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张光年出生于湖北老河口。烟波浩淼的汉江之水穿过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镇，沿着东南方向奔腾而下，直入长江。古稀之年的时候，张老曾回到故乡，写下一首诗《江汉行》，在这首诗中，他自称是“汉江一掬水”。
汉江一掬水，从他诞生之日起，就在获取着汉江的独特资源。往来船只繁荣着这里的经济，给予了张光年求学的机会。贸易的频繁带来各种新思潮，让张光年较早地接触到共产党主义的思潮。从入团到入党，张光年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做出这份抉择的时候，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党的组织遭受到严酷破坏，他看到，一排排的青年学生在马路上被杀害，他就在学生们倒下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党的怀抱。
1931年，18岁的张光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这一掬汉江之水，从此汇入了长江，走上了更宽广的人生大舞台。他说：“不早不迟，我来得正是时候，——我是为了参加伟大的斗争来到人间的。”
他的学识、天赋和经历注定了他的斗争形式和领域，那就是文化、政治与救亡的结合。创办《鄂北青年》，参加剧团组织，撰写各类文章，历尽艰难险阻和惊心动魄而乐此不疲。1936年，在长江边的武汉，他以一首抗日救亡歌曲《五月的鲜花》，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他的才华、他的热切和焦灼的心。人们在传唱他的歌曲中奔走着、战斗着。
1938年，当抗战的烈火燃烧在大江南北，张光年和抗敌演剧队的同志一起，行军于大西北的黄河两岸。这一掬汉江水，汇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他积蕴着对民族巨大灾难的愤懑，积蕴着对奋起抗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的爱戴，在这一刻，注定要翻起一股巨浪，向着他的母亲河尽情地哭诉。
他看到了黄河之水从激流堕入悬崖深渊，形成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雄伟，真切地感受了“黄河冒烟”和“陆地行舟” 的壮观。他看了乌云满天、惊涛拍岸中，船夫们驾驶着方舟在暴风雨中搏战的情景。黄河，以及黄河岸边的子民，强烈地震撼着诗人，震撼着诗人的灵魂，他进而想到了黄河两岸的游击兵团和野战军团正穿插于敌人背后的奇异场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张光年饱含深情地创作出了大型朗诵诗《黄河吟》。
1939年，诗人二渡黄河，再度为母亲河的雄伟所倾倒。到达延安后，结合两次被黄河强烈震撼的经历，他将《黄河吟》改写，终于成为不朽的《黄河大合唱》歌词，经冼星海配上乐曲后，迅速成为中华儿女爱国救亡的号角，传遍了延安、中国，并飞向了世界，鼓舞着一批又一批的抗日斗士奔赴战场。
时光荏苒，四十年后，张光年作为“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汉江一掬水，在年近六旬的日子里，汇入鄂南向阳湖。走过峥嵘岁月，走过激流险滩，面对中华大地的再一次振动，这一掬水将书写怎样的生命故事？
身体非常差，失眠、肝病、痔疮频繁干扰，有时一天仅能睡上一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得惊人，冒着大雨挖渠，跳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挖泥，有时持续干上一整夜，夏天常常热得中暑。精神压力极大，除了自身没有“解放”，需要反复自我批判外，最揪心的是儿女们受自己牵连，入不了团，升不了学，处处受歧视。
1971年11月16日，张光年的58岁生日是在向阳湖的整党学习中度过的，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没有感慨，没有叹息，更没有悲伤；有的是要革命、要改造的强烈愿望，不愿意想、也来不及想任何使人不愉快的事。”
这一掬水，在向阳湖畔没有抱怨，倒有更多的激情、阳光的心态以及真诚自我改造的愿望。战胜左臂受伤的困扰，他参加筛沙劳动，自认为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累得浑身浮肿，他不去管，因为要在艰苦的环境与劳动中改造；带着牙病劳动，在泥泞中摔跤，都认为是自我考验，并表示要迎难而上；锄麦子漏掉半行，接受他人批评并真诚地承认错误；在班会上诚恳地“深挖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反动东西”，声泪俱下地讲自己对党犯下的“罪”；遇有同志“帮助”自己，常常感动得泪如雨下……
当我带着疑惑与不解阅读张光年在向阳湖期间的这类表现，我的心情怎么也轻松不起来。的确，当我们回过头评判一个历史阶段、历史现象或者历史人物，总是显得容易和简单。而立于一个真实的、不可逆转历史环境和背景下，我们只能说，积极的心态至少比消极的情绪更利于人的身心，愚忠也好，盲从也罢，至少在当时的情形下，有着珍贵的一面。
除了自我改造，读书填补了他精神的空白。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值夜班，他习惯于利用值班的时间读书，《列宁回忆录》、《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他一本接一本地读。也许这忘情的阅读，让诗人把目光看得更高、更远，并冲淡了对自我的关注。1996年，诗人在回忆向阳湖岁月的时候，专门讲到了夜读，在反复温习一些经典著作的时候，他说：“特别是发现同当前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独自拍案叫绝！”他在畸形的日子里，独自与书籍对话，不失为了一种心灵获得释放的好方式。
当然，作为为母亲河永生歌唱的子民，他始终惦记着他的祖国。苏联制造“两个中国”，他义愤填膺；传达主席讲话精神，他聚精会神，唯恐漏掉一字；美、日制造“两个中国”破产，他欢欣鼓舞。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只要心中装着祖国，就总会有一份生命的热情，进而冲淡个人的际遇。
在一颗包裹起来的心灵下，他以超乎想象的冷静，对待他用生命写出的《黄河大合唱》。向阳湖的广播里常常播放此曲，但是，遵照“留曲不留词”的上级意图，歌词进行了全部更改。除了在日记中如实记录此事外，他没有作出任何评判，没有发表一点个人意见。
唯一不能忍受的是对亲人的罪恶感。全家六口人，分散到六个省市。通过书信联络，每一次商议着回京团聚，都会因为他的未解放而流产，让家人一次次失望。年过八旬的老母亲，两年不得探望，女儿好容易考上大学，却因为他的问题不能入学。一向平静的诗人终于忍不住发问了：自己的问题要挂到何时？何时才能不连累家人？
汉江一掬水，汇入长江，他写下《五月的鲜花》，流入黄河，他留下《黄河大合唱》，而溶入向阳湖的时候，他留给我们一本沉甸甸的《向阳日记》。阅读《向阳日记》，我同诗人一起走进那个非凡的岁月，走进诗人苦难而顽强的精神世界，我们感动、悲哀而无奈！
当曙光冲破黑暗照在向阳湖畔，诗人再度回首向阳湖岁月，此时，他已经是一位83岁的老人。揭开伤疤，重提那些不堪回首的人和事，他自称“是又一次感情上的折磨和思想上的鞭打。”但是他没有回避，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以对未来中国负责的精神，奉献出他作为一个亲历者的《向阳日记》。
早在向阳湖时期，他就从夜读中开始了反思，他把书本上的理论与当前的东西对照，深深自省：哪些是真经，十分宝贵；哪些是臆断，值得怀疑。回首看那段时光，他更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上找原因：“我们伟大的革命机体，本来是半封建社会的对立物，同时又存在旧社会遗留的某些封建性的毒素。这些毒素、毒瘤长期被忽视，一旦扩散开来，加上林、江之流封建法西斯野心家的兴妖作怪，可以酿成十年动乱那样的滔天大祸。”他也从人性的角度上作分析：“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或革命青年，一旦染上封建性个人崇拜的麻醉剂，嗜毒成瘾，可以达到是非颠倒、敌我颠倒、人转化为非人的地步。”
他始终在做理性的分析，而非简单的控诉。他也始终以展望未来的眼光看问题，而非纠缠于过去的是是非非：“事过境迁，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看到我们中国人民伟大的生命力……眼前涌现出无穷的信心和希望。”
作为受难者，他却还在自我剖析：“我将把这本小书分赠各位友人，让他们知道我那时是何等的低能、低水平、低觉悟，可也有坚强的向阳的毅力。”
比回忆更珍贵的是剖析与反省，唯有这种反省才给予我们深刻，给予我们警醒，给予我们更多现实的意义。
我们的先祖老子对水情有独钟，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就是说，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他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就是说，世间没有比水更柔弱的，然而攻击坚强的东西，没有什么能胜过水的。
如果说张光年是汉江的一掬水，在抗日图存的民族危难中，这是一掬“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的以柔克刚之水，他用笔端引导着人们的思维，激励着千军万马。在向阳湖的非凡岁月里，这则是一掬“处众人之恶”之水，在这里，张光年以接近于道家的“不争”与“无为”，度过了艰苦却也平和的几年时光。也许，这未尝不是一种大智慧，一种生存的大技巧，虽然他自称是“低能、低觉悟、低水平。”
一个雨后的黄昏，我找到了诗人当年借住的向阳湖韩家湾，找到了诗人当年居住的仓库。村庄处在一座山的背面，偏僻而宁静，仓库经年不使用了，杂乱中积满了灰尘。
我有种想落泪的感觉，但是我手里浅绿色封面的《向阳日记》在提醒我，诗人曾经说过：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看到我们中国人民伟大的生命力……眼前涌现出无穷的信心和希望。作为后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在诗人所向往的希望中前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