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长久陶醉在这样的错觉中：我们用上述公式已解决了群体之谜。我们不可能回避此刻的、且令人不安的回忆，即我们实际所做的一切已经把问题转换到催眠之谜上。关于催眠还有如此之多的问题有待澄清。现在，另一种反驳意见给我们展示了进一步的思路。
人们可能认为，我们在群体中观察到的强烈的情绪联系，完全可以解释它们的特征之一——其成员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它们所有成员的反应具有相似性，可以说，它们降低到群体个人的水准。但是如果我们看待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那么一个群体向我们显示的比这还要多。它的某些特征，如智力能力的微弱，缺乏情绪约束，不能节制和延迟，在表达情绪时倾向于超出每一限度，以及用动作把情绪完全发泄出来。这些以及相似的特征——我们在勒邦那里看到了如此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无误地展示出这样一幅图画：心理活动退回到正如我们毫不奇怪地在野蛮人或儿童那里发现的那种早期阶段。这种退回尤其是普通群体的本质特征，而正如我们所知，在组织化的和人为的群体中，在很大程度上能制止这种退步。
这样，个人隐秘的情绪冲动和智力行为太微弱以致靠它们本身则一事无成，因此要完全依赖于通过该群体的其他成员以相似方式进行重复而得到的强化，我们对这样的状态印象深刻。我们记起的是，这些依赖现象有多少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组成部分，在这种社会中会发现创造性和个人勇气是多么地小，每个人是多么地被像种族特性、阶级偏见、公共舆论等形式显示出来的群体心理态度所支配。当我们承认暗示的影响不是仅仅被领袖而且也被每个人对其他人所施加的时候，对我们来说，这一影响就成为更大的谜了。我们必须指责自己曾不公正地强调了与领袖的关系，以及太多地把相互暗示的其他因素置于次要地位。
在这种谦虚精神的鼓舞之后，我们将倾向于听取另一种意见，它给我们允诺以更简单的理由为基础的解释。在特罗特关于群居本能的一本富有见地的书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解释（1916年）。就这本书而言，我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它没有完全摆脱由最近的大战所发泄的反感情绪。
特罗特把上面描述的在群体中出现的心理现象追溯到一种群居本能，这种群居本能就像其他动物种族中一样，也为人类所先天拥有。他说，这种群聚性从生物学上说类似于多细胞结构，并且仿佛是后者的延续。如果个人独处，他会感到不安全。幼儿显示出来的恐怖似乎已是这种群居本能的表现。与人群对立事实上就等于与它分离，因而人们忧虑地避免这种对立。但人群轻蔑任何新的或不寻常的东西。群居本能似乎是某种原始的东西——某种不能被分解的东西。
特罗特提供了他认为是原始本能的清单，如自我保存本能、营养本能、性本能和群居本能。群居本能常常与其他本能相对立。罪恶感和责任感是群居性动物的特有方面。特罗特也把精神分析揭示的、存在于自我中的压抑源溯到群居本能，并相应地把医生在精神分析治疗中遇到的抵抗也追溯到这同样的根源。言语的重要性就在于人群中相互理解的自然倾向。个人彼此之间的认同主要依赖于这种倾向。
勒邦主要关心的是典型的短暂群体形式，麦独孤关心稳定的群体联系，而特罗特则选择最一般化的群体形式——“政治动物”时人在这种群体中度过一生——作为他兴趣的中心，他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群体形式的心理学根据。但是特罗特没有必要去追踪群居本能，因为他把它的特征描述为原始的和不可进一步还原的。他提到波里靳·萨迪斯试图把群居本能追溯到暗示感受性，就他而言幸好是多余的。这是一种熟悉而又不令人满意的解释类型，而相反的命题——暗示感受性源出于群居本能——似乎在我看来则更进一步阐明了这一主题。
特罗特的叙述即使比其他人的更公正，但仍然面临这样的反驳：它几乎没有说明群体中领袖的作用，而我们反而倾向于相反的判断：如果忽视了领袖，则不可能把握住群体的性质。群居本能对于领袖全然不留有余地，他几乎纯粹是偶然被扔进人群中的。由此得出，不存在从这种本能到需要上帝的通路，这个牧群是没有牧人的。但除此之外，还可以从心理学上削弱特罗特观点的基础。这就是说，无论如何可能的是，群居本能不是不可还原的。它不像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那样原始的本能。
追溯群居本能的个体发生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幼儿独处时所表现出的恐惧（特罗特宣称这已经是这种本能的显现），仍然更易于提出另一种解释。这种恐惧与儿童的母亲有关，往后则与其他熟悉的人有关，它是未满足的愿望的表达——儿童尚不知道除去把它转变成焦虑之外怎样以任何方式进行处理。当儿童独处而感到恐惧时，看到任何任意的“人群成员”也不会感到安全，恰恰相反，这类“陌生人”的接近则会产生这种恐惧，于是，在儿童那里长时间没有什么群居本能或群体感情的性质会被观察到。在容纳许多儿童的幼儿园中，这类东西起初是在儿童与他们父母的关系之外产生的，它的产生也是作为大儿童对小儿童的最初嫉妒做出的反应。大儿童肯定是嫉妒地想把他的弟妹撇开，使其离开父母，并剥夺其所有特权。但在面临着这个小儿童（像后来出生的所有儿童）像他本人一样被父母所爱，结果是不可能在不损害他本人的情况下保持他的敌意态度时，他不得不把自己与其他儿童相认同。所以，在儿童群中就产生了共同的或群体的感情，然后在学校进一步发展。由这种反相形成所做出的第一个要求是为了公正，为了同样对待所有人。我们都知道，这种要求在学校是表现得多么响亮和不能改变。如果一个人自己不能成为受宠者，那么无论如何也没有别人会成为受宠者。这种转变即在幼儿园和教室里群体感情取代嫉妒心，可能被认为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如果同样的过程往后在其他环境中不能再次被观察到的话。我们只需想到这样一群妇女和女孩，她们都以痴迷的方式爱着一位歌星或钢琴演奏家，当他表演结束后她们紧紧围着他。她们每人肯定容易嫉妒其他的人，但是当面对她们的成员以及结果不可能达到她们爱的目的时，她们放弃了这种嫉妒，不是去撕扯彼此的头发，而是以联合的群体去行动，用她们共同的行动对她们崇拜的英雄表示敬意，高兴地分享他的几丝飘垂的头发。原先她们是竞争的对手，现在通过对同一对象相似的爱而成功把自己与其他人认同。当一种本能的情境像通常一样能达到各种结果时，我们会毫不奇怪：使这种结果产生某种程度的满足的可能性，而某种其他的结果——本身是更明显的，则由于生活环境阻止达到任何这样的满足而被放过了。
后来在社会中以“群体精神”等形式出现的东西，与它从原先的嫉妒衍生出来并不相悖。没有人一定想要名列前茅，人人必定是同样的，并拥有同样的东西。社会公正意味着，我们自己否认了许多东西，以致于别人也同这些东西无关，或者也许不能要求这些东西——这都是一回事。这种对平等的要求是社会良心和责任感的根源。它也在梅毒患者担心传染给他人中出乎意料地显示出来，对此精神分析已教给我们怎样理解。这些可怜的不幸者表现出来的担心，与他们强烈抵抗要传染给他人的潜意识愿望是相一致的。因为，为什么单单他们被感染并如此这样地被隔离？为什么其他人不被感染这种病？在所罗门公正的有关故事中可发现这同样的萌芽。如果一个妇人的孩子死了，那么其他妇人的孩子也活不成。这个丧子的妇人显然具有这种愿望。
这样，社会感情的基础是，起初是敌意的感情反转成认同性质的肯定色彩的联系。在迄今我们能追踪各种事件的过程中，这种反转似乎在与群体外的一个人有共同的情感联系的影响下出现，我们并不认为对认同作用分析是周全的，但就此刻的目的来说，我们只要回想这样一个特征就够了，即一致实行平等这一要求。在讨论两种人为的群体——教会和军队——中已经得知，它们必要的先决条件是，它们所有成员应该得到一个人即领袖的同样的爱。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群体中平等的要求只是适用于其成员，而不适用于领袖。所有成员必须是彼此平等的，但他们都是想到被一个人所统治。许多平等的人能使他们彼此认同，一个单个的人优越于他们所有的人——这就是我们在能持续存在的群体中所发现的境况。现在，让我们大胆地纠正特罗特的这一断言：人是群居动物。而坚持认为，人不过是个部落动物——由一个首领支配的部落中的个体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