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医院开办五年以后，靠着在战争中英勇的人道主义表现，靠着病人的口口相传，声望越来越高，来人络绎不绝。就算交通不便，千里迢迢，许多病人也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在启先生和启娘娘的带领下，医院从不收取穷人的半文诊费，启娘娘还常常从她和启先生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来资助穷人。医院的收入大多来自富人，还有官宦阶层。随着福音医院的声名远播，对医护人员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这样，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医院需要有更多的专业人员。
一天吃完晚饭，我刚拾掇好桌子, 启娘娘就来到我身边，一本正经地问我：“星娃子，你有没有想过进学堂读书，系统地学习medicine(医学知识)？”我愣了愣，睁大眼睛看着她，好像自己听错了一样，一时间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启娘娘被我鼓得跟盘子一样大的眼睛逗笑了，温柔地拉着我坐下，徐徐地说：“你在医院已经工作五年了，你responsible(认真负责)，学得又快，我和Doctor，都……怎么说，都think high of you（对你评价很高）。你也知道，随着医院的不断扩大，还有教会规模的增大，我们非常非常需要professional（专业的）的人手。你也知道，毕启博士和Doctor一直在着手建立联合university（大学）。到时候university会有文学、哲学、医科、牙科、神学 and so on(如此等等)，我们想让你成为第一批学medicine（医学）的学员。”
启娘娘的话里夹杂着很多英语，听得我有些云里雾里。但有一点，我大概听明白了，他们想送我进学堂！机遇，上帝向我抛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可是，这个机遇有些太好了，好得让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星娃子，一个连大名儿也没有，出生于成都贫民家庭的女孩儿；一个七岁就被卖，八岁就成了童养媳妇儿的女人；一个单独拉扯着女儿过活的寡妇，竟然也可以进学堂？可以接受系统的医学训练？我睁大眼睛看着启娘娘，一时间百感交集，竟然不知道该说些啥。
“嗯……你是怎么想的，星娃子？”娘娘见我一声不吭地呆坐在那儿，有些着急了。
“嗯，娘娘，太谢谢你了。我，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的眼睛温热起来，渐渐变得朦胧。我想起了过去的那些恐怖岁月，那些无数个绝望的黑夜：我在王麻子的胯下忍辱负重，我想用一根裤腰带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我那些最不可思议的梦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今天这样的画面，我可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我记事开始，我最大的愿望，也是最卑微的愿望——就是能活下去，不再担惊受怕，能吃饱肚子，如此而已。而如今，上帝让我的命运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不但有了稳定的食宿，有了精神的归宿，还有像其他有钱人一样的学习机会，这在我，是从未想过的事情！
“星娃子，我知道你的心情。你虽然只有二十岁出头，可你，我知道，suffered（经历苦难）了很多。可是，我和Doctor在这些bad experience（悲惨的经历）中，看到的是你的努力、坚持还有smart（聪慧）。我们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我和你的启叔叔都不是本地人，有一天，我们总会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把所有的心血都交给信得过的人。加油吧，我们相信你！”启娘娘温热的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感受着她的体温，她的期望还有她的热情。我的眼泪落了下来，落在我们紧紧握住的双手上，不过这一次，不是伤心的泪，而是无比幸福的泪水。
……
“星娃子，你难道从来就没有过大名儿吗？”金姐姐带着一脸无法想象的表情问我，声音里全是不可思议。
我的脸被问得微微发烫，幸亏是在煤油灯下，金姐姐还看不出来。我的声音比蚊子还小，嗫喏着说：“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叫我星娃子，还真没有过大名儿。”
“哎！那我们得重新给你取个学名。总不能年纪一大把了，还‘娃、娃、娃’地叫吧？”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语气里除了同情，还是同情。
那是民国三年（1914年）的八月三十一日，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开学的前一天晚上。都快半夜了，我和金姐姐还在琢磨给我取个啥学名，好明天报名用。说来好笑，二十六岁的我，竟然从来没有过大名。其实，这种情况，在成都的姑娘媳妇中，也很普遍。很多大姑娘都是在被提亲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还有个大名。所以在成都，提亲也叫“问名”，可是个大事。平时，整个成都城叫自家姑娘，都是这个“娃”，那个“姑”的叫，老年人说得好：“贱名好养活”。
虽然已经到火烧屁股的时候了，可我的思绪还在漫天飞舞。我想起了娘娘在简阳老家单薄瘦小的坟冢，想起了碑上那简简单单的四个字——罗氏之墓。我的亲生母亲，一生无名，在这个世上，她的命运就像飘零的一根稻草，连最轻柔的风吹雨打也经受不起。可我，她的女儿，则比她幸运多了。我现在所拥有的机会，不仅能让自己在这个乱世有一技之长，有立身之本；还能帮助更多像我母亲一样柔弱无依的人们。我不希望自己的命运像母亲，像无根飘零的浮萍一样，任凭时世摆布。我希望自己命运的根可以深深地扎进大地，融会贯通，枝繁叶茂，不仅可以支撑自己的人生，还能让其他的生命依附，成长。想到这里，一个名字，电光火石般，突然点亮了我混混沌沌的脑袋，我几乎要跳起来地对金姐姐说：“金姐姐，我想叫‘楠’，楠木的楠。我希望自己的价值像楠木一样珍贵，我希望自己的根茎像楠木一样坚韧，独立，深深扎根于大地。你说这个名字好吗？”金姐姐的眼睛瞬间亮了，她不容置疑地点了点头。我俩都高兴地从凳子上跳起来，抓着彼此的手，在地上跳着，打起了圈圈。
我终于有名字了，二十六岁的我，生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
民国三年九月一日，华西协和大学医科正式报道，第一批学员有三十人。我在签名薄上骄傲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罗楠”（我的娘家姓“罗”）。在那个时代，华西协和大学医科开创了两个第一，它是中国牙科学的发源地；同时，它也是中国第一批招收女学员的大学之一。和我同班的有另外两名女学员，秋如芬和谢红燕——都是勇敢逃婚，和大家庭绝裂的富家小姐。我们三人成为了中国西部省份最早接受系统医学培训的女学生。从那以后，中国第一批女医生开始活跃在四川——那里，成为我们写下自己生命最有价值乐章的战场。
毕博士和启叔叔请来了英国著名的设计师费列特·荣特易设计了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校址选在锦江之滨,皇城之南的华西坝，在动工兴建以前，那里完全是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毕校长,启叔叔以及另一位陶维新先生 ，凭着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智慧，白手起家，在华西坝的一片荒原上建起了华西校园。
我至今还记得他们三人在启叔叔的书房工作到昏天黑夜的场景，领结解开了，酒瓶倒空了，烟头烧到尽头了，眼睛熬得通红——为了通过一幅图纸，为了选定一处地址，为了给出一笔预算，做决定的那些日子，书房的灯总是彻夜通明，屋内永远烟雾缭绕。他们三人甚至会为了一幅设计图纸争到天际发白，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启娘娘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她说：“先生们，都别吵了！这是中国人的大学，我们都只是匆匆过客而已。就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大学吧!”
我清楚得记得，她话音刚落，屋内已是鸦雀无声。毕博士、启叔叔还有陶先生都信服地看着她，熬得发青的脸上露出了释然的表情。
是的，华西是给中国人，给成都人的一件礼物。它怎么能看起来不像“中国”呢？
建成后的整个华西校园承接了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风格：简朴、优雅、大气。青砖墨瓦，飞檐吊角，粉檐上的小兽狰狞，仙人清秀，十分的雅致。假山、回廊、草坪、湖泊、花圃错落有致地穿插在校园中，让人常常有“人在林中行,如在画中游”的错觉。校园里，我最喜欢的部分，则是屹立在湖泊边上的钟楼。高高的钟楼，俯瞰着整个华西坝，和老皇城遥相呼应。每天清晨，洪亮的钟声伴随着黎明的太阳，穿过晨霭，回荡在全城。每当这时，我心里都会涌起莫名的激动，好像自己的心和那钟声发生了奇妙的共振似的。
启叔叔身兼数职，他既是福音医院的院长、门诊医生，又是华西协和大学董事会的董事，还要亲自执掌教鞭，给我们教授生理学和眼科。启娘娘也是五头六臂的连轴转，甚至还忙里偷闲，生了个宝宝——路易斯！可她一休完产假，就来当客座教授了，给我们教授病理学、化学等课程。进入大学后，随着知识的增加和视野的扩展，我这才意识到，过去的自己真像是井底的一只蛙，所思所想都只有井口那一方天大，而外面的世界比这巴掌大方天，不知道要大多少，要广阔多少!我觉得自己每一天都有所收获，是那么得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