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初冬，陈星乘坐t-108路列车到达了深圳。他只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火车站的景象汹涌澎湃，这城市汇聚了那样多的人。他们和他一样，都是来搏世界的。
因为急于动身，他错过了张红旗写给他的第一封信。
作为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年轻人，深圳有几件事让他惊奇。
第一当然是气候。出了火车站，他立刻急吼吼地找地儿脱衣服。时近年底，这里的气温还有二十度上下呢，本地人都只穿一件衬衫。他满头大汗地钻进一个公共厕所，脱下毛衣和薄棉外套。扭头一看，洗手池底下已经堆着好几件棉衣了，都是北方来的兄弟们扔在这儿的。这城市是用不着棉衣的。
陈星想了想，也把棉衣一卷，扔在了洗手池底下。这一扔，倒很有点破釜沉舟的架式了。
第二件惊奇的事就是口音。本以为这里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城市呢，可走在街上，花香固然很少，说鸟儿语的人也不多。人人操着一口硬邦邦的普通话。
这倒也方便，他问了两次路，很快找到了叔叔的公司。
第三件事，要算叔叔的公司了。“盛世辉腾科贸有限公司”——多么壮丽的名字，谁想到就在一栋破破烂烂的塔楼里，门口连招牌都没有。他还以为走错了地方呢，可再看看房间号，没错呀。
陈星的心凉了一半，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敲门。片刻，一个头发花白，长得比他父亲还沧桑的男人开了门：
“是陈星吧？”
“您是？”
“我是你叔叔呀。我去日本之前，还到你们家去过呢，那时候你刚十岁。”
陈星记忆里的叔叔，明明是一个文质彬彬，举止潇洒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才过十几年，就变成一个落拓的老头了。也不知是谁把他摧残成这样的，是日本吗？还是深圳？
进到屋里，就更和想象中不一样了：别说办公桌和电脑了，连把椅子都没有，只是空空荡荡的两个房间，水泥地坦白地裂了一道缝。一个房间当中，倒是放着一堆纸箱子，已经积满了灰尘。陈星捏着鼻子吹了一口，灰尘下露出几个字：神兵牌高楼缓降器。
叔叔尴尬地笑着：“这就是我们的产品。”
陈星几乎抱着“必死”的信念问：“咱们是在这儿等着人家来买，还是要出去跑业务？”
“甭琢磨这个了。”叔叔说，“大老远的来了，先吃饭吧。你吃过烧鹅吗？”
陈星便背着帆布包，跟着叔叔，来到街口的一家小饭馆。初来乍到，他还不好意思喝酒，叔叔却坚决地对服务员说：“来一瓶金六福。”
叔叔像渴了似的大口喝酒，咚咚咚半瓶下肚，人才有了精气神，说话也欢快了。“其实你来得有点儿不巧，因为我们的公司马上就要转型啦。当初我做这项目的时候，产品价格、适用人群都考虑到了，就连深圳有多少高楼都数了一遍，可就是忘了考虑一条——他妈中国人不要命！”他愤愤不平地说，“一台缓降器就一千块钱，着火的时候能救命呀，他们丫的偏偏几十万的房子都买了一千块钱倒舍不得掏。”
“您不是说，和消防部门谈好了，可以让政府采购什么的……”陈星问。
“政府要买进口的，”叔叔干脆地回答，“咱们这是自主品牌，人家嫌档次不高。”
“敢情不光咱们卖这个呀。”陈星嘟囔了一句，不想说话了。
不过叔叔的气势却借着酒劲越来越高昂了：“不过没关系，我不是说过，咱们马上就要转型了吗？船小好掉头，也许机会就在下一个项目上！”他干了杯中酒，又看看陈星，“我本来是不太赞成你来的，可你爸非让我带带你。这么着吧，我托几个朋友，给你找份儿工作先干着，等我把公司重新开起来，你再过来怎么样？别担心，时间长不了，也就是俩月的工夫，深圳这边工商局的效率高。”
陈星只好说：“好好。”
“来时候带着生活费呢吧？那我就不给你钱了。住处都是现成的，自己坐两站车到小商品市场买床褥子，往地上一铺就行。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没睡过床。”
“那倒无所谓，我在北京还睡地下室呢。”
陈星便在单元楼里打起了地铺，等着叔叔给他介绍工作。谁想到叔叔醉醺醺地走了，三天都没露面。他在屋子里闷得发慌，只好到街上去闲逛。
这虽然是一座说普通话的城市，但生活习惯上却还保留着广东风格。在酒店的一楼，时近中午还有人喝早茶。那大多是悠闲的中年人，穿着真丝衬衫，头发抹得锃亮。外地人常以为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黑道分子，其实不过是些发了小财的买卖人或者本地房东。
一天中午，陈星竟然在街上看见一伙少数民族。可能是傣族，也可能是布依族，大概是云贵那一带的。这么热的天，他们还穿着厚厚的、印着花的棉布衣服，身上挂满了叮叮当当的银首饰。无论男女，皮肤都很黑，连眼神都是风尘仆仆的。碰到路人，他们就摇摇手里的一大把首饰。
可能是因为无聊，他竟跟着那些少数民族走了半天。他想看看他们究竟能不能卖出首饰。但直到晚上，也仅仅有两个姑娘买走了一枚戒指和一串项链。少数民族同胞一定也对这个城市很失望，就像陈星一样。
天一黑，少数民族便立刻做到地上，集体休息。陈星便也在不远处蹲下。这时，忽然有一个矮壮的少数民族汉子冲陈星招招手，示意他过去。
是不是自己的跟踪让人家不快了呢？陈星有点担心。他听说，很多少数民族都是随身带刀的。但他走过去，汉子却笑了，从首饰串上摘下一条项链，递给他。
陈星一愣，随即接下了。他对那汉子说谢谢。
汉子又笑了一笑，便转过头去，自顾自和同伴说起话来，用的是他们本族的语言。陈星猜想，他们一定在讨论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也许他们明天就走了。
陈星拿着项链离开，走过一片繁华的商业街时，忽然觉得饥渴难耐。说来也是，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他便就近找了一家茶餐厅，叫了份烧鹅饭。
餐厅里人非常多，声音也很嘈杂。但喝着可乐的时候，他却忽然注意到了身后一个女孩的声音。那声音并不大，但因为是清脆的北京话，让他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陈星背对着那声音，也听不清对方说的到底是什么，只感觉那女孩在抱怨：高频率、充满情绪的抱怨。不知为何，他忽然觉得说话的人似曾相识，便转过头去找她。
可才一转头，却看见一个女孩正飞快地走出去，丢下一个高个儿男青年，气鼓鼓地望着两份叉烧饭发呆。没一会儿，那女孩的背影就消失在街上的人群中了。
陈星只记得她留着一头栗色的长发。
也许是栗色长发的女孩触动了陈星的神经。这天夜里，他无可救药地思念起张红旗来。他在地铺上僵僵地躺了两个小时，怎么都无法睡去，只好睁着眼，呆看着天花板。因为黑，天花板仿佛也不是天花板了，而变成了深不见底的苍穹。苍穹有多大，张红旗的笑颜就有多大，目光有多长，张红旗的背影就有多远。
如果能睡去，能在梦里见到张红旗，那么情况会比眼下好得多。醒着的思念是实实在在，有质感地硌在心上的，让他的灵魂都疼了。
不知夜里几点，陈星一骨碌爬起来，重新走进深圳的黑夜。即使南方的夜晚比北方长，这时街上也几乎全黑了。只有远处的一栋建筑还通体金黄地亮着灯，那一定是间夜总会。马路上驶过的基本都是出租车，载着一些长发飞扬到车窗外的女人。离得很远，都能闻到她们散发出来的香。连夜总会的姑娘们都下班了。她们来自山南水北，目的也和他一样。他们要靠不同的部位来“搏世界”。
在这南方深夜的街头，陈星回想着和张红旗说分手时的情景。一遍又一遍。
当时他正坐在北大对面的一家快餐店里，桌上立着两瓶啤酒，手上夹着一颗香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