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与义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元素，大凡侠士或义士，都或多或少地会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比如那个在萧萧的寒风中对着易水大唱“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侠士荆轲，还有那个为刘氏江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义士关羽。如果一个人兼有侠与义的武士精神，同时又有一些文士的情结，那自然令人敬仰，比如以养士著称的战国四公子。
如果说侠与义关系的是个人品性，那么征服与被征服则是关系民族命运的大事。这样的时候，往往会形成两条战线，一是武士们的冲锋陷阵，一条则是文士们的摇旗呐喊。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庆，就聚集了一批文士，一方面在继续地摇旗呐喊，一方面也是避难于此地。他们面临的困境很多，比如居无处所。在这样的境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呼唤孟尝君、信陵君式的人物横空出世。不过，这还真要个条件，首先，此人得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保障，其次，要有一种与文士们惺惺相惜的情怀，第三，还有一个愿意慷而慨之的侠义心肠。
历史还真如此巧合，唐瑜先生就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来到特别的陪都重庆，并且完全具备上述条件。一个宽厚而富足的兄长在经济上的支持，一份与文化人惺惺相惜的情怀，当然还有一副慷而慨之的好性情。在他的大兴土木下，一批文人陆续有了避风港。这房子很有地方特色，用当地巨大的竹子捆挷起来做成屋架和门窗，然后里外抹上灰，再加盖一个屋顶，一座漂亮的房子就此诞生。唐先生建造了此类捆挷式房子数座，为当时避难于重庆的文化人提供了温暖的家园。
搬进来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不说夏衍、丁聪、吴祖光、盛家伦、凤子、叶浅予等，就连郭沫若、潘汉年也是常客。在当时的重庆，唐瑜先生的捆绑式房子可算是文艺界人士精神交流的好去处，大家愿意来此地坐一坐，聊一聊，过年过节时还喜欢来这里开个舞会。在战火弥漫的日子里，对一批文人而言，能有这样一个去处，也算是心灵上有了一个港湾。笑也好，哭也好，骂也罢，来到此地，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发泄。
当年王羲之、谢安等文友在兰亭聚会，把古老的曲水流殇演绎成阳春白雪式的酒令，最终以一幅绝伦的《兰享集序》划上完美句号。唐瑜先生的房子住满了智慧的头脑，注定了这种居所的不同凡响。开始，这些房子有叫依庐的，也有的叫碧庐的，最后则统一更名为“二流堂”，原因是这些居住者中，有的类似秧歌剧《兄妹开荒》中的“二流子”，于是被郭沫若先生引用得名，戏称此地为“二流堂”，“二流堂”就这样流传开来。
当日本帝国主义被赶出家门，当解放战争尘埃落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欣然诞生。昔日“二流堂”的住户们告别重庆，聚到了首都北京，大家豪情万丈，决心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为新生的共和国建设添砖加瓦。
中国人素有怀旧情结，何况是一批文化人。故人在新地重逢，自少不了聚会，而且巧合的是，当年“二流堂”的旧主人大部分在京城竟阴错阳差地住到了一个院落。于是就有人说，“二流堂”在北京重生了。
唐瑜先生没有和大家住在一起，但素喜聚会的他绝对是北京“二流堂”的常客。
二
关于文人的故事，常常兼杂一些喜怒无常或者嬉笑荒诞。这不，“二流堂”的荒诞期也如期而至。随着新中国建立后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二流堂”最终被定性为“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昔日的“二流堂”住户无一例外地被扣上各种帽子，此外，还网罗进不少其他人士，如赵丹、秦怡、聂绀弩等等，不一而足。堂主则由唐瑜先生莫名其妙地摇身变为夏衍，据“考证”，“二流堂”还在外地设了分堂，其目的竟然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如此问题就严重了，其他人不言，单说“二流堂”真正的堂主唐瑜先生，在北京住了一阵“牛棚”后，挈家带眷来到了湖北咸宁 “五七”干校，他自称此地为大“牛棚”。
大“牛棚”的生活可谓精彩纷呈，唐先生本人回忆，所有的农活，诸如挖坑、修路、挑土、挑秧、拔麦、育秧、挑粪、拔草、插秧、种菜、放鸭、喂猪、煮猪食、放牛、捞水草等等，他都沾上了。当然，作为被监视劳动的对象，他还肩负“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重任，每天都要写出一份思想汇报。
这昔日的“二流堂”主唐瑜先生在文化上也不是等闲之辈。上个世纪30年代便活跃在上海滩，为上海联华电影画报的高级记者和编辑，曾主编《电影新地》、《银座》、《电影艺术周刊》等。著名女演员阮玲玉的自杀后，他率先写下《谁杀害了阮玲玉》，为阮玲玉之死鸣不平，引起巨大社会反响。
如果说唐先生的这些材料都是来自其它途径，那么真正让我认识这位大文化人的是他的《二流堂纪事》。读文化人的书不在少数，而像《二流堂纪事》这样让人耳目一新的却不多见。全书以看似轻松的笔调，记录了一个个沉重的人和事，其文字之辛辣、语气之调侃，让人时而愤怒、时而捧腹、时而哀伤，而所有这些情绪过后，全都凝聚成满腹的嗟叹。
他在《泪》一篇中写道：“历经了十余年文化大革命的刻苦锻炼……特别是一双眼睛，更是练得滴水不漏。”其辛辣的沉重让人凝思良久。作者在文章中回忆了天府之国四川从前的富庶，又对比描述了“文革”后四川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的现状，结果用“涕泪滂沱”、“泪水又在奔流”描述自我心态，又在“呜呼，牛棚苦练，赫赫硕果，十载之功，毁于一旦”的讽刺语中，把读者带入无奈的苦笑。回忆在向阳湖干校被迫背120斤的包谷子，唐瑜写道：“没什么，60还未出头，身强力壮。”让你感到怒不可遏。而向阳湖两年多的放牛生涯，唐先生用了最多的笔墨，他说：“这时生活上远离了那些‘人’，眼不见为净。不用和他们坐在一起念经说假话、鬼话。”其精神生活的无奈和心情的抑郁，赫然纸上。据向阳湖的乡亲回忆，唐先生在当地种菜特别奇特，别人种菜时把菜根埋在土里，他倒好，把菜叶埋在土里，菜根朝上。如此一来，自然被认为工作态度不好而遭到批斗。而那些批斗者可透过这“怪异”的举止，理解唐先生心灵的孤苦、桀骜与愤懑。
三
按说，随着“二流堂”人等的平反昭雪，随着唐瑜先生在安宁、幸福的晚年中写成《二流堂纪事》，我们应该欣慰，不再叹息。不料一日上互联网，得一博客名：六闲堂，眼睛又不由得为之一亮。
本来“六闲堂”与“二流堂”在字面上就有着某种关联，况且博文中有一专门栏目《观湖台——向阳湖畔》，讲的全部是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人与事，又与“二流堂主”唐瑜扯上了关系。而且，据确切考证，博主本人即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一中层领导。由此，我的思路又到了向阳湖文化研究会。
按我的秉性，虽然喜欢在书本中流连，偶尔也把读书感受付诸文字，不过是自娱自乐，个人消遣，向来没有雅兴去与文人们交流。也偶有人看了我的文字，兴致勃勃地与我谈起身边的某个文人或者作家，我绝对是一问三不知，一摇三摆头，贫乏得让人瞠目结舌，扫兴而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结果有一天，我意外结识了向阳湖文化。与唐瑜先生一起的，有六千多名文化部人等同时成为向阳湖畔的“五七”战士。六千人的喜怒哀乐，六千人的精神风貌，知识分子在一个时代的悲歌，在我心底激起巨大的涟漪。
当我身不由已地爱上向阳湖文化的时候，我发现我必须加入一个团体——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因为这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不像三国赤壁，也不同于先秦诸子，我们可以比较方便地查阅大量资料，了解向阳湖文化的资料，全都在研究会里。
于是我进入了一个类似“二流堂”的文化沙龙。当年“二流堂”成员谈论战事、国事、天下事，向阳湖文化沙龙则谈论文化与文化人。“二流堂”因为战争的原因聚集了一批人，向阳湖文化沙龙则因为文化的原因、因为咸宁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凝聚了一批人。虽然此一批人非彼一批人，但是，对文化共同的志趣，总使得两者间有着某种关联。
“二流堂主”唐瑜先生仗义疏财，热情好客，才高八斗。没有唐瑜先生的人格力量，就没有昔日“二流堂”的兴盛。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的掌门人李城外先生酷爱读书，热情执着，情系文化，堪称荆楚才子。没有他的感召力，也不敢想象研究会的状态。让人意外的是，照片中的唐瑜先生戴着一付眼镜，慈眉善目，看上去也是文质彬彬，典型的儒雅书生形象，想不到作起文章来，嬉笑怒骂，无拘无束，活像一个老顽童。李城外先生衣着休闲随意，为人旷达幽默，怎么看也不像个书生，想不到读书作文章，倒处处显露出学者境界和儒生风范。真可谓人不可“貌”相。
“二流堂”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可是，由于关注“二流堂主”唐瑜等人的遭遇，在鄂南诞生了向阳湖文化研究会。是偶然，是必然，还是历史的巧合？
我想，应该是文人的风骨和文化的力量促成了偶然中的必要，以及必然中的偶然。时空的距离，不足以隔断我们中心尚存的文化情结，而文化的力量，会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下，催生类同的文化观象。
春风吹拂向阳湖
——周恩来与向阳湖文化人
四十年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六千精英集体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的时候，当或孤苦、或悲愤、或忧虑、或释怀、或淡然、或绝望的情绪笼罩在不同人的心间，在遥远的北京，在中南海西花厅，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这里的关注。这份关注曾经滋润了多少颗心灵，曾演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又焕发过多么巨大的力量，让我们回到那个阴晦干涸的年代，共同体味一方生命的绿洲。
温暖有力的关怀
1970年冬天，向阳湖干校放映电影《打击侵略者》，当片中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响起的时候，许多干校学员都激动了，有人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正在向阳湖接受劳动改造的曲作者周巍峙。一听到这个消息，周巍峙立即明白，是周恩来总理又为他、为他的作品发了话，否则，他这个受“中央专案组”审查人员的作品是不可能在干校播放的。周巍峙的心情明亮了许多，无论如何，总理是了解他的、关心着他的呀，有什么比总理的理解更让人宽慰的呢？
由于得不到信任，即便是外出看病，身后也有人跟随，周巍峙一度处在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中不能自拔。有一天晚上，他在梦里见到了总理，他把满肚子里的不平和委屈，无尽无休地向总理诉说着，他看见，总理在微笑地安慰他：事情都过去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他的心情竟然特别地轻松，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在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还是依赖敬爱的总理，即便是一个梦中的相会，也会有那么神奇的精神力量！
司徒慧敏在向阳湖劳动期间，一直设法向周恩来总理反映情况，总理接到他的信不久，他就接到通知回北京“检查身体”，干校生活从此结束。
1969年12月16日，文博专家王冶秋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离京之前，面对瘫痪的祖国文博事业，王冶秋忧心忡忡！在向阳湖刚安顿下来不久，就有文化部留守处的干部专程来接他回京待命。惊喜之余，王冶秋得知，下达这个指示的就是周恩来总理！回到北京后，总理特地安排王冶秋出席了1970年“五一”节晚上天安门的庆祝大会，第二天，各大报都刊登了出席庆祝活动的负责人员名单，王冶秋名列其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单排列，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风向标，总理通过这种方式，为王冶秋接下来顺利开展工作制造氛围。不久，王冶秋担任新成立的图博口负责人之一，为振兴文博事业开始大展拳脚。
1971年5月，根据周总理指示，耿宝昌等8人成为故宫博物院第一批离开向阳湖的人，理由是故宫将开放，需要从干校调业务骨干回京。不久，周恩来亲自批准《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刊”重新恢复，在向阳湖干校劳动的一批文物、历史专家罗哲文、金冲及、王代文、俞筱尧、杨瑾、石光明、叶青谷等借机回京。其后，国务院正式通知：各地凡是文博业务干部，即使有“问题”也要归队重新工作。下放向阳湖的文博人员分批回京，得到保护和重用。
1971春天，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周总理在会上指示：要出版学术著作，并重新编注鲁迅作品。出版人陈早春、编辑沈昌文等被奉命召回；1972年春夏之交，著名出版家陈翰伯、语言学家陈原、诗人李季、画家邵宇被总理一一点名，调回北京重操旧业……
1970年，当周恩来知道《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被人篡改的时候，愤怒地要求恢复原貌。当他知道词作者张光年也下放到向阳湖干校的时候，经常对人念叨：不知道光年是不是也参加劳动了，他的膀子不灵啊！
1970年，古稀之年的冰心下放到了向阳湖“五七”干校，不久又调到湖北另一干校劳动。对一个老作家的不公正待遇惊动了周总理，在他的直接干预下，冰心夫妇提前调回了北京。
到了干校后期，只留下少数“问题”人物得不到安置，军宣队说：“你们放心，咸宁不会长期养着你们，万一没有去路，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总会要你们的”。周总理接到报告后，批示道：“不能以邻为壑”，意思是西藏等地难道不是中国的吗？明确表示不能把北京不肯接收的人推到外地去。总理明确的态度，让最后一批留守人员全部回到北京。
其实早在文化部人员下放之初，周恩来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下放的人只转粮油关系，保留北京户口，为其后大家的返京留下了一条“绿色通道”。
我们至今无法确切统计到，在周恩来总理温暖有力双手的庇护下，当年向阳湖的文化人中，有多少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总理的关爱与保护。
当体力劳动与思想改造的双重枷锁困扰着向阳湖的文化人，周恩来总理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里的关注，并以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给予保护。
这份保护的背后，其实是一份难以言状的艰难！
党的主要领导人认识上的偏差，“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处心积虑的迫害，对文化与文化人的特别打压，国家局面的动荡不安，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急剧滑坡，自身稍不留意就成为攻击和打倒对象。我们用什么样苦楚的语言形容“文革”期间的周恩来都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