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前面个别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心理机能的某些缺失——我们后面将对这些共同特点进行讨论——以及某些明显的非存心的操作，如果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此加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缺失和操作都有其确切的动机，或者说是由人们意识到的动机所决定的。
如果你要将某种行为归于这些类别，它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一、它不能超出我们的判断范围，其表现出的特点必须在“正常的界线之内”。
二、它必须是一种持续时间很短的暂时性混乱。在此以前，我们的同一种心理机能必须是很准确的，或者说，我们在所有情况下都坚信自己能够很准确地完成它。如果他人对我们的这一行为予以纠正，我们必须立刻认识到其纠正的正确性和自己的这一心理过程的错误。
三、如果我们完全知觉到了这种失误，却认识不到这种行为的动机所在，我们必须将它解释为一种“粗心”，或将它作为一种“偶然”。
属于这一类的行为包括：遗忘，自己明确意识到的失误、读误、笔误、过失行为和所谓的偶然行为。
我们对这种方式定义的这些心理过程的解释，引起了我们对一系列极感兴趣的问题的观察。
如果我们否定这样的观点：部分心理机能是不能被人们的意识所解释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对心理生活中的决定论的范围做出评价，无论在这个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这种决定论的影响比我们想像的要深远得多。1900年我看到文学史学家梅尔在《维也纳日报》的文章，列举事例阐明了他的观点：人们不可能存心和随意地生成一些无意义的言语或举动。我早就发现，在要人们做出自由选择的时候，一个人不可能毫无原因地生成一个数字或名字，对这种明显存心生成的数字的研究——一个人在开玩笑的时候说出的一个数字，或在做高智力活动时生成的一个数字——表明：这些数字的出现也是由人们实际认为似乎是不可能的方式所决定。我将简单地讨论一下人们对名字随意选择的例子，然后仔细地分析一个“不假思索地甩出”一个数字的例子。
一、在发表一篇文章时，我要准备一个女患者的病历，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给这个患者取一个名字，当然选择的范围很广。有些名字开始便被我排除了——首先是其真名，然后是我家人的名字，以及其他的与此发音接近的名字。对我而言，不可能找不到一个名字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我自己在期待一个名字——我头脑中有很多女人的名字，但惟独出现这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杜拉”。
我扪心自问，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谁叫杜拉？我本来想抛弃由此而来的一个思想——这是我妹妹保姆的名字，但是我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有很好的自我训练，我还是很坚定地指向这一思想，然后让思绪由此展开。马上，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一个很小的偶然事件，进入了我的脑海，这便是要寻找的决定因素。我在妹妹的餐桌上看到了写给弗洛林·罗沙的一封信，我惊奇地问叫这个名字的是谁呢？我被告知我原认为叫杜拉的这个人实际上叫罗沙，但是，当她被雇用做保姆的时候，不得不放弃这个真名字。因为，我的妹妹也叫“罗沙”，“可怜的人”我遗憾地说，“她们甚至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我现在回忆起来，在此之后，我沉默了片刻，然后静静地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这些很容易地进入了我的意识。第二天，当我要为这个不能使用真名的人取一个名字的时候，出现的恰恰是“杜拉”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其他的替代名字的出现。这种情况也与另一个主观事件有固定的联系，一个受雇于另一个家庭的家庭教师对我的这个患者的病情有决定性的影响，对她治疗过程也有很大的影响。
几年后，这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又发生了。有一次，我正在做一次讲座，经常引用这个叫杜拉患者的例子。但我突然想起来，其中的两个女士听众中有一个也叫杜拉。我便转向这个年轻的同事，向她道歉说，我忘记了你也叫这个名字，并说在我的讲座里，我会将这个名字改掉。这时，我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尽快找一个合适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是避免使用另一个女性听众的名字，以避免让我的那些有精神分析基础的同事，将此作为一个例子加以分析。当我决定要用“埃纳”这个名字取代杜拉的时候，感到非常的高兴。讲完课以后，我问自己，埃纳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我注意到这个名字的来源的时候，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在选择名字的时候力图避免另一个女士的名字，当然我很好地避免了这种可能性，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另一个女士的姓是鲁埃纳，埃纳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二、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我通知他说，我刚好校对完《梦的解析》的清样，而且不想对此作较大的修改，“即使里面包括二四六七个错误”，我立即想解释这些数字的来源，并在信中附上了我的一个小小的分析。我还是将我的这个分析全文摘录下来：
“让我再对《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做一次贡献。在这封信中，你会发现我随意使用了二四六七这个数字来评价《梦的解析》这本书中出现的错误的多少，我的意思仅仅是指这个错误数字很大，但是惟独这个数字出现了。然而，头脑中任何东西的出现都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你肯定也期望是潜意识决定了这个数字进入我们的意识。在此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将军E·M从工兵署退休，我对这个男人很感兴趣，当我作为军医在军队服役的时候，有一次他因病来到病房（当时他还是一个团长），对一个军医说：‘你必须在一周内让我好起来，因为上司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从此以后，我决定效仿其职业，但是现在，他的这个职业已经走到尽头——一个工兵署长，并且已经列入退休人员之列。我想计算一下，他从事这种职业的时间，从我1882年在医院见到他时起，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我对妻子讲了这些后，她回答说：‘是否你也该退休了？’‘上帝不会同意的。’我说。我们谈完以后，便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这一系列的思想仍萦绕在我的脑海。经过仔细推断，我发现算错了。在我的记忆中的一个很明确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是在监禁中庆祝自己的24岁生日的，那是1880年，或者说是19年前。这样就出现了二四六七中的‘二四’这个数字，现在，在我现在的年龄上——43——加上24，这样就有了67这个数字。换句话说，在回答是否我要退休这个问题时，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工作24年。自从我要追随这个M团长那时起，很明显对自己已取得什么大的成就感到厌烦，然而与他在这个时候就结束其生涯相比，我庆幸自己还是一个胜利者。这样人们就会很公平地说，这个不假思索出现的数字二四六七并非没有潜意识的根源。”
三、自从我第一次解释了这个随意出现的数字后，我又反复地做过类似的实验，其结果仍与此一致。但是，其中涉及很多隐私的东西，因此，我不想在此予以说明。
由于多种原因，我要增加一个有关的例子，这是维也纳的医生阿德勒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那里获得的资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数字”联想的例子。向阿德勒提供资料的人报告说：“当我正在潜心阅读《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很偶然的干扰，我会将这本书读完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读到这一段论述，即那些随意闯入我们意识的数字都是有确定的意义的，我决定做一个实验。这时出现在头脑的记忆是“一七三四”，与此相联系的意念很快地出现在我的面前：1734÷17=102；102÷17=6。然后我将这个数字分成17和34，我现在34岁，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认为34岁是青年的最后一年，由于这个原因，我的最后一个生日过得很不愉快。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一个17年的结束将看到一个愉快而有兴趣的时代的开始。我将我的人生以17年为单位分开，那么这个区分有什么意义呢？在想到数字102，我想到了雷卡姆万国图书馆的编号102，这是考塞卜的剧本《厌恶和悔恨》。
“我现在的心理状态便是厌恶和悔恨，这个图书馆里的编号6是穆勒的《罪过》，由此想到的是我自己的罪过，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接下来出现的是这个图书馆中的第34号，包括穆勒的童话《枪口》，我将这个单词分两个部分。接下来出现于我的脑海的是，一次和我的儿子（6岁）的押韵游戏，我让他找出和那个单词押韵的词，但是他一个也没有找到。当我一定要让他说出一个的时候，他说用高锰酸钾清洗了他的嘴。我大笑了起来，因为这个词是很温和的。在最近几天，我遗憾地发现，它并非是温和的词。”
“我问自己：这个图书馆里的17号是什么呢？但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不过我敢肯定，对此我很早就知道的，因此，我认为我是想忘掉这个编号，我的任何思想似乎都是徒劳的。我开始急需阅读这本书，但我的阅读很机械，无法理解书中的内容，因为17这个数字仍萦绕在我的脑海。这时，我将灯关掉，继续思索。最后，我意识到，17这个编号是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哪一本呢？我想到了《希洛和黎安德》——很明显是我的愚蠢企图使我误入歧途。最后，我不得不放弃，查阅了这所图书馆的目录，发现17号是《马克白》。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根本不了解这个剧本，尽管我对它重视的程度和莎士比亚的其他剧本一样。我想到的仅仅是：凶手，马克白女士，巫婆，‘公正即邪恶’；想到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席勒的《马克白》译本非常好。毫无疑问，我希望忘掉这个剧本。接下来想到的是17和34可以被17整除，得一和二，在这个图书馆的一和二好像是歌德的《浮士德》，我越来越感觉我和浮士德有很多相似之处。”
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从这个医生的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东西。阿德勒认为，这个男人对他的这些联想的综合并不成功，如果不从这些对一七三四数字的联想中获得一些理解这个数字的关键，那么很难对此做出有价值的解释。
“我今天早上的经历，有力地证明了弗洛依德的观点的正确性。当我晚上下床的时候，惊醒了妻子，她问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图书馆的目录？我对她讲了当时的情况，她认为我是小题大作——但观点很有意思——在我一再坚持下，她还是接受了对《马克白》进行联想，她说在她想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她什么也联想不起来。我回答说：‘让我们测试一下。’她说了一个数字一一七，我马上回答说：‘一一七是指我告诉你的那个数字，而且，我昨天对你说过，一个82岁的妻子和一个35岁的丈夫在一起的确不协调。’前几天我取笑我的妻子说她是一个82岁的小老女人，82+35=117。”
这个原没有找到决定他生成数字的因素的男人，当他的妻子给他一个随意生成的数字的时候，他马上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妻子很明确丈夫生成这个数字的症结所在，因为她选择的数字也是出于一个情结——这是他们同有的情结，因为这种情况涉及到他们相互的年龄。现在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对出现于这个丈夫头脑中的数字做出解释，阿德勒认为，这个数字表明了他的一种压抑的欲望，这个欲望便是：“像我这样34岁的男人应该有一个17岁的妻子才合适。”
如果你认为这是无稽之谈，那么我要补充一点，最近我从阿德勒那里得到消息，在他的这个分析出版一年之后，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离婚了。
阿德勒对强迫生成的数字给予了同样的解释。
四、人们选择所谓的“吉祥数字”并非与这个人的生活毫无联系，或它的出现也并不是没有什么特定的心理原因。一个男人承认自己特别偏爱17和19这两个数字，在稍做思考后，他便发现，在17岁这个年龄，他考上了大学，并从此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科学研究的自由。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做长途旅游，之后不久便有了重大的科学发现。但是这个偏爱的固定化还是在十年以后，即在他发现这个数字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之后。即使是人们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偏爱的数字，或明显以很随意的方式生成的数字，都可以通过分析追溯它料想不到的含义。我的一个患者在这方面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当他很不愉快的时候，很特别地甩出一句这样的话：“我已经告诉你17到26次了。”我问他这么讲话的动机所在，他说他的脑海马上出现的是：他生于那个月的17日，而他的小弟弟生于这个月的26日。他抱怨说，命运从他的生活中剥夺走了美好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给了他的弟弟，因此，他便在弟弟的出生日期这个数字上加上十来表示命运对自己的这种不公，“我虽然年龄较大，但我却要矮人半截。”
如果你要对这个观点——数字记忆在人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获得更深刻的印象，你就应该了解一下荣格和琼斯的文章。
在对这类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发现有两种东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首先，人们似乎像梦游的确定性一样，为了达到一个意识不到的目的，进入了一系列数字的思考，这种思想马上便表现于所期望的数字，而且其计算速度之快令人惊异。其次，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可以很自由地支配这些数字，但在我的意识状态，我对数字的推断能力则很差，很难记住日期、房间号码等诸如此类的数字。而且，在这些潜意识状态下，对数字的思维操作有一种迷信的倾向，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明确其根源。如果你发现，不仅这些生成的数字，而且这些生成的文字材料也是有一定的根源，这都不足为怪。
五、这是一个关于强迫性的单词消除的很好的例子，强迫性的单词，即那些无论做出多大努力也无法从我们的脑海里消除的总是出现的单词。这是由荣格观察发现的：“一个女士告诉我说，在这些日子‘塔干洛’经常挂在嘴边，但又不知道它的意思。我问她这些天是否有一些刺激她的事件发生，是否有不愉快的情绪，她犹豫片刻后对我说，她很喜欢一件睡衣，但是她的丈夫对此不感兴趣——很明显，他们在发音和意思上相似。之所以用俄文的方式，是因为当时这个女士刚认识一个来自塔干洛的人。”
六、我很感谢赫奇曼博士，他提供了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在一个特殊的地方，一行诗歌不明原因地、强迫性地反复出现了。
“E”，一个法学博士说道，“六年前，我从比瑞兹到圣塞瓦斯坦旅行，在铁路线跨越比沙河这个地方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从边界桥上看，这里的景色很优美——一侧是一条宽阔的大峡谷和晓利牛靳山，另一侧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这是一个美丽清爽的夏日，万物被阳光普照，我在做假日的旅行，碰巧要去西班牙。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