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子文在六年级待了一年，除了摆脱了数学不及格的命运，其余的并不见得有什么好转，六年级的时候，曹老师已经不教他语文课了，不仅如此，连曹老师什么时候离开学校的他也不知道，他能辩的清是自己开学后就没见过她，语文老师也换了一位，和曹老师一样年轻，是一名大学生。他不确定以后是否还能见到曹老师，有时候会想念，在几次写作文的时候，他都写的是关于曹老师的故事。新语文老师夸奖袁子文作文写的很有感情，别的同学都知道写的是关于谁的，有的会跑过来询问。这个世界有时真的很小，小到不是冤家不聚头，有时候又很大，大到近在眼前也是天涯海角。生命中离走的岂止是这些，聚散别离不过是春夏秋冬的交替，即便如此，有些东西失去了还是无法追回的，比如时间，比如生命。
岁月，让一个人慢慢走向生命的边缘，当某个人从人世间消失的那一刻，他所拥有的记忆便一并散去，想想到头来的一切人，一切事，恍恍惚惚在时间与空间中流转，不过都是虚无与飘渺，只是一个个小小的插曲而已，而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珍藏最初那一份薄薄的美好，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们只有挽留的心情，却没有留得住的能力。
应该说，生活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一种神秘，一种美丽，可是，美好的一切同样能够造就出与其本身相违背的世界，所以，生活中也止不住有背叛，也许这正印证着，完美也是需要缺憾的，像彼岸花，花叶生生不相见，却如此惹人心疼或者心痛；又或者，美丽的你我之间难免也要节外生枝的。如果认为繁华落尽是一种凄哀，那么，万芳吐艳时就一定是风情饱满了。诚然，反着想或者平行思考也是可以的，终归还是美中不足。不足本来就可以是一种美，只是少有人懂得，所以，诸多的祈求有时是无用的，万物归于自然自有其命理。一道圆弧如流星从夜空中划过的痕迹，光彩的一瞬令人心动万分，想到痕迹的曲折，不免又要生出一丝难言的落寞与百无聊奈来。人，总是这么矛盾。
初中的时候，袁子文住在学校。学校离家有六七里的路程，所以，袁子文要在每个周五的下午从学校走六七里回到家，然后在每个周日的下午从家里再走六七里去学校，三年来，从来都是如此。
初中也不是很大，但和小学相比还是大了许多，起码中学有三层高的教学楼，而小学不过是一排的红砖瓦片房子而已，每到下雨的时候，小学的教室经常漏雨，那时候老师就会找来一根很长的竹竿捣鼓两下，有时候还管用，能保证那个地方不再漏雨，有时候却越捣鼓，雨倒是像被惹怒了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跟水管一样直往下泻，老师没有办法，学生就更没办法了，但这个时候，学生往往比老师要显得兴奋很多，几个人挤在一块，然后乱作一团，老师也就干脆等着雨停，懒得上课。冬天考试的时候，碰上下雪的天气，试卷上总是会有雪花飘落上来，要么就是像尿素一样的雪粒子在试卷上碰一下然后滑落，或者很快就化掉，把卷子的一部分打湿一小块，像给试卷打上胭脂，不过是白色的胭脂。
第一次登上三层楼的时候，袁子文还有些晕眩，从来在地上行走惯了的人，猛然隔了一层，脱离地下，就会有些不适应也是很正常的事，不过，也有些人因为喜欢经常这样走来走去，然后忘记了自己其实应该站在地下的，这就好比读书写字，经常读书写字，读错写错的可能性就小，而少读书或少写字，最后忘记的不只是怎么读怎么写，连标点符号也不知道为何物了。
袁子文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周呆在楼上的时间太多的缘故，越来越有些讨厌这样的生活方式。第一次物理考试，他竟然义无反顾的从别人那里拿来答案，抄了满分，班主任知道考试答案泄露，也很无奈，批评之余不忘开玩笑的样子说：“袁子文同学这次物理考了满分，不过我知道是抄的，但别人抄就是抄，一点也不含糊，不像有的人，正好抄五十九分，还有抄五十九点五的，这就不对了。”班主任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幸亏你们不是中国派去美国的间谍，不然连美国联邦调查局都被你们一锅给端了，那美国总统也会被莫名其妙送进中国的监狱。”班主任说完这些，班里一阵哄笑，袁子文坐在下面也禁不住一笑，不过那一笑很短暂，然后不自觉的低下了头。
初中和小学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学的课程比只有数学语文的小学要多出很多，就连书本也变厚变大。刚来报名的时候，看见一楼的办公室门前排了好长的队，只有一个小窗口用来收学费，为了让人看得清，学校特意在窗口的墙上贴了一张红色纸，上面用黑色的毛笔写着的一些学费收缴标准，很多家长和学生都围在红纸前观看，有的还一字一句的念着。由于贴纸的地方离收费窗口太近，导致窗口前的队形由最初的一字形变成了丁字形。记得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讲的：一名外国人来中国生活，一日排队买票，这名外国人前面的三五个人排了一整天，自己最后也没买到票。这名外国人就奇怪了，难道买票不应该排队么？有人就笑话老外说，中国的队要横着排，不能竖着排，这跟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一样，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人深知这种特色不比饮食男女卖弄性感，所以，断然不能像内衣从最初的三角发展到最后有了四角。四角倒也不是为了性感，只是为了衬托三角的性感而已。
中学是不许欠学费的，袁子文的父母虽然不在家，但是知道这个时候袁子文开学了，所以给袁子文寄回来了学费，学费是奶奶在袁子文开学的前一天晚上交到袁子文手上的。奶奶不能到镇上的邮局取钱，袁子文的爸爸就让袁子文大叔到镇上给取的。大叔把钱给奶奶的时候，不停的抽着烟，袁子文听到大叔说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也不是很顺利，贷款包地遇上旱灾，收益不是很好，勉强把贷款还了，这点钱也就够袁子文的学费。
大叔出门时看见袁子文，说道：“文子，大叔明天家里很忙，也不能送你去报名，你爸说让我送你去，我说你也这么大了，学校离家也就六七里的路，你自己应该知道怎么去吧。”
袁子文知道那一天会有很多家长送孩子去报名，不过自己已经习惯一个人，不喜欢麻烦别人，所以就说：“知道！大叔不用送，大叔慢走。”
大叔走后，奶奶有些生气，说道：“家里有多忙？送个孩子上学就不想去，不是自己孩子不心疼！”
袁子文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了一下。
对于家的思考，事情还要从一九九六年算起的，当时袁子文八岁，已经有了强烈的对外界事物敏感的神经。袁子文还是会回忆那时候父母离开的一幕。凌晨三四点，外面很黑，袁子文的房间更是一片漆黑。熟睡的他被隔壁父母的房间的模模糊糊的说话声音吵醒，透过纸糊的墙壁，能感觉到煤油灯无精打采的摇晃，父母正在整理出远门的行李，奶奶站在一旁叮咛着，嘱咐着，袁子文的父母只说让奶奶不要担心，等到年底就会回来，只是袁子文的母亲眼圈红红的，看的出是放心不下袁子文，但还是小声说：“文子正在睡觉，别把他吵醒了。”袁子文虽然早就醒了，但是听不清楚爸爸妈妈说些什么，也没在意，想去听父母都说些什么，可因为有些冷，刚抬起头就又钻进被窝睡了起来。奶奶似乎看出了袁子文母亲的担心，就说孩子就交给她，自己虽然老了，但还不至于让孩子饿着冻着。袁子文母亲说孩子自小就在父母身边，怕袁子文一下受不了，袁子文的爸爸清理完东西，点了一支卷烟，叹气说：“不是为了孩子长大之后要念书嘛，光靠家里的那点田地，还不够交税，孩子小学都交不起学费，不出去挣点钱，将来上大学怎么办！”一支烟袁爸爸几口就抽完了，扛起行李包，说了一声“走吧，天亮就走不掉了”。几个人顿了一会儿，那隔着纸墙的灯灭了，夜又恢复了宁静，只听见门吱吱一声轻响，袁子文的父母已经出了家门了，外面不时会传来狗叫的声音，昏暗的路上，两个黑影已经远去，微微听到袁子文爸爸的声音：“好了，不用担心了！”门前立着奶奶，面无表情，天外从黑色变成灰色，慢慢的亮了起来，奶奶一直等到天亮，头发有些乱，也慢慢的越来越白。
周末在家的时候，袁子文一大早起来就牵着牛出去，他把牛放在山坡上，自己找一块没有草的地方，从树上折一枝树干在地上横横竖竖的画着，不过是默写书上的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写完之后，就会看一眼山坡上的牛，或者朝着阳光来的地方看，那时候最喜欢唱的是思想品德书上面的一首儿歌。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要背上小书包？
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
这首儿歌几乎每个上学的孩子都会唱，每次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总能听见它的存在。如今的自己虽然已经长大，但是，最初的那些日子总也忘不了。最初的，或许也是最美的，就如每个结了婚的人对与初恋在一起的日子依然记忆犹新一样。
那时的少言寡语，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五脏六腑之间病体的交叉感染。袁子文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想的也就多了。而自己接触的人也不过那几个而已，家里面的大叔，大婶，还有三叔和三婶，袁子文不是特别喜欢他们，觉得他们算不得什么人，除了家里这些人之外就剩下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了。
大凡而论，人做的事应该叫人事，说的话自然也是人话，袁子文不觉得大叔三叔算人，大概是因为受了外界的不良刺激。譬如说，以前动物是不穿衣服的，如今穿了，不仅穿了，还要打扮成一副人样，那么，人如果不穿衣服，或穿的越来越少，不免就有些动物的样子，然而又要与动物区分开来，只能从思想上辩解，最贴切的不如动物思想，反正是非对错也不是一个定论，在中国的语言文化里，诸如禽兽不如、狼心狗肺都是来形容人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总有是人的东西，专干见不得人的事，说鬼都不相信的话，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