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我们这行的要具备三个优点：一要嫌贫爱富，没钱的公司不要去；二要喜新厌旧，不断寻找新的目标，搞（联系）过的就算了；三要捕风捉影，注意收集信息。有了这三条还拉不到单就是怪事……”主任一通鼓动性很强的毛主席的老乡声音，激励得大家蠢蠢欲动
夜深了，我的眼里有泪水溢出……面对深圳，我既不能接受也无法拒绝，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像被放在油锅里煎熬一样，我不得不记着日记聊以自慰。
9月18日
一觉醒来已是早上九点多钟，窗外不大不小的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在这陌生的地方，我感到有些孤独来的很莫名。到深圳四天了，我不得不郁闷地呆在这间寝室兼办公室里。《北京人在纽约》里的台词说，如果你爱她就把她送到纽约，如果你恨她也把她送到纽约。这样说来，纽约既是天堂也是地狱，那么，深圳是不是这样呢？
9月19日
我不想干这种工作。我和康询悄悄跑到人才市场找新的工作，结果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人才市场难以找到我这学中文的饭碗，打电话给朋友，朋友说，“深圳不相信眼泪！”是的，深圳不相信眼泪，只相信票子，今天我在人才市场旁边看见摆地摊的在卖文凭，六七百元连清华大学的文凭都能买到，康询不是买了张武汉大学的毕业证书吗！谁能识破那是假的？我矛盾，我困惑，我难受，我不知所措。本来打算，等工作安顿下来后，我要到公安局去告那个关了我一夜的派出所警察，现在这样子哪有心情和精力去找他说理。算了，吃亏就吃亏了，忍了吧。
9月20日
康询带我在深圳市区逛了两天，在他的“指教”和我自己的感悟下，对怎样找钱也有了点信心，看来我只能照他讲的那样去做，不然只有打道回府。我别无选择，准备投入“战斗”。
9月21日
早上，刚起床有人说要开会，不多时，两位主任就来了。
不常来的那个主任跷着二郎腿，右手指轻轻敲击桌面：“今天我们开个短会，一是新来了两位新朋友（一个指我，另一位指湖南孙小姐），向大家介绍一下；二是大家说说目前能搞定的“单”有几家……记者嘛，就是要敢走出去，要有信心、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不要怕失败，你看新疆小伙子才来不到两个月就挣了六七千块！干我们这行的要具备三个优点，一要嫌贫爱富，没有钱的不要去；二要喜新厌旧，不断寻找新的目标，搞（联系）过的就算了；三要捕风捉影，注意收集信息。掌握了这三点拉不到单就是怪事……”一通鼓动性很强的毛主席的老乡口音，刺激得大家蠢蠢欲动。仔细一想的确不无道理。
末了，常在办公室转悠的这个主任又站起来，他踱着方步老谋深算地说：“大家要有信心，一次不成功，再来，总会有单进的。”他边说边掰起指头数，“从现在算起，到年底满打满算还有100天，100天，不信天天你都是倒霉蛋……”
9月22日
早上，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名片，从中捻了大约不到10张递给我，我一看才知道是给我印的名片。他说：“先用着，完了再来拿！”我拿着他递给我的几张名片出来，心里很不是滋味。不久，另一个主任也来了，他给了我一本新的深圳企业界电话号码簿，“小刘啊，你拿去把你们省（驻深）的公司电话号码复印下来，就先从你们省的公司下手，这么多单位我不信你搞不定一家！” 我接过那本电话号码簿，心里虽然没准儿，但脚还是往街上走了，我抱着那本电话号码薄去复印其中的“特别”电话号码。
下午，我有些畏怯地坐在电话旁准备“冲锋上阵”，不想，大伙都守在电话机旁接连不断地：“喂，你好！我是××记者，准备去拜访您……”我几次刚抓起电话，都被同事抢先占用了线路（一条线，两台话机）。一来二去，心情和勇气都跑光了，看着大家争先恐后抢电话联系“老板们”的劲头，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禁悲从中来。
9月24日
我没有选择，我身上的钱都快花光了，不豁出去，就要被饿死在深圳。我想，这工作就是要脸皮厚，能吹牛，大吹特吹，没那回事也要吹出事来，还要吹得很大很大，不要怕把牛皮吹破。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脸厚心黑，不信别人能搞到钱，我就和钱无缘……我一定要至少拉进一个单才善罢甘休。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
我又坐到了电话旁。然而运气不佳，打了10多个电话，不是对方占线就是他妈的告诉老板不在。好不容易接通一个老板电话，急忙报上自己单位，说是想采访一下他们公司。没想到，对方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打断道：XXX，你们不是来过了吗？怎么又是你们？烦不烦啊！我急中生智：对不起，我刚出差回来，不知道情况……唉，真他妈像吃了只苍蝇难受！
下午上班时间一到我又坐到了桌子边开始“战斗”。很顺利打通一公司总经理的电话，我迫不及待地说，我是某某社记者。没等我把话讲完，对方打断我的话直问道：“要钱吗？”我的大脑迅速作出反应：撞鬼了！只好装腔作势地说：“什么钱，我们不是搞广告拉赞助！”对方一听我的话才放心大胆地说“那你来吧。”我说，得另约个时间，现在忙不过来。说完咚的甩下话筒。“不出血，见鬼去吧！”
据康询说，从去年开始，专题部已编写出版了一套系列丛书，在深圳影响极坏，而今许多公司一听说是这单位的记者就非常反感，以致造成真正的新闻记者都吃闭门羹。在深圳，以搞钱写文章为幌子的不仅这一个“专题部”，冠以张三李四王麻子的“专题部”有许多。据权威媒体报道，像这样“跑单”的记者在深圳有五、六千人，差不多的公司都被“记者”窜过，一支很壮观的“跑单”大军啊。当然了，“天天有神仙下界，场场有傻子上街”，否则，我们主任的帐上怎么会有好几万了呢！
不过话说回来，钓到一条“鱼”的确不容易，大伙都喊头痛，常常电话一接通，对方立即作出反应：“你们又来了！”“又是你们！”……
有的同事无奈地骂着娘发泄。
晚上，大家都很无聊，没有什么玩的，有的就搞恶作剧。他们先来的都买有BB机，号码在墙上贴着，桌上的电话又不需要付钱，男生就给里面房间的女生传呼：大儿子在学校和人打架了……小儿子撒尿了……变条信息后面留名为老公。最初女生们都没有发现秘密，感到很蹊跷，婚都没结，哪来的大儿子小儿子，乱弹琴，认为是传呼错了，可是经常接到这样的传呼，就有点好奇了，男生们哈哈大笑，迷才得以破解。这样，女生也学会骚扰男生了，趁哪个男生去上厕所的机会，就叫传呼台呼叫，内容：叫他赶快回家，不然就离婚……鬼子进村了，快回家，抵挡不住了……再不回来，我要跟别人上床了……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这种玩笑总能给大家带来暂时的开心和放松。
9月25日
上午继续坐在办公室兼寝室里打那些被我圈定的公司电话，一个不行，就继续打下一个公司的电话，我在本来就缺少信心的联系失败中，勇气也逐渐跌落。
然而就在我泄气的时候，我拨通了深圳市一家公司的电话，接电话的小姐缺乏经验，一听说我是记者，找他们经理，就毫不犹豫把老总给出卖了。我放下电话立即拨通了这个已经知晓了姓什么的总经理电话。在电话中我理直气壮地自报家门和我的目的，从中也附和了不少“马屁”话，比如该公司实力雄厚呀，市场潜力看好呀等等等一通屁话。老总听我这么一吹嘘，就答应接受我去采访。我放下电话既兴奋又不知所措，毕竟这是第一次揽到“生意”，能否搞到钱这是关键的一步。
我向主任汇报了这一喜讯，主任就催我更换衣装，打好领带。
一切准备就绪后，主任又担心我把事情弄砸。老实说，平时写的那些东西与记者的职业根本没关系，当记者，那怕是假的，面对面采访还是第一次，心里不免有些犯怵。正在我鼓足勇气出发之际，同事小胡回来了，主任立即派小胡（他已有了“采访”经验）与我同去。
我们找到这家公司时已是下午四点钟。老总很客气地把我们迎进他的办公室。我像一个很有素养的大记者，慢条斯理地取出小胡事先为我准备好的精美采访本，在小胡的“访谈”中东一句西一句记个不停。结束“采访”已是五点三十分了。我们离开公司大约50米后，我问小胡感觉怎么样，意思是根据他的经验判断，能否从老总的皮包下榨出“小来”。小胡轻蔑地笑了一下，说：“没有感觉（指搞不到钱），狡猾着呢。”末了又补上一句，“你不明白，他妈的全是诉苦的话！”
9月26日
上午又白坐了。下午我索性坐下来琢磨那篇“采访”好的东西，我想，把文章写好点送去，就算死马当作活马医，即使搞不出他的钱来，也算尽力而为了。冥思苦想枯坐到晚上十一点才结束那篇近两千字的“报告文学”。
9月27日
上午打电话去告诉这狡猾的老总，说文章已经写好，并按骗人的鬼话加以说明：已通过专题部主任审阅，准备送给他修改后再发稿。老总说他上午有事，叫我下午再去。
下午3点我准时赶到他的办公室。我把稿子递到老总手里，他粗阅了一遍，然后字斟句酌地指出许多问题，无论他说的对、错我都鸡啄米似地点头，直到他修改完那些“问题”，我才旁敲侧击提出需要赞助点纸张费、出版印刷费。我在他面前磨来缠去，说得那么可怜巴巴，最终也还是没有从他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子儿来，只好找了几句得体的话自己下了台阶。
嗨，真不幸被同事小胡言中。
9月28日
昨天晚上，康询从外面回来告诉我，说他在人才市场看到主任们为了增强采写力量又在外面打了招聘广告。果然，今天上午有不少应聘者来面试。在面试者中，他们留下了从龙岗某公司跳槽来的一位姑娘。姑娘二十二三岁年纪，身材苗条，穿戴新奇特别。看上去有几分惹眼。主任指派我和这姑娘下午去采访深圳市某银行的支行行长。他说他已经以部主任的名义跟这位行长联系好了，说专门派两名记者去拜访，行长已接受派记者去采访。
下午，不到两点钟这姑娘就把我从床上叫了起来。
出了门，她就主动告诉我她叫邵萍，江西上饶的，来深圳一年多了，一直在一家生产电视机的公司生产车间做办公室文员，后来办公室主任想占她便宜他就辞职出来了。我觉得她没有内涵，这种事怎么随便就说出来了。我对她的话题不感兴趣，没有搭理她。不过，一出门就知道她对深圳比我熟悉。我们步行了一段路，然后在一个站上了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过了一站又一站，我的心就随着紧张起来。虽说有过一次尝试，但眼下面对的不是商人而是一个国家干部，不知人家深浅，弄不好被人家看出什么破绽就糟了。我手里只有一张打着专题部的记者名片，那个盖有专题部水印的采访证都还未拿到手，而这个叫邵萍的姑娘更是一无所有。担心归担心，但勇气还得鼓起来。据同事进述，被采访者一般不会难为你，只要他接受了采访。
下车后我们在街道边找到了这家支行，离上班时间还有几分钟，只得站在大门边等候。
终于等到了上班时间。我们走到三楼的过道口时，被保安拦住，通报身份后，保安才让我们向行长室走过去。我挺了挺胸，款款走进行长室。握手、寒暄，假快要做不下去了，可邵萍还在七说八说，我生怕她说漏嘴，急中生智提高声音把她的话压住。
正式采访了，可我事先想好的潜台词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随便聊聊，随便聊聊。”这句话我不知说了多少遍。好在行长也讲不出一二三，只一个劲地“不要写我，我没有什么可写的！”
就那几句假吹捧和假谦虚的话说完后，彼此都没话说了，气氛有些紧张，大家都感到坐不住了。气氛显得很尴尬，我瞅准他讲的那句“一会儿我还有事”说：“行长还有事要办，我们改日再来。”我站起来说道：“行长，你能否找点材料给我们？”
“我找一下，”行长走进里间办公室，几分钟后给我们找来四份材料，我把这些东西装进公文包，伸手向行长握别。邵萍站在一旁，“我还有话……”
“今天行长很忙……”我急忙打断她的话。
行长说派小车送我们回办公室，我谢绝了，并虚张声势说：“我们有车在前边等。”
离开银行，邵萍很不高兴，她说她有好多精辟的内容没有采访，我说当时你为何不见机行事？再说这个“单”看样子没有什么希望。她很有见地说，行长不太像不想出名，如果他仅仅是为了敷衍，何必那么热情，还给我们材料，分明他心里没有拒绝我们报道的想法。
嗨，她这一说，我有点茅塞顿开，仔细一想，的确有道理。
回到住宿的地方，一个女同事问她：（单）搞定没有？
邵萍惊奇地看了一眼对方，说到：“啊，搞！你怎么能这样说。”
晚上，她凭着那几份材料开始写那篇文章。她对我说，如果写不好由我重写，她主要是想锻炼一下自己的写作能力。她认真地坐在桌边写啊写，一直写到深夜12点钟。
天气很热，大家难以入眠，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折腾。
有个男同事突然声嘶力竭高唱起来，吼的山响。里面的人实在受不了，但没有谁跳起来抗议。这时，邵萍已经收拾好了桌上的纸笔，轻轻地走到喊叫的男同事身边故意说：我给你倒杯水来吧？男同事回答：不要，谢了。
“我担心你渴了！”她说。
接连几天都没有钓到“鱼”，万分泄气。银行那个单我已打算放弃，我担心邵萍被“炒鱿鱼”后，会向行长曝露这里的内情。下午，主任找我谈话，问我银行的单进展如何，我坦白了自己的看法。主任诡谲地笑了一下，接着对我进行了一番“指点”
9月29日
我没有心思坐在这间办公兼寝室的屋子里与电话为伍，一大早我就和另外两位情绪一样消极的同事出了门。都感到有些郁闷，相约去图书馆看看报纸，然后到荔枝公园散步。别看这地方是他妈某某新闻单位专题部，除了有台“钓鱼”的电话外，任何现代化信息工具都没有，没有电视，没有报纸，也看不到什么书，在这个信息发达的城市，反而感到信息很闭塞。
出门不远，遇到了来监视我们“工作”的主任，他问我们去哪里，我们不约而同说去采访，他听说我们是去采访，很高兴，因为这不光是为我们自己，同时也是在为他们挣钱。他一高兴，就问我们刚来的姑娘怎样？我们便讲了昨天她和我采访的情况以及她与众不同的言行举止。大家都认为姑娘的脑子有点问题，不正常。
为了逃避主任问我们采访的结果，我们只好故意捱到下午六点多钟，估计他们都离开那屋子后才回去。同事们都反感主任的“有单进没有”的问话，所以大家一出门都要等他们走了才回来。晚上八点钟左右，我忽然觉得少了个人。
我说：“那个女生呢？”一个姓季的女同事答道：“唉，已经走了，你是不是想她？”
原来她被炒了鱿鱼！
我感到有些内疚，茫茫深圳，打工仔到处都是，她能去哪里落实自己的饭碗呢？我感到对不起她！
10月3日
接连几天都没有钓到“鱼”，万分泄气。银行那个单我已打算放弃，我担心邵萍被炒走后，会向行长曝露这里的情况。下午，主任找我谈话，问我银行的单进展如何了，我坦白了自己的看法。主任诡谲地笑了一下，接着对我进行了一番“指点”。
我不想先写文章，我决定先打电话试探一下行长，看看有没有希望。我给自己鼓了下气，然后拨通行长的电话，“文章写好了，想送给您修正……”我从对话中感到行长上了钩，马上诳道：“我马上要去广州采访，回来后送你审阅……”
我害怕他叫我马上把文章送过去，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妈的，我怎么也成了个骗人不脸红的家伙。
我按照那几份材料日夜编写“金融林中一棵树——来自××支行的报告。”文章一开头，我就一通马屁话：许多事业成功者总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成绩，他们默默地耕耘，默默地奉献，不求表功，就像一只大雁不知疲倦地带领着大家在蓝天飞翔……XX行长就犹如这只飞翔的大雁……他正直干练、坚韧执著，其拼搏精神……洋洋洒洒写了他妈的几千字废话，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说了些什么。正好应了那句古话：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10月5日
早上8点半钟，我给行长挂通了电话，并在电话中含蓄提到“赞助费”问题。从电话中感觉行长对有关钱的问题并不反感，就从主任那里重新领了份“邀请函”和“订书单”连同那篇“报告文学”，匆匆向银行赶去。
行长看完文章，表扬我写得不错，还请我给他推荐个像我这样能写文章的人给他们银行。我满口答应，都差点说干脆我来（打工）算了。
我心里暗自高兴，又和行长瞎扯了一气，最后，话题还是拐弯抹角转到钱上来了。行长问我需要多少“赞助费”，我说多少都可以，看单位的实力，我的话把行长逼到了“死角”，他只好换了个方式问道：“你们的书什么时候出来，价格定多少？”
“年底即出，初定每本118元，也许还会增加一点，”我急中生智，胡编了个高价。
“那我们定20本吧。”行长说。
我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东一句西一句又缠了半天，行长才答应增订到40本。谈定后，他找来银行的另一个人和我签单。我跟着这人走进他的办公室，要了两张行长的工作照，说配发文章发表。然后请他在“订书单”上签字画押。他按照行长的意思填了预购40本书籍，但横竖不填书款。我想，不能硬逼他，反正还要送发票来银行，到时候找行长拍板。
10月6日
夜长梦多，事不宜迟，我催促主任赶快把发票开好送到银行去，我真担心煮熟的鸭子飞了。我想，就靠这张“单”过日子，要是泡汤了，往下怎么活啊。主任觉得我的话正合他们“速战速决”的方针政策，就马上到他们的总部开来了发票。一个小时后，我拿着盖有红章的发票去银行划钱，行长一看发票上是5000元的书款就有些不高兴。但木已成舟，只好认了。
回到宿舍，来深圳的心情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过。
傍晚时分，康询从外面回来了。我们每人煮了碗面条吃，然后溜到街上闲逛。康询沮丧地告诉我，“真他妈的晦气，上钩的大鱼突然脱了！”康询说，他和一个老乡以“专题部”的名誉搞到一个大单，当时谈的费用是40万，专题部负责在全国的省报给这公司刊登500字的产品报道，然后再在《相会在明天》一书中给撰写2万字的报告文学。这些天他一直在和这个公司的老板周旋，计划把这笔钱打到朋友的帐户上，拿到这笔钱后离开这里。没想到，这老板太他妈狡猾了，迟迟不肯划单。我问康询，要是老板给钱，真敢通过朋友帐户把钱吃了。康询说，有什么不敢，反正大家都是在骗，老板们的钱你以为干净，瞎扯！再说，在深圳这个地方，几十万根本算不了什么，公安局都懒得立案。跑过一阵子，就没人再管你了。
太可惜了，这老板怎么不上当呢！40万，不说多，给我点路费回家没问题吧。我不无惋惜地对康询说。
妈的，没有运气啊。康询很泄气：“本来这王八蛋最后答应给我们3万块红包了事，说发票都不要了，约我们今天下午4点见面给钱，妈的，没想到，下午他关手机了，打BB机不回，打家里电话没人接，八成是连这3万也泡汤了。”
康询说他前些日子拉了一个小单，由于忙这个大单，把小单放弃了。现在觉得小单也是肉，叫我帮他写这篇小单的文章。他说，材料已经拿来了，按照材料上的东西写出点新意就行了。他说，他实在没有心情来写，叫我帮他，他一千字给我100块辛苦费。我无法拒绝他的好意，更怕得罪了朋友，只好答应晚上给他写。
10月7日
文章写好后，我给康询看，他边看边念：世外桃园——XXX漫游记……如果你到长城，你会感慨长城的沧桑与落寞，因为长城隐含了历史的悲壮；如果你去石林，你会觉得石林缺少温柔和婉约；黄果树大瀑布呢？似乎少了点女子一般的轻柔……那么到XXX来吧，这里有西湖的秀媚，黄山的美丽，苏州园林的幽静，桂林山水的旖旎……康询读完，一拍大腿说：“好，好，写得好，都夸得像朵花了，不给钞票也太没有道理了。刘土，好哥们！”说完就拿着稿子跑到那个刚开发的公园要钱去了。
可晚上回来，这哥们却没上午的心情了，我不知道他是装的还是真的失落。因为这哥们特狡猾，很难判断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的真假，我感到他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人琢磨不透。里面的人一般不和他多说，也许觉得他太滑头；他也不和里面的人罗嗦，他认为这里面的人素质低，不值得交往，我算是他看得起的第一个。他告诉我，白让我费心写得那么好，没有成功。他说，一提到钱，这家伙就摇头，说是有记者搞走了他们一大笔钱，没看到宣传文章在哪里。现在经费困难，要搞也得等一段时间再说。尽管他把嘴皮都差点磨破了，老家伙就是刀枪不入，烟火不见，一分钱都不给……康询向我解释这么多，其中一点我很明白，他怕我向他索要每千字100元的稿酬。按说，我给写了，就要收取笔墨费，这也是专题部规定的，你没有搞到钱不能说我写的文章有问题。
我表示理解。说，算了，没有什么的，不用放在心上。康询见我如此宽谅，对我说，老兄，我不会放弃，有我的就有你的……
10月8日
一大早，主任对我说：“你的那个单还没到帐……”
我有些担心，会不会是“大瞎子遇上了二瞎子！”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还不到帐，我就得饿肚皮了。这种事情变数太大，钱没到手，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又硬着头皮，给行长打了个询问电话，行长说，他已经签字办了转账单。听行长这样说，虽然有了底，但悬起的心还是没有落地。
今天上午专题部又来了一个新生力量，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大，来自四川达县，名叫白树森，来深圳前是该市一所中学的老师，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他来这里时，家里的男女记者们都出去抓瞎去了，只有主任在他的那间办公室。主任对他说，我搞到了一单，很不错，叫他和我聊一聊，于是我们就交谈了起来。我们有些一见如故的感觉。我到这里这么些日子来，还没有谁让我觉得有文化人的气息，康询也仅仅是个朋友而也。来这里的人，谁都不会说真话。可今天来的这个白树森，与这里面的人大不相同。我们谈的很投机，我们的共同观点就是：深圳这地方真他妈不是人呆的地方，没有钱鬼都不理你。过去他听人说还不相信，到了深圳才觉得果然名不虚传。只要有钱，就是个“鸡”走在街上也雄赳赳气昂昂的，没有钱你就是他爹他也瞧不起你……
共同的观点共同的看法使我们彼此有了信任的理由。
白树森听我悄悄介绍这里的情况后，十分后悔从一个公司出来，他说，以为这里真能赚到钱，没想到竟是如此的荒唐滑稽。可后悔已来不及了，只好先在这地方住下来再从长计议。在深圳，住宿是个大问题，租房太贵，能有个住的地方，心里就不那么慌了。
10月11日
这两天，同事们都像冬天的茄子，一个个都无精打采，比泄气的皮球还难看；有的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睡大觉，有的整整两天不见人影。康询和小白两天没了踪影，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不在，我感到更加孤独。小胡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很少和人交流，虽然也和别人说说笑笑，但都是刹那间的事情。他要么就在外面疯跑，要么回家就拉上帐帘看书。他的收获可观，被主任们多次表扬。我总在想，他为什么就比这里的人厉害呢，他是新疆人，个头高大，很有些帅气。他拉单的成功率是不是与这个有关呢？我这样想着。
天黑了，我到市面上买了把面条，然后又买了几个鸡蛋，准备搞点儿吃的。心情郁闷，又买了瓶二锅头回到寝室，面条鸡蛋做好后，小胡正好从外面回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喝酒真没劲，就再三邀请小胡一块吃面一块喝酒。小胡经不住我热情邀请，坐到小凳子上来和我喝开了。结果我们把整整一瓶二锅头全部喝得干干净净。
小胡有了醉意，就拉我到外面小区草坪上聊天。我们来到草坪上，酒气熏天地说了许多心里话。小胡见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心窝里的话，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第一次说出了埋藏在心底里的真实情况。他说，他来深圳闯荡前，在新疆一个工厂里练钢，又脏又累不说，可工资却少得可怜。他是家里老大，母亲没有工作，父亲去世得早，弟弟妹妹都在读书，全家就指望他挣钱过日子。母亲为了给他分担压力，只好去给人家当保姆，生活的困境使他不得不思变，通过两年的刻苦学习，他拿到了中文自考文凭。为了改变家庭和自己的生存状态，他选择了南下深圳闯荡。他之所以对这个工作不敢怠慢，是自己肩负的担子太重，一旦失去找钱的机会，不仅自己没饭吃，弟妹和母亲还指望他寄钱回去。他也明白，这种工作带有欺骗性，可是别人做得为什么他就不能做；再说，像他这样学历的人在深圳很难找到好的工作，他来的前半年是在厂里打工，干的很不开心，钱不多，气可没有少受。虽然现在的这个工作也看不到什么长远的前途，但至少现在很自由，能搞就搞，搞到一单算一单，万一哪天运气好，一单就可以发起来呢。小胡说，他没有退路，只能在深圳奋斗到底，因为家乡的工厂把他除名了……
小胡在我过去看来是个深藏不露的人，听他怎么说，也就理解他平时不掺和大家谩骂这个专题部的原由了。他不但不想离开这儿，而是担心这个专题部哪天被撤消。
但小胡对专题部的认可并没有影响我骨子里的反感。
很晚了，热气慢慢降了下来，草坪上开始有了凉意。我们回到寝室，屋里的人都睡了，但女生那间房里还有动静，声音有些奇怪，好像还有男人的声音，但又不甚清楚。小胡进卫生间冲冷水澡去了，我有些困，等不及他出来，索性躺在铁床上睡了。我想着童月，迷迷糊糊睡着了……我回到了熟悉的W大学，找到朋友国军，他也没有好心情。我们一会儿好像在火车上，一会儿又好像在山坡上漂浮着，好像又来到了桥城的某个地方。我们在一群闹哄哄的人流中发现了童月，她面对着一个人在诉说着什么，声音总是那样听不清楚。她流着眼泪，脸色十分苍白。我拼命地叫喊她的名字，可是嘴巴怎么也张不开。我拽着国军向前跑去，意欲保护童月。可童月看见我们，却转身走了。我们向她追去，最后追到一幢孤零零屋子里，童月一下子不见了。我们四处寻找，结果看到童月躲在屋角痛苦地挣扎着。我发现她下身全是血，裤子都染红了。她突然冲上来一把把我抱住，接着哈哈大笑地说：我生了，我生了个孩子，被人家抢走了。
她又说，这孩子是你的，你要把他抢回来，你的，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他还是团血，一团血就不见了……哈哈……童月甩开我向前跑去，我和国军急忙追上去，可是越追越远，越追越模糊。我一跺脚掉进了黑咕隆咚的深处，我吓得使劲一蹦，我听见哗啦一声，我的右脚猛力踢在了篾席上，把旁边的小胡都吓醒了。他喊道：“干吗？刘土。”
“哎呀，吓死我了，我做了个恶梦。妈的！”我对小胡说了一句。
醒来后虽然发现是个梦，但心情却糟透了。我思忖着，是不是童月出了什么事？之后再也没有睡着，翻来覆去地想着过去与将来的事情，直至熬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