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改名换装的中央党员通讯局
中央党员通讯局，就是二陈给中统局取的另一个名字。徐恩曾曾这样叮嘱过手下的特务：“做特务不要做猪八戒，而要做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中统局也是如此，变来变去是中统局的一贯特色，换个名字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在政协会议上，民众强烈要求蒋介石做出承诺，取消特务机关。于是乎，蒋介石按照事先与二陈商量好的办法冷静发言，做出了四个承诺。
所谓四个承诺，就是：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机关。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再次找到二陈，并嘱咐二陈，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否则他实在不好在公众面前交代。
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字，也并不是信手拈来的。
1946年，蒋介石下达指令，指定张道藩、余井塘、戴笠、叶秀峰、唐纵、郑介民、李士珍等人组成一个七人研究小组，由陈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对策，探讨中统和军统的“换装”一事。
这七人小组再三讨论，提出了方案一，即将中统改为类似美国FBI一样的立法机构，隶属司法部。这个方案一经推出，就得到了蒋介石的好评。但是当时国民党司法部部长却以“舆论”为借口，坚决反对将中统归属司法部。这让七人小组非常挠头，二陈非常着急，他们急于给中统一个落脚之地。随后，他们提出了方案二，即将中统划归内政部。为了确定该方案的可行性，二陈先行找到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征求意见，张厉生本是CC系成员，所以痛痛快快答应了二陈的请求，同意将中统局改为调查局，隶属于内政部。二陈这才放心地提交了方案二，可没想到，此方案送到立法院后，竟然又遭到许多立法委员的反对，说中统跟内政毫无关系，于是方案二迫不得已也搁浅了。二陈十分沮丧，没想到给中统局找个落脚之处这么难。万般无奈之下，二陈又提出第三种方案，将中统局挂在党务部门名下，改名“中央党员通讯局”。这一次，中统局的“换包装”方案终于得到一致认可，中统局终于旧酒装在了新瓶里。
新中统局成立以后，主要任务还是“特务活动”，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陈立夫在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十年后，终于再次接手“中央党员通讯局”，局内的一切人事全由陈立夫统一安排。陈立夫在安排中央党员通讯局的人事时，完全以原中统的班子为基础，只是略加调整。叶秀峰虽然还是局长，但是真正垂帘听政的，却是陈立夫。
“党通局”的大骨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砍掉了不少闲杂人员，以体现国民党党务部门“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这一宗旨。和上节我们所提到的叶秀峰的裁员行动近似，叶秀峰在党通局成立后，提出了建议：党通局的首脑、通讯以及党务调查处必须保留，其他部门可根据任务情况进行有目的的删减。叶秀峰的提议得到了陈立夫的认可，于是所谓的“重组”拉开了帷幕！
重组后的局长是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溥；主任秘书王述先；秘书万大宏、潘泽筠；总务处处长韩克温；特务处处长杜衡，副处长黄九成；研究处处长徐兆麟，副处长王惟理；常务处处长王秀春；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泮；登记处处长张国栋；交通处处长王劲；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计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徽；训练委员会主任蒋静一；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马绍伯；专员室人员无定额，由叶秀峰直接领导。
重组后的秘书处下设有三个室：机要室，主任原汾；译电室，主任陈真；密电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原中统局所属各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根据实际情况改为省党员通讯室，其组织与人事均无变动。
之后，党通局又建立了三个外延单位。所谓外延单位，就是延伸在各个机关中的科室。这些科室表面看似隶属所在机关，其实受“党通局”的控制。这三个外延单位分别是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特种经济调查处。
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该局是“党通局”最早成立的一个外延单位。该局局长是吴大钧，主计长是陈立夫的叔叔陈其采。主计处原有五个科室，后来为了工作需要，又增设两个科室，即第六科、第七科。所有的人员均由陈立夫和叶秀峰安排。其中原第三处处长王秀春担任统计局帮办，主要负责领导第六科、第七科；王宗梧担任第六科科长，张义成担任第七科科长。另外还安置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四十余人。但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第六科、第七科虽然隶属主计处统计局，但该局却不能干涉两个科室的工作，简直就是一个“怪胎”！第六科主要负责行政效率统计，第七科主要负责施政成绩统计。为了提高第六科、第七科的业务能力，叶秀峰也效仿徐恩曾开设学习班的方式办起了统计讲习班。为此，他还专门请主计处统计局的副局长朱君毅进行讲课。
除此之外，党通局也开始向其他机构渗透。经陈立夫和叶秀峰决定：在全国各省市地区的统计室内增设一个科，这个科的主要工作是配合主计处统计局第六科、第七科的统计工作。后来叶秀峰还要求统计局划出四分之一的人员为党通局提供后备支援。如此一来党通局的外延单位从中央到地方就形成了一张“统计”网络，叶秀峰感到十分高兴。
二、人口局第四处
该部门是党通局成立的第二个外延单位。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原本打算将原来中统局全部接手过来，没想到遭到立法院的一致反对。为了给陈立夫、叶秀峰一个人情，张厉生决定在内政部开设一个外延部门帮助党通局，于是这个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就诞生了。
该处处长是前任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张国栋。该处下设三个科，其中三个科科长分别是周汝唐、李道生、刘国刚。该处共计29人，都是原中统局派过去的特务。该处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任务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问题资料的搜集；秘密任务是党派人事登记，并对党派重要人物（主要指共产党、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等）进行档案登记编卡，供蒋介石之用。
1949年夏天，由于内政部和社会部合并，该处并入内政部户政司，而原本的处室单位也下调为科室单位。不过好景不长，随着蒋介石兵撤台湾，这个部门便就地遣散了。
三、特种经济调查处
1947年，国民党公布“行宪法规”后，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青年党负责人陈启天谋得了政务委员和经济部部长职位。陈立夫找到陈启天：要求在经济部设立外延单位。陈启天知道陈立夫在党内的地位，于是巴结陈立夫，同意在经济部增设一个特种经济调查处。而这个特种经济调查处就是党通局的第三个外延单位。后来叶秀峰按照陈立夫的要求，让本局统计处处长郑尧泮出任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一职，赵毓麟为秘书，青年党派姚仲良为副处长。该处下设四个科和一个室，其中一科、二科、四科是党通局派来的陈伯中、郑铸、余中瑜。而三科、一室则是青年党派的人。
特种经济调查处与老中统局的特种经济调查处有所不同，新组建的特种经济调查处工作范围更大，并且在各个经济中心以及交通枢纽设立了经济调查站，类似于中统局在各地的“特务室”，形成一张“经济调查网络”，可见陈立夫和叶秀峰还是非常有野心的。各地区经济调查站设主任一名，调查员若干，这些人员大多是原中统局地方调统室“转业”的特务。比较出名的几个经济调查站有：重庆站、天津站、武汉站、广州站、兰州站、太原站、济南站、青岛站等等。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叶秀峰考虑到上海的特殊性，则专门成立了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上海办事处（比地方站点级别高）。无论是办事处还是调查站，都是一个类似于区域分公司性质的挂牌的行政单位，并且可以对外向各单位行文。
当然这些分站点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经济调查处上海办事处。此处设在上海劳尔东路1号（原日伪行政院院长周佛海的住宅）。这里环境优美，交通方便，简直如同疗养院一般。后来叶秀峰委任赵毓麟担任上海办事处主任，与此同时赵毓麟还兼任经济部驻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理员一职。
以上三个外延单位虽然各自披着不同的“外延”皮囊，但实际上由党通局、叶秀峰一手把持。叶秀峰不但有外延单位的人事任免权，同时每年还将定期对外延单位人员进行考核、登记。在薪金发放方面，叶秀峰充分考虑到调动外延单位人员的动作积极性，除固定薪金外，他还增发年终奖、各种福利以及优抚费、婚丧补助等等。仔细算一算，外延单位的员工薪水似乎比党通局内在编员工的薪水还要高。叶秀峰就是采用这种“施之以小惠”的办法从而达到统治、笼络的目的。
党通局虽然成立了，但是难掩其颓势。
在种种情况下，叶秀峰不得不亲自主持局内各个工作，并制定出一份“工作改进意见”，其意见如下：
甲、关于机构方面者：本局现有机构未臻紧凑，各部配合，亦欠灵活，故效能亦鲜。症结所在：一为机构庞杂，骈枝多于实务；二为分工尚欠合理，职责不专；三为若干单位有人无事或有事无人，不能发挥实效；四为中心业务部门受编制拘束，拓展迟缓；五为临时会组设置太多，会商耗时，计划多于执行。改进意见如下：
一、似可裁并之单位
1.训委会机构庞大，内容空洞，人力缺乏，成绩甚少，如能予充实，似即可并入四处；
2.研究室经常工作闲散，所有工作意见，因缺少对实际业务之了解，与实务单位每多出入，若不能有所更张，不若依照性质，分别并入各处；
3.资料室原分党派、敌伪、党政三部，各归主管科直辖，嗣为统一管理，特合并或单独成立，然两年以来，所有资料均未能及时整理，需要时实法调用，形同虚设，此种脱节现象，亟须立加改进；
4.特经处业务在外颇多毁誉，今敌寇投降，该处业务亦无继续必要，似可即予撤销。
二、应予充实之单位
1.秘二科；
2.秘三科；
3.交通处电讯科管理松懈，效率甚低，各地电讯人员，缺乏政治训练，以技术人员自居，不受拘束，自称系统，不听各地调统室指挥，常有怠工情事影响工作匪浅，应即拟订整个计划，训练新人改善待遇，淘汰怠顽，力使充实，运输科有名无实，亦需即加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