种系发生上获得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使它成为一个以前的自我结构的再生物，这个自我结构已把它的沉淀物留在了本我中，因此，超我总是和本我密切联系着，并能作为它和自我联系的代表。它深入到本我之内，并且由于这个理由而比自我更远离：意识。
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某些临床事实，这些事实早已失去其新意，但仍有待于理论探讨，我们就能最好地理解这些关系。
在分析工作中有些人以相当独特的方式行事。当我们满怀希望地对他们讲话、或对治疗的进展表示满意时，他们则露出不满的神情，而且他们的情况总是变得更糟糕。人们一开始把这种情况看做是挑战和试图证明他们比医生更优越，但后来则开始采取一种更深刻、更真实的观点。人们开始认识到，不仅这种人不能承受任何表扬或称赞，而且还对治疗的进展做出相反的反应，每一种应该引起的、而且在另一些人身上的确引起了症状的改善，或不再恶化的那种治疗方法，却在他们身上引起了病情的恶化。这些病人在治疗期间病情加剧，而不是好转，他们往往表现出所谓“消极的治疗反应”。
毫无疑问，在这些人身上有某种坚决与康复作对的东西，它害怕接近康复，好像康复是一种危险似的。我们习惯上说，在这些人身上，生病的需要占了渴望康复的上风。假如以通常的方式来分析这种抵抗——那么，即使丢掉病人对医生的那种抵抗态度，去掉病人想从疾病中获得各种好处的那种固恋，大部分抵抗仍然遗留下来：这表明它本身就是恢复健康的一切障碍中最强大的，甚至比诸如自恋的难接近性这种熟悉的障碍更强大。
最后，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正在对付一种所谓“道德的”因素，这是一种罪疚感，它要在疾病中获得满足，并拒绝放弃受病痛的惩罚。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结论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失望的解释。但是，就病人而言，这种罪疚感是无声的，并没有说他是有罪的，他也不觉得有罪，只觉得生病了。这种罪疚感只表示一种对极其难以克服的身体康复的抵抗。要使病人相信，这种动机是他继续生病的原因，这也是特别困难的，他坚持那种更明显的解释，即用分析法所做的治疗对他的病症来说是毫无补益的。
我们的描述适用于这种事态的最极端的例子，但是，这个因素在极多的情况下，或许在一切较严重的神经症的病例中都应该加以考虑。事实上可能正是这种情况下的这个因素，即自我理想的态度决定着神经症的严重性。因此，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更全面地探讨罪疚感在不同条件下借以表现自己的方式。
对正常的、有意识的罪疚感的解释并没有什么困难，应该把它归之于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紧张，并且是由它的批判功能发出的自我谴责的表现。可以推测，神经症中这么有名的自卑感可能和这种有意识的罪疚感密切相关。在两种非常熟悉的疾病中，罪疚感有过强的意识；自我理想在里面表现得特别严厉，常常极其残暴地对自我大发雷霆。自我理想在这两种疾病（强迫性神经症和抑郁症）中的态度，和这种类似性一道表现出具有同样意义的差异。
在某些形式的强迫性神经症中，罪疚感竭力表现自己，但不能向自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这种病人的自我反抗地转嫁罪责，并在否定它的同时寻求医生的支持。对此予以默认是愚蠢的，因为这样做毫无用处。分析最终表明，超我正受着一直瞒着自我的过程的影响。要发现真正引起罪疚感的被压抑的冲动是可能的。由此可以证明，超我比自我更了解潜意识的本我。
在抑郁症中，超我获得对意识控制的印象甚至更加强烈。但在这种病例中，自我不敢贸然反抗，它承认有罪并甘愿受罚。我们理解这种差异。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问题在于，应受斥责的冲动从未形成自我的一部分；而在抑郁症中，超我的愤怒的对象则通过认同作用而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当然，还不清楚为什么罪疚感能在这两种神经症中达到如此非凡的强度；的确，这种事态所表现的主要问题在于另一方面。在这些病例中，罪疚感是无潜意识的。
在歇斯底里症和某种歇斯底里症状态下，基本的条件就是发现这种情况。罪疚感用以保持潜意识的机制是容易发现的。歇斯底里症的自我保护自己免受痛苦知觉，它的超我的批判威胁说，要采取那种保护自己免受无法忍受的对象——贯注的同样方式，也就是采取一种压抑行动。因此，正是自我应该对这种保留在潜意识中的罪疚感负责。一般说来，自我是在超我的支配和命令下进行压抑的，但是，在这种病例中，它把同样的武器转而对准它的严厉的监工了，在强迫性神经症里，反向作用占主导地位，但是自我在这里却满足于和罪疚感有关的材料保持距离。
人们可以进一步大胆地假设，大部分罪疚感在正常情况下必定是潜意识的，因为良心的根源和属于潜意识的奥狄帕斯情结紧密相连。如果有人想提出这种矛盾的假设，即正常的人不仅远比他所想像的更不道德，而且也远比他所想像的更道德，那么，精神分析就要对论断的前半句负责，但对剩下的那后半句则不会提出异议。
这种潜意识罪疚感的加剧会使人成为罪犯，这是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但无疑却是个事实。在许多罪犯中，特别是年轻的罪犯中，会发现他们在犯罪之前就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罪疚感。因此，罪疚感不是它的结果，而是它的动机，就好像能把这种潜意识的罪疚感，固定到某种真实的和直接的东西上，就是一种宽慰。
在所有这些情况里，超我表现出它和意识的自我无关，而和潜意识的本我却有密切关系。现在关于它的重要性，我们把它归之于自我中的前意识言语记忆痕迹，于是，问题也就必然产生了。超我，假如它是潜意识的，它是否还能存在于这种言语表象中，或者假如不是潜意识的，它究竟存在于何处呢？我们的回答虽然不会使我们走得太远，但是，人们也不可能对此提出怀疑，即超我和自我一样，是从听觉印象中获得的。因为它是自我的一部分，俎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言语表象（概念、抽象作用）而和意识相通。但是，超我的贯注能量并非起源于听知觉（教学、读书等），而是起源于本我。
我们放在后面回答的那个问题，因此就是：超我是怎样主要作为一种罪疚感来表现自己，另外，怎样发展到这种对自我的特别粗暴和严厉的呢？如果我们先转向抑郁症，就会发现，对意识获得支配权的特别强烈的超我对自我的大发雷霆，好像它要竭尽全力对此人施虐。按照我们关于施虐狂的观点，应该说，破坏性成分置身于超我之中，并转而反对自我。现在在超我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东西，可以说是对死亡本能的一种纯培养。事实上，假如自我不及时转成躁狂症以免受暴政统治的话，它就常常成功地驱使自我走向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