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分析的孔传，在当时大多数人只专于一经的文化背景下，却“区分汇聚有益于世者”，汇编了《孔氏六帖》，充分体现了其高于流俗的价值取向。孔传之子孔端隐继承了父亲的这种优良作风，“年甫十八登宋绍兴进士，负经济之大略，际时势之多艰，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无论在江宁府任观察推官，还是在句容担任地方官，都积极有为，深得人心，这显然与其“负经济之大略”的才干与“澄清天下”的志向分不开的。孔行可则贯通了“有资于世用”的各种学说。孔元龙著述丰富，“既有经学之论，又兼及治国之道”。孔克仁博通经史，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命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同时入学，并提出了“辅以实学，毋使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的要求。朱元璋比较注重实学，孔克仁因渊博的学识和注重实学的理念深得明太祖赏识，因而奉命为明太祖诸子及功臣子弟授经。桐乡支族人孔自洙学识渊博，才干出众，他充分认识到学问对于修身和经世具有重要作用，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称其“经济本乎学术，道德发为文章，真不愧渊源所自云”。
与空谈性理者不同，孔氏南宗族人强调研读儒学经典的根本目的在于“有资于世用”，在此理念影响下，孔氏南宗先后涌现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如身居高位的孔应得、政绩突出而慷慨好义的孔涛、位至宰辅的孔贞运、被时人推为宰相才的孔贞时、通晓世务的孔尚豫、吏部员外郎孔谟、左宗棠幕僚孔昭烺、“得风气之先”的孔庆仪等人，无不才干卓绝而又注重实学，身体力行，或力挽其颓势，或推动其振兴，对江南社会的进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衢州在宋代处于两浙东路，因而其文化具有鲜明的浙东文化色彩。关注现实、强调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内涵，因而其教育活动不仅有效推动了古代浙东地区儒学的演进与传播，而且有力促进了浙东学术的发展与当地文化的繁荣。
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随传统儒学的演进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南宋以来，传统儒学呈现出由程朱理学到心学、清初实学直到晚清新学的不断演进历程，孔氏南宗教育思想的发展明显地展示了这一演进轨迹，从而推动了儒学在浙西南地区的演进与发展。同时，孔氏南宗族人注重率先垂范、言传身教。费正清先生在阐释“明代的社会与文化”时，充分揭示和肯定了家塾在明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明朝为考生设立了‘官学’，各县、府也都奉旨设立了该类学习机构。其主要功能并非是教学或寄宿之用，而是招收学生并定期举行考试。真正的求学生涯始于家塾，在官宦人家尤其如此。这样学生不仅可以直接向父辈请教，同时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动力与榜样。”其实，家塾的重要地位在整个古代社会都是如此。就儒家思想的学习而言，“动力与榜样”无疑具有巨大的作用，言传与身教的紧密结合在孔氏南宗的家塾教育中得到了完美诠释。子承父道、兄弟之间刻意问学、言传身教等优良传统，促使孔氏南宗的族学教育持续昌盛，从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学行俱优、堪称师表的名贤。他们在各种教育活动中传授、光大先贤之道，率先垂范，在推动社会文明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二节特色鲜明的礼义文化与族学教育
孔氏南宗之所以具有深厚的宗族文化，是与其突出的族学教育密不可分的。自南渡以来，南宗族人谨守祖训，处处体现儒家的高尚人格风范，并以传承儒学、化民成俗为己任。孔氏南宗自觉地将历代政府对宗族教化的重视与其圣裔地位相结合，高度重视族学教育，不断提高南宗族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风范，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进而形成了孔氏南宗特色鲜明的礼义文化，一方面继承发扬了孔子思想，一方面为浙西南民众树立了榜样，使衢州成为“南州之洙泗”。
一、源于圣祖、历久弥新的礼义文化
在孔子看来，诗和礼是立言、立身的根本，此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氏家族具有深厚的诗礼传家传统，要求子弟读书以明理、修身以养性。南渡之后，南宗族人继承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注重礼义文化教育。孔传和孔端己父子的活动及影响，深刻折射出孔氏南宗的礼义文化。孔传“是孔子家族德高望重的尊长。北、南宋之交，孔子家庭史上的重大事件，无不与孔传有关，诸如陪祀扬州、扈跸南渡、率族拜疏等”，其在南宗初期的地位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绍兴四年（1134），孔传致仕返衢，著书立说，家居授徒。作为孔庭尊长，孔传饱读诗书，涵养深厚，在政治活动、宗族事务、教学活动等方面，都对孔氏南宗产生了深远影响。孔传之子孔端己在南宗初期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绍兴元年（1131）以后，南宋时局逐渐稳定，“南迁孔裔也陆续赴任了……滞留在衢州的孔子世家，其男性人员，绝大多数为官赴任去了。留在衢州的暂住人员，都是他们的女眷和子女，这是一个人数较多的人群，由孔传的夫人和季子端己统领，孔玠年幼，也在其中”。在此背景下，孔端己非常重视对族人的教育，“侍父渡江，习见祖庭旧事，常举以训族子弟”。同时，南渡的孔若钧、孔端朝、孔端隐、孔端躬等人也无不熟于礼义。南渡诸人的积极努力和影响，奠定了孔氏南宗特色鲜明的礼义文化基础。
南渡之初形成的礼义文化，在后来得到不断传承与发展，从而使孔氏南宗推陈出新、代有英杰。榉川孔氏自南宋以来，耕读传家，先后涌现出一批志高才广之士。孔德芳在元末时，“振拔于风尘倾荡之际，造次颠沛之日”，卢时中称“一日过门，见座右揭赵氏司业《见弟训》，历举古今之善恶以为劝惩，郑公君采又为之跋，以激励焉，则知德芳昆弟之志弥高，行弥坚，而克全其美，以为子孙无穷之家法矣”，榉川孔氏的宗族文化于此可见一斑。桐乡孔氏在发展过程中，也“以诗书礼乐训后嗣”。
礼义文化的继承弘扬，主要得力于代相传承的南宗家塾，“南宗家塾，萌芽于南宋初年的‘私学’，发端于南宋后期的‘思鲁堂’，兴盛于明清时期的家塾及书院，发展于清末民初的近代学校”。宋元时期孔氏南宗家学的具体情形，缺乏详尽的文献记载，然而从宋元时期南宗名贤辈出的事实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的孔氏族人接受了良好的族学教育。明弘治（1488—1505）初年，南孔修葺城南家庙，在殿前西厢重建族学。正德（1506—1521）年间，推官刘起宗将东岳庙废址改建成孔氏家塾。家塾规模可观，“为东序者三，以迪成材，为西序者三，以训幼稚”。嘉靖二十年（1541），邹守益在为孔氏家塾所作的记中写道：“携孔氏童子四十余人，歌《鹿鸣》《伐木》之章，恍然若游洙泗聆丝竹也。”邹守益为王阳明嫡传弟子，黄宗羲认为“夫子之后，源远而流分，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王学之所以能于明代在衢州得到较好传播，是与李遂镇守衢州密不可分的。《明嘉靖李公讲舍记》中写道：“嘉靖戊戌，李公遂来守，政尚德化，民俗还淳，尤以造士为首务，督率六庠诸生发明心学，严以科条，联以讲会，而士皆知所向往。”由于其影响重大，衢州士人就捐资在李遂讲学的地方建立衢麓讲舍，邹守益、钱德洪、王畿、王玑等王学门人经常“会讲”于此，因而推动了儒学在衢州地区的发展。请邹守益作记，不仅体现了孔氏南宗族人对王学门人的敬重，从中可见其对王学所持的态度，同时也折射出当时衢州儒学的发展方向，以及孔氏南宗教育活动对王学传播的推动作用，“南宗的教育思想，随着从朱学逐渐发展为王学，进而使衢州当时的官、私学校成为传播心学的重要阵地，为王学的辐射作出不可低估的贡献”。
明末清初，南宗家塾逐渐衰败。咸丰年间（1851—1861），刘成万捐资在家庙东厅建承启家塾。同治（1862—1874）初年，浙江巡抚左宗棠倡议捐修家庙，并赎回博士濠田，续置承启家塾。后来，孔氏南宗不断得到官方的拨款和士绅、官吏的捐资。经济上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和推动了孔氏南宗族学的发展。综观明清时期的孔氏南宗族学，不仅促进了以王学为代表的儒学传播，而且随着时代变迁、儒学发展而不断演进，对衢州教育走向近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初，受近代教育思潮的影响，孔氏南宗有多人出国留学，‘剪发易服，开风气之先’”，而且，“南孔族学也由传统家塾向近代学校转变”，由孔氏家塾演变而来的尼山小学，“成为当地近代学校教育的典范”。
二、南宗族学与儒学的发展
孔氏南宗的族学教育与儒学发展互为影响、互为促进。孔氏南宗族人一方面认真研究儒家经典，一方面积极践行儒家思想，从而推动儒家思想的发展。在这种族学背景下，孔氏南宗英才辈出，代有贤人。孔传学识渊雅，著述丰富；孔行可博采众长，并注重应用；孔元龙曾任柯山书院山长，以其品行和学识深受学生爱戴；孔克表“博学笃行，尤精于史学”；孔贞运学问深厚，殿试第二，后来官至宰辅。孔端隐、孔从龙、孔洙、孔思模、孔尚豫、孔昭晙等其他许多南宗族人也都是饱读诗书，贯通经史。
《中庸》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深刻揭示了学问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中的“行”是学问转化和提升的重要环节。因此，南宗族人重视笃行，强调学与行的统一。“孔子办教育，以品德修行为第一位，在家教上也很重视这方面的教育”，其家教思想“呈现出强调恪守礼法、教子宜严、父权以及治家是治国基础的特色”。孔氏南宗族人继承和践行这一思想，尤其是在言行方面恪守孔子的训导，以此不断推动家学的兴盛。
孔氏南宗族人严格遵循孔子提倡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孝悌之道，处事严谨，待人谦和、诚信，因而深得世人尊敬。孔汾生活俭朴，践行孝道，重视教育，“性俭约，事亲孝。隐居城西，读书训子，乡里重之”。孔涛在为官方面政绩突出，又积极关注宗族事务，关心体恤族人，“为人慷慨好义，奖励后进，损己产以广庙庭，给禄米以养贫族。考订宗图，刊镂谱系，以至宗门冠婚丧祭之事，则思所有以济之”。黄溍所作的墓志铭盛赞孔涛“孝友出于天性”，“急于人之患难穷厄”，“笃于师友之谊”，又说“矫矫孔君，生今之世。无待而兴，六行兼修。直道以行，视险若夷”。孔克准讲究孝道，待人谦和，恪尽职守，好评如潮。他在任太常博士期间，经常抽时间侍奉母亲，“旦则出营职，及暇而归，即率妇子侍左右，备物敬养焉，夫人乐之”，同时因自重重人而深受时人敬重，“谦慎和厚，秉礼而蹈义，其奉职尤尽诚。与人交久而敬，人亦无不爱敬君者”。孔克进曾任奉议大夫、宗人府经历，杨士奇所作的“挽诗”称其“谦和自天性，文雅出时髦”。孔有斌无论是于人还是于己，也无论是持家还是对于乡里，都规规矩矩，从不损人利己，“为人克俭克勤，其厚于持家也，安分守己，其厚于处世也。而且弗损于人，无利于己，善亲朋，睦乡里，训其子孙循乎规矩，此皆公之所厚者也”。孔昭晙博通经史，被浙江学政瞿鸿禨誉为“品学两优，不愧为圣人后裔”。
尤为可贵的是，孔氏南宗在失爵期间（1282—1506）尽管处境艰难，但依旧发扬优秀的家学传承，关注宗族事务，继续推动宗族文化的发展。孔洙让爵之后，毫无疑问地对孔氏南宗的宗族活动、族人境况和宗族文化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宗室逐渐式微。他们的衣冠礼仪如同平民；祭田须纳课税，家庙无力维修；族人难入仕途，只能沉浮于书院山长和儒学教谕之中”。作为先圣后裔，原本可享受优免差徭等特权，而在失爵之后却出现了“与民一体服役”的现象。祭田作为孔氏南宗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家庙祭祀具有特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