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住宿的地方，突然感到屋里的气氛与往日不同，大家都在用不同的眼光打量我。我有些莫名其妙，但并没有怎么在意，就坐到了床铺上。刚坐下，一个陌生人走过来问道：你是刘土？我说：是的。那跟我们走一趟，我们是警察
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邵萍的酒意通过我与她肉体的较量挥发得差不多了，她问我：“你后悔了？”我没有回答，只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后悔，这么可能后悔呢，这种事从来都是女人觉得吃亏。何况我的身体也需要，自从离开童月以来，再没有做过那种美妙的事了，心里一直痒痒的，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怎么会后悔呢。只是觉得这事来得太快了，太突然了，近乎有些荒唐，就像是在做梦。我暗自担心邵萍有什么企图，甚至怀疑她对我设了什么圈套。可是又看不出她有什么动机，挺简单的，好像就是在做一场游戏。
“就是需要，我很需要，你不需要吗？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觉得你吃亏了，不会叫我赔偿你精神损失吧。哈哈。”她故意激我说话。
“行了，我是男人，你以为我是太监，难道你不觉得我厉害，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不要再说那些不以为然的话了，都是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情感世界，干吗要把自己戏说成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无所谓的女人！”我有些生气。
邵萍听了我的话，突然哭了。她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从在那个鬼地方认识你后，你就藏在了我的心里，每天我就要把你翻出来想一遍，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想把一个男人放在心上的感觉，而你却让我难以忘记。我也没有想要和你有什么结果，我知道像我们这样在外漂泊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谈什么结果，有缘在一起，高兴就是最好的结果。记得有首歌是这样唱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我就是这样想的，现在你完全明白了我的心思了，要不你会觉得我的举动不可思量。”
说完她又把我紧紧抱住，我又充满激情地把她压在下面，再次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故事，疯狂使我们再次获得极大满足和安慰。
已经是凌晨一点过钟了，我说我要回宿舍，明天还要去布吉一个民办中学应聘老师的职业。我说，如果应聘不上真想回家了，专题部是无法呆下去了，这个抓拿骗吃的行当实在不是我等干的活儿，早走早好。
邵萍拉住我的手说，都这么晚了，回去不安全，叫我陪她一个晚上。早上早起就可以了。我想，回去确实晚了，还得打出租车，需要10多块钱，又不安全，不走就不走。我想，明天除了康询会“调查”我的行踪外，没有谁对我在外面过夜感兴趣。
我抱着邵萍天南地北瞎聊了一阵，她好像并不困，而我却十分困乏，无论她怎么责怪，我都没有抵抗得住瞌睡的盛情。
早上醒来，我那个东西又威武雄壮起来，兴奋地又拥着邵萍做了一回。邵萍不怕隔壁的人听见，叫声比晚上还大声。
完事后，我就迅速起床准备走人，邵萍依依不舍地拉住我说，要经常和她联系，要去找她，不要走了就音信不通……我说，只要我不走会经常去找她的。
我急速赶到居住的地方，只见康询正在屋里着急地磨蹭，他说，要是我再不出现，他可不陪我去应聘了。其实我知道他也想去看看，想了解一下情况，有没有适合他的工作。
“昨天晚上睡了一夜的女人，爽吧！”康询边开玩笑边拉着我往外走。
我们匆匆走出门时，屋里的人大多还在睡觉。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因为跑出去的人几乎都拉不到单，信心自然就减退了。所以经常有人无奈地睡在床上不起来，尤其是双休日，明明已经早醒了，就是不想起床。
我们赶到那所学校一看，觉得虽然是私立中学，但修得很规范，构造和布局都十分气派，不比内地的公办中学差，甚至比很多公办中学修得还漂亮。我们打听得知，招聘的办公室设在正楼的二楼，便径直走了上去。我们走到门口时，见有两人从里面走出来，一看就知道也是来应聘老师的外地青年。
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有40多岁，女的估计20多岁，恰风华正茂，雄姿英发，估计他们就是负责招聘的老师。果然没有猜错，正是学校搞初试的老师。他们给了我一张个人基本情况表，叫我按上面的要求填写清楚。我一看，其实是一张个人履历表，他们叫我拿到旁边的办公室填好再拿过来。康询和我转到隔壁的办公室，他悄悄对我说，刘，你不要太老实了，要填一个你曾经在某中学教过书的经历，要不人家会认为你没有经验，不会录用你。我说，那就胡乱填一个中学吧。
康询看着我把简历填完，认为可以了我才把表拿到两个老师面前。女的仔细看了一遍又递给老练的那个男老师。男老师认真看了两分钟后说：“学中文的，不错嘛，还在大学教过书，我们正是需要这样有教学经验的人才。好，你准备一下，随便选一篇你在中学教过的课文试讲给我们的终审老师听一听，如果他们认为没问题，第二关都不需要过了，直接签订合同开始上课。你去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就来告诉我，我马上通知学校的评审老师上来听你讲评。”
我一听心里就慌了。真应了那句俗话：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们走到隔壁那间没人的办公室，我对康询说，这个可难到我了，我哪记得中学的什么课文，都忘得干干净净了。这不是要我出洋相吗？他要是叫我翻着书本给学生随便讲一篇，也许我会讲的头头是道，把内容讲的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可现在要我赤手空拳，背着书本熟练地讲解一篇课文，这太要命了，我哪有这个本事。怎么办？我后悔来应聘，后悔做假，后悔说谎话。因为这很丢脸啊。我恨不能立即从这个地方消失，让人家不要看到我的难堪。 康询见我非常痛苦，说：“算了，干脆不要这个破工作了，重新去找合适的事情干。”
“问题是怎么向人家交代，走过去得经过人家的门口。”我对康询说。
“嗨，这个太简单了，不就是怕人家笑话嘛，其实也没有什么，又不是偷鸡摸狗，有什么了不起。你实在觉得难为情，那就干脆逃走算了，假装说到楼下方便，不就可以溜掉了！”
我们走过那间招聘办公室门口时，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肚子不舒服，到卫生间方便一下。我们急匆匆走到楼下的操场时，脚下像抹了油一般，跟贼似的飞快逃离了这个学校。
跑到已经看不见学校的地方时，我和康询才停下来，但都没有说话，心照不宣地站着自我嘲笑了一翻。
自不量力的滑稽应聘结局，把我还想留下来的信心彻底摧毁了。我决定离开深圳去东莞找从老家过来的杨书记。
杨书记就是老家那个曾经的团县委书记，他的名字叫杨前进。过去我一直叫他杨书记，从没有喊过他的名字，这不是因为他大我几岁，主要是由于他的位置使然。我在W大学读书期间，他凡到省城出差，总要抽时间到学校来看看我，吹吹牛才走。因此我们的关系从以前的上下级关系慢慢变成了朋友关系。我留在W大学成人助读中心打工的头一年他就被团省委选派到东莞一家全国著名的电子公司挂职锻炼，他对电子科技知识非常感兴趣，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从一般员工做到了主管位置。
按规定，挂职锻炼时间也就是一年，可一年满后，杨前进对是否回去继续担任团县委书记犯难了，那时我在W大学，每次与他联系时他都不忘夸我几句，说什么我总算出息了，闯出点名堂了。我很不好意思，但又不好告诉他我的真实情况。每次通信，他都要提起是否回到体制内当个小官还是留在东莞赚钱的问题，问我到底如何是好，何去何从，叫我帮他拿拿主意。凭我对他本人的了解和对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我劝他最好不要回去当那个芝麻官了。我说回去当那个十品芝麻官有什么出息，一个月拿三四百块钱有多大意思，在公司打工一月能挣一千多块，真是天上地下；就算将来能搞个什么县长当当，又能怎么样，何况县长还不是说你有能力有水平就当得上，官场上的事情复杂得很；我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杨前进根本就不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官场高手，又没有背景，到头来根本捞不到这个职位……
杨前进后来确实放弃了团县委书记的位置。当然我不知道是我的分析起了作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他毅然决然放弃了在县城并不容易搞到的这个官位。
我离开W大学时，杨前进已经做到了公司生产经理的位置，工资已经拿到四五千元了，并且还参与了公司的股份。当时我就想联系他，到他们公司打工，由于深圳的朋友叫我先到深圳看看，再说深圳始终是全国各地外出打工仔首选的城市，于是我就没有麻烦他。现在我不得不找他了，因为我几乎没有路可走了，回去吧，内地的工作更难找……回头就意味着是条死路，要死也只能死在广东，我没有别的选择。对我来说，念叨着回去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真要回去，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现在的我就像条丧家之犬。
我跑到邮局去跟杨前进打电话，运气不错，一打就通了。不过接电话的并不是老朋友，而是一个女的，声音十分温柔悦耳，她问我找哪位，我说找杨经理。她问我是谁，我说是杨经理的老朋友，叫刘土。对方听我是杨前进的老朋友，又知道了我的姓甚名谁。于是客气地叫我等一会，她马上喊杨经理接电话。
很快，老朋友杨前进拿起了电话，我说我是刘土，在深圳的情况不太好，混不下去了，想到东莞去看看，我希望他想想办法，帮我安排在他们公司里做点什么。老朋友杨前进的口气虽然显得有些为难，但并没有拒绝我的求助。他说，如果我实在在深圳呆不下去了，那就到东莞去，他只能尽量想办法，但要马上就能让我满意的话不太可能……说了半天，总算说了句让我踏实的话：你先过来再说罗。这句话使我心里有了底，不管如何，他好歹是公司的中层干部，至少有住的地方，即使一时找不到工作，可以赖着他住赖着他吃。这个问题对一个外出打工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放下电话，我大大地松了口气，总算有了去的地方，心里也就没有那么慌了。我高兴地回到宿舍，只见几个男女同事坐在桌边守侯着那台“公用”电话机，轮番着比谁抢话筒更快。没有办法，因为，谁先拿到电话谁就可以与外面的公司联系，至于能否与公司达成意向性的“采访”，抢到电话是第一步，没有第一步就不可能有第二步第三步。不这样就只有出去疯跑，直奔公司撞运气，可这种方式谈成的机率更小。因此凡来这里干的人必须要适应这种环境，没别的办法，不然就只有走人。
康询不在屋里，这家伙打我进这间屋开始就没有看见他打几个电话与公司联系，他通常是，回家来就躺在床上休息，有时偷偷看他藏在席子下的黄色期刊（他曾经悄悄给我看过，说是朋友从香港给他搞来的，我第一次看这种非常火暴的图片，既感到刺激又很不好意思），要不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他几乎不和这里面的人吹牛、多说话。
我看他不在床上，知道他又出去活动了。之所以说他活动，是因为他出去拉单从来不叫别人，行动比较诡秘。一般叫我出去都是吹牛、玩耍、吃饭。所以根本不知道他和深圳的老板如何近距离接触、把人家的钱套到手。他几次跟我说，他搞了一个大单，可这条鱼实在有些狡猾，迟迟不肯把钱打到他朋友的帐户上，一旦大功告成，他马上逃之夭夭。
我见康询不在屋里感到无趣极了，虽然天气还是那样炽热，但我还是愿意走出门去，觉得呆在里面十分的憋闷。
我走到街上给在深圳那个报社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我要离开深圳去东莞。可朋友不在家，他女朋友接的电话，说他和单位的人出去办事了，问我有什么事需不需要转告，我就把我的意思对他女朋友说了。
打完电话，我又觉得无所事事，就在附近的大街上瞎转，漫无目的走过一条小街再走过一条小街。有一条狭窄的小街，街道不宽，但悠长悠长，两边隔几米就是个发廊。小姐们坐在门口，露出雪白的大腿，向过路的人投来挑逗的目光，有的还向你招手，示意你走进去。我没心思理他们，只管朝前走。不知道逛了几条街道，见天色渐渐晚了才在路边的小食店吃了碗米粉。吃饱肚子后，我准备去找邵萍，一来觉得无聊，二来也好告诉她我去东莞的情况。可饭后我又顾虑了，我怕她也因此决定和我去东莞，我倒不是怕她跟我走，我是觉得自己都没有安顿下来，此去是投靠老乡，结果如何我自己都没底，又怎么能承载一个女人的负担。
我想了又想，为了不找麻烦，决定暂时不去找邵萍，等到了东莞再给她打电话。于是我又只好朝居住的地方走去，可脑子却没有闲着，总是东想西想，不觉就到了住处。开门进去，突然感到屋里的气氛与往日不同，大家都在用不同的眼光打量我。我有些莫名其妙，但并没有怎么在意，就坐到了床铺上。刚坐下，一个陌生人走过来问道：“你是刘土？”我说：“是的。”“那跟我们走一趟，我们是公安局刑侦队的。”
这个人还没说完，另一个人随即就走了过来拿出证件让我晃了一眼。我看了一眼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即使是假的我也看不出来，警察这种拿证件让别人看的态度，我是在电影里看到过。我不无惊讶地问道：“为什么跟你们走？我犯什么法了？”话是这么说，可心里却犯怵：是不是那个被我“骗”的银行发现上当受骗后，向公安局报案了？
“你认识康询对吧，他是你的朋友，他犯案了，我们需要你配合调查，这是你的义务。”站在我对面的这个便衣警察说。
提到嗓子眼的心顿时落了下去，原来是康询出事了。不过我心里还是很害怕的，生怕牵出我在银行拉的那5000块钱单。
“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里问行吗？我跟他就是在这里认识的，他犯了什么案我根本不知道。”其实他们一说是康询犯案了，我就马上意识到是不是他套到老板的大钱后已经跑掉了。但我回头看了看他床上的东西一样都不少，昨天我们都在一起，即使把钱搞到手了也不可能这么快就逃跑了。
“不能，你必须配合我们到公安局接受调查。”警察的口气不由分说，“走吧，快一点，不要影响这里的人。”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有些心慌。
“去了就知道了，走吧，不要再多说了。”
我觉得不走是不行的，便站起来跟他们走了出去。警察的车停在离这栋房子很远的一棵大榕树下，他们把我带到车上后，说了句我没听懂的粤语，然后开着夜灯在深圳的街头穿梭了好一阵才开到公安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