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初年南渡以来，孔氏南宗族人继承了儒家学说中经世致用、修己以安人以及礼让治国的传统主张，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信条，坚持“入世—经世”的思想路径，强调教养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注重政治举措的现实针对性，而且以各种形式积极从事和参与政治活动，先后涌现了一批较有历史影响的政治人物，既有身处高位的孔应得、孔贞运等，也有造福一方百姓的众多地方官员。孔氏南宗族人在浙西南一带担任地方官员的也不乏其人，他们一方面继承发展了儒家政治思想，一方面认真践行儒家政治主张，注重教养，廉洁爱民。由于孔氏家族的独特身份和地位，更加之良好的“德让”风范，孔氏南宗士人的政治活动为浙西南社会注入了强大的凝聚力，对广大民众起到了良好的教化示范作用，从而推动了浙西南地区的文明教化和社会进步。
第一节孔氏南宗的政治思想
儒家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儒家政治思想十分重视道德的作用，认为“德治”可以使民俗淳厚，引导社会走向和谐有序，正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钱穆先生对此作了进一步诠释：“为政者当以己之德性为本”，“孔门论政主德化，因政治亦人事之一端，人事一本于人心”。在儒家看来，为政者自身的德性修养十分重要，“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树立了这一根本之后，为政者要爱民、要推行仁政，就必须从“养民”和“教民”两方面具体展开。“养民”的主要目标是让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庶；“教民”的主要目标则是通过学校教育、礼乐教化等各种途径让民众逐渐形成道德信念，自觉遵守伦理规范。德治推行的难度自然很大，因此在中国古代更多的则是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德治也就成为士人心目中的理想追求。但我们应当看到：“儒家提出的‘德治’（真正意义上的德治）仍然有其巨大的吸引力，因为与其他统治手段相比，它毕竟包含了更多对人类的爱和尊重。”综观孔氏南宗的发展历史，其家学传承非常注重儒家经典的学习，因此南宗族人中多有精通经史之名贤。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同时，南宗族人继承了以“德化”为重要内涵的政治思想。他们怀抱经世之志，积极入世，关注现实，希望能够通过努力有补于世，推动社会发展。在与现实社会的紧密结合中，南宗士人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修己以安人”的思想
孔子第四十七世孙孔传是孔氏南宗的名贤，他“精于易学，博极群书，操行介洁”，著有《杉溪集》《续尹植文枢纪要》《洙南野史》等著作。在和孔端友一起开创孔氏南宗祖业的同时，孔传以自身突出的学问和实际行动为南宗族人树立了榜样。不仅如此，他还留心治道，“提倡修身齐家的伦理之学，并注重联系社会实践，‘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他曾知邠州、知峡州，任右谏议大夫，任职时恪尽职守。守临川时，“建昌军亦累招降，皆不受，必欲见传为信，传挺然往谕，叛兵以平”。由于孔传注重个人的修养并爱护民众，一向以信义著称，所以能够凭借个人魅力，通过劝解的办法使问题得以解决。无独有偶，孔涛在担任桂阳州判官时，也有过单车谕敌的事件。当时，“州民与蛮獠杂处，素号难治”，孔涛“单骑直抵獠穴，谕以祸福，皆詟服听命，人赖以安”。孔传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对南宗族人产生了较大影响，南宗族人继承并发展了“修己以安人”的思想，注重个人的学与行。
宋室南渡以后，朝廷当中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孔氏南宗士人中多有主战者。建炎年间（1127—1130），扈从高宗南渡的孔氏族人“均为‘豪杰’之士”孔传之子孔端隐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时徽钦二帝陷于金营，当路者莫不逃，窜。公（按：指孔端隐）独喟然曰：‘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国家惨变，闻者寒心，凡稍知大义者咸思仗剑以从王事。礼义由贤者出，况吾孔氏子孙乎？’乃与族中义气激昂者数十人俱至大元帅宗泽幕府请自效。复招募豪杰，扈从高宗南渡”。孔端隐认为，读圣贤书就当知为国效力，孔氏后人爱国忠义之情由此可见，而其言语之激昂，行为之慷慨，千载之下犹令人奋起。孔端隐如豪杰般仗剑扈从，孔端朝则“是文官中为数不多的主战派”。孔端朝不但主战，而且针对现实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绍兴四年（1134）五月，他提出了两点具体建议：一是要求朝廷诏告天下，让天下人得知皇帝的勤政、俭约等“美实”，诸如“留神治道，刻意恢复，听览至勤，奉养至约……声色无所亲幸，讦直每加优容”，等等，借此让天下人明白君主的志向与作为，“建立政事，既有其实，感悟人心，必假于言”；二是通过推行“引咎”与自责相结合的手段以达到收拾人心的目的，他建言：“宜用陆贽所言，凡制诰号令，因事见辞，以谦抑为先，必自引咎，收拾人心。且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耻，图复故疆之意，而侈大夸矜之词，无所杂于其间。”这些主张充分显示了孔端朝积极主战的坚定立场，也让人们深切地体会到他谦抑为先的思想。在他看来，通过制诰号令能让人们了解君主的志向与作为，让百姓感到君主的“谦抑”与“引咎”，这样可以起到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的作用。可见，孔端朝的思想“既是对孔子‘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思想的继承，同时又充分体现了儒家‘民为邦本’精神”，而且“这一思想对南宗世系来说具有奠基意义，几成南宗诸贤为官施政的行动指南”。的确如此，孔端朝以后，南宗诸贤或者表达了类似思想，或者在为官时努力践行这一主张。
孔子第五十五世孙孔克仁学识过人，同时又注重实学。他和宋濂侍明太祖之时，“太祖数与论天下形势及前代兴亡事”。对于太祖关于汉朝“治道不纯者何”的问题，孔克仁认为“王霸杂故也”，当太祖进一步问到“谁执其咎”时，孔克仁以为“责在高祖”。孔克仁清楚地认识到汉代治道的问题，因而赞成王道，可见其政治眼光；“责在高祖”的回答则充分体现了其对君主责任的认识高度。孔克仁认为汉高祖得以一统中原的重要原因，在于能够“知人善任使”，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中重视贤才的一贯主张。
二、重视“教养”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强调政治举措的现实可行性
有学者认为，“个人的德性正是真正有效建构理想社会的基本元素”，说明“德性”在个人作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官者在完善个人修养之外，还须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去积极地影响他人。只有这样，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孔氏南宗士人在这方面继承了儒家学说中关于“仁政”和“化民成俗”的一贯主张，并突出强调“教养”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衍圣公孔洙之子、曾任邵武县尹的孔公俊认为，为官者只有教养有法，才能得到百姓敬重，否则，“逆节之萌，由教养之无法也”。要使教养得法，首先就要求官员以身作则，不断提高自身的学识与涵养。孔传、孔端朝、孔端隐、孔洙、孔贞运、孔庆仪等孔氏南宗族人在这方面都堪称模范，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具有崇高的人格风范。再如孔子第五十世孙孔摅，著述丰富，在儒士中享有很高地位，人们对他的人品和学问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禀辉阙里，驰誉儒林。杞梓千章，可谓昂霄之干；凤鸾六翮，共称览仞之祥。”深厚的学识修养和富有涵养的处世态度，使南宗士人深得众人仰慕，从而使他们的政治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儒家所说的教养内涵丰富而深刻。在孔公俊看来，教养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要求重视教育与教化；一方面要求轻徭薄赋，爱民如子。孔公俊的这些主张在其施政实践中得到了良好体现，他所实行的“轻徭薄赋，爱重民力”是对孔子“使民以时”思想的继承发扬；“大修学宫，俾摄学事”则体现了其对教育的重视。孔公俊之外，孔氏南宗其他士人在政治活动中也是如此，较为有名的如孔子第四十八世孙孔端朝，南宋时知临江军，“修庠序之教，文风丕振，后与张著并祠于诸学”；孔子第五十五世孙孔克忠担任江苏金坛县主簿期间，清廉勤政，体恤百姓。
南宗士人不但强调教养的作用，而且强调政治举措的现实针对性。如孔克仁对于明太祖退守两淮、待时以图中原的计划，一方面主张大力发展生产、训练士兵；一方面主张厉兵秣马、以静制动，即“积粮训兵，观衅待时，此长策也”。孔子第六十三世孙孔贞时为万历癸丑（1613）科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起居注等职，被时人誉为有宰相之才，其文“酌古准今，不屑务铅华，有《足兵足饷议》，娓娓千言，悉中窾要”，充分展示了其治世之才。晚明首辅孔贞运为孔子第六十三世孙，曾将自己的志向寄于《奉诏翰林读书有作》一诗中：“致主陈尧舜，名世慕皋夔。丈夫不如此，虚名奚尔为？所以寸阴惜，无使素心违。经术以经世，努力副昌期。”诗中的“皋夔”分别指传说中虞舜时期的刑官皋陶和乐官夔，在此借指贤臣，诗作表达了孔贞运以“皋夔”为楷模的志向。他同时认为，学习“经术”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在晚明学术普遍存在空疏之弊的背景下，孔贞运强调“经术以经世”实在是难能可贵。面对晚明的艰难时局，孔贞运向崇祯帝提出了“重德行，以示劝惩”、“清饩廪，以防冒滥”、“复射圃，以罗英彦”、“清资送，以遏躁进”、“重师儒，以示表励”、“体仕情、以昭渥泽”等六条切中时弊的建议，可谓系统全面而富有实效性，从中也反映出南宗士人的政治思想具有切合实际、相时而动的显著特点。可惜的是，由于晚明形势的急转逆下，孔贞运的这些政治主张只能无果而终。
三、继承和发展了礼让治国的思想
孔子向来强调礼让治国，“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长期以来，孔氏南宗士人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礼让治国思想，而且在实践中积极践行礼让精神。
元至元十九年（1282），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洙让爵于曲阜宗弟孔治，元世祖对此大加赞赏，称孔洙“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在孔氏家族史上，孔洙让爵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促成了南北两宗的统一，一方面增进了孔氏家族的和睦，因而成为以礼让精神来“齐家”的典范。孔洙让爵在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洙的儿子孔楷继承弘扬了德让精神，可惜其事迹在孔氏谱牒中却未见记载。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有关学者研究认为“与他受之于父母、岳父的‘和’、‘逊’思想有关，如其二子命名为克和、克逊”。孔氏南宗其他族人也秉承了德让之风，如孔子第五十五世孙孔克准，明初曾任太常博士、太常寺丞等职，为人“谦慎和厚，秉礼而蹈义”。当然，孔洙让爵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孔氏家族内部，如言然，字述子，子游第七十二世孙，居山阴，“康熙之年，岁在癸巳，诏求言氏授博士，然为大宗，当拜斯职。述子陈状，伏阙而泣：臣偃墓在虞山，臣未居守，臣生厚颜，乞援衢州孔氏让封例，请以职俾臣弟德坚，臣归鉴湖曲奉祠终余年。诏如所请”。此时离孔洙让爵已有四百多年，言然“援衢州孔氏让封例”的请求及其让爵之举，充分体现了孔洙让爵对后人的深远影响。正因为如此，这一事件被有关研究称为“元初统一思想的重大事件”，因而“见载于四十余部史志家乘和史料笔记中”，足见其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对此，我们还可从南宗名贤孔贞时的政治思想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孔贞时以史为鉴，一方面推崇治国与治家相统一的理念，“载睹政录，往之循良卓异，无过治国如家”；一方面推崇礼让精神：“倘世官而思所以官，曰：‘先圣之以。’又曰：‘奚以脱公爵？’如遗让也。‘奚以重去衢？’为守衢庙墓，孝也，以让成孝，以孝兴让，有今翰博。以今翰博直溯圣祖以上之水木本源，光昭先人之令德，可不务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何有？’洋洋家训，用行所可为亢宗计者甚大。而殷周以来酝酿孕毓之绪，将嘉赖焉，非第袭祖父遗荣已也”。在孔子看来，《尚书》（逸文）所说的“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意思是说为政者不仅要接受“孝悌之道”，而且要将其推而广之，使之在教化中得以发扬光大。孔贞时不仅对这一主张给予了高度肯定，而且充分揭示了礼让精神对治国的重要性，表达了以“孝”、“让”思想与衢州翰博孔贞运共勉的诚挚之情。
清初散文大家魏禧将孔洙让爵视为孔氏南宗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中散大夫传义不忘宋，衍圣公洙辞爵于元，皆善守圣人家法，譬于养亲，曲阜孔氏功在陵庙，所谓养口体者也，衢孔氏养志者也。”魏禧高度评价了孔氏南宗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对“圣人家法”的坚守，高度评价了孔氏南宗在艰难困苦中矢志不渝的坚持与可贯日月的忠义情怀。
齐家之道与治国之道是相通的，“南宗裔孙将孔子治国之道用于治家，以治家实践辅助治国，形成了‘泗浙同源、无间南北’思想”。由于孔氏家族的独特身份和地位，孔洙让爵及南宗士人身上所体现的德让之风，不仅在维持孔氏家族内部和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当地士人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对百姓起到了积极的教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