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第十三
子路对孔子说：“假如卫国国君等待您去治理国家，您首先要做的是什么事呢？”孔子说：“必须先正名分吧！”
子路说：“有这么做的吗？您太迂阔了。名分有什么正的必要吗？”
孔子说：“仲由，你真鲁莽啊！君子对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大概总得抱着存疑的态度吧。如果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言语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就不能兴建起来；礼乐制度兴建不起来，刑罚的制定、实施就不会公正合理；刑罚的制定、实施不公平合理，人民就手足失措。所以，君子确定名分必须可以说得出口，既能说得出口，也一定可以行得通。君子对自己所说的话，要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才作罢。”
【感悟一点】
“必也正名”这一治事思想，自古到今都有极深的影响。“师出有道”、“师出有名”都是这一原则的延用。“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在孔子这里是一条堂堂正正的“说道”，要求为人、从政、做学问都要踏踏实实地先把名分、概念弄清楚，弄明确。否则，在现实中，即使事情本身合情合理，但名分却不冠冕堂皇，也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的。
挟天子以令诸侯
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刘备，之所以能在群雄纷争、诸侯割据的局面下，迅速崛起，吞并其他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三国鼎立之势，与他们灵活运用“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策略有着很大关系。
曹操当年矫诏联络的十几路大军讨伐董卓不成，纷纷离去之后，各军阀趁朝廷动乱、无暇多顾的机会，彼此争城夺地混战开来。今天袁绍打公孙瓒，明天是孙坚击刘表，后天是曹操攻陶谦，然后袁术袭刘备，过后是吕布战完曹操又攻刘备。你争我夺，互不相让。
就在此时，长安又发生了更大的动乱。董卓被诛之后，十五岁的汉献帝带着一帮皇亲国戚和一些老臣，离开长安前往弘农避难。经过半年折腾，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后面追兵又到，只好丢下所有的细软及宫女，仓皇逃向洛阳，一路上辗转流离，坐牛车，住窝棚，吃青菜，啃窝窝头，又经半年才到洛阳。可是洛阳经董卓焚烧之后，又几经战乱摧残，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现在只剩下几百家。宫殿全毁，献帝只好居住在中常侍赵忠的家里，惟一赶来“勤王”的外官只有一个河内太守张扬。
这时的曹操，正在许昌一带发展势力。他的谋士看到汉朝天子几经辗转，如今初定洛阳，正需要人扶持，尽管汉朝天子已无能力行令天下，但这块牌子有它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对曹操这样想成大事而眼下势力还不够雄厚的人。处在群雄割据的局面下，拥有“天子”这张王牌，别人必当另眼相看，打着牌子也好做事。于是便极力建议曹操西进洛阳“护驾。”谋士对曹操说：“春秋时，晋文公迎周襄公，终于当上了霸主；秦朝末年，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佩孝，争得天下人心。近年来董卓作乱，皇上蒙难，是将军你首先起义兵，只是因为关东诸军彼此兼并战乱，您才没有能远上关中去辅佐朝廷，但天下人还是知道您有效忠皇上的心。现在皇上已经到达洛阳，忠义之士思念汉朝，黎民百姓也怀念过去的日子，将军若此时能去保驾，下可顺从民众的愿望，上可以宾服四方的豪杰。至于皇上周围那几个武将不过是盗贼之流，不值得顾虑。如果万一失去了这个机会，让别人抢先把皇上接走，那就悔之晚矣！”曹操一听十分有道理，就带领本部人马来洛阳“护驾”，并把汉献帝“请”到许昌。
挟天子幸许昌，令曹操喜出望外。他在许昌大兴土木盖起宫殿，请献帝入宫，又修建宗庙，便于天子祭祀先皇，大有匡扶汉室之势。献帝感谢不尽，遂封曹操为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
天子既已在自己手中，又是大权在握，曹操便想试试这张王牌的威力了。当时各地军阀中，以袁绍为最强，曹操原来还是袁绍的属下。曹操让汉献帝下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地大兵多，却不思朝廷，只一心树立私党，扩充势力，意欲何为？袁绍一见此诏书，果然不敢怠慢，连忙上书申辩并表示愿意效忠朝廷。曹操牛刀小试即获成功，深感挟天子以令诸侯，比自己东拼西杀省力得多，管用得多。从此，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越来越多???给他带来的好处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奉天子就能慑服诸侯，发号施令？可以说正是“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结果。有了天子之名，则说话做事就有权威，自然能产生效果。可见“正名”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自己无名或名不正，但可以借，借用别人而为自己“正名”，标示自己的“正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刘备之所以能在川蜀立稳脚跟，建立蜀国，当上皇帝，同样是借自己是皇族后代的光。他针对百姓“重视正统看重名分”的心理，打出割除乱党，“匡扶汉室”的旗号，标榜自己是正统，别人是非正统，自己是真，别人是伪，以取得民心，从而成就了帝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