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你在人性的丛林中碰到对你不利的环境时，千万别逞血气之勇，也千万别认为“可杀不可辱”，宁可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
与韩信同时代的张良也是一位能忍的处世高手。张良原本是一个落魄贵族，后来作为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运筹帷幄之中，辅佐高祖平定天下，因功被封为留侯，与萧何、韩信一起共为汉初“三杰”。
张良年少时因谋刺秦始皇未遂，被迫流落到下邳。一日，他到沂水桥上散步，遇一穿着短袍的老翁，近前故意把鞋摔到桥下，然后傲慢差使张良说：“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愕然，不禁拔拳想要打他。但碍于长者之故，不忍下手，只好违心地下去取鞋。老人又命其给穿上。饱经沧桑、心怀大志的张良，对此带有侮辱性的举动，居然强忍不满，膝跪于前，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好鞋。老人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老人又折返回来，赞叹说：“孺子可教也！”遂约其5天后凌晨在此再次相会。张良迷惑不解，但反应仍然相当迅捷，跪地应诺。
5天后，鸡鸣之时，张良便急匆匆赶到桥上。不料老人已先到，并斥责他：“为什么迟到，再过5天早点来”。第三次，张良半夜就去桥上等候。他的真诚和隐忍博得了老人的赞赏，这才送给他一本书，说：“读此书则可为王者师，10年后天下大乱，你用此书兴邦立国；13年后再来见我。我是济北毂城山下的黄石公”。说罢扬长而去。
张良惊喜异常，天亮看书，乃《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日夜诵读，刻苦钻研兵法，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
现实生活是残酷的，很多人都会碰到不尽人意的事情。残酷的现实需要你对人俯首听命，这样的时候，你必须面对现实。要知道，敢于碰硬，不失为一种壮举。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硬要拿着鸡蛋去与石头斗狠，只能算作是无谓的牺牲。这样的时候，就需要用另一种方法来迎接生活。
不妨拿出一块心地，单搁不平之事，闭起双眼，权当不觉。
还是那句话：忍！
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人在矮檐下，一定要低头。
坚韧的忍耐精神是一个人个性意志坚定的表现，更是一个为人处世谋略的运用。尤其在官场上难得有事事如意，学会忍耐，婉转退却，可以获得无穷的益处。在人际交往中，如果我们能舍弃某些蝇头微利，也将有助于塑造良好的自我形象，获得他人的好感，为自己赢得友谊和影响力。凡事有所失必有所得，若欲取之，必先予之。有识之士不妨谨记之，善用之，必能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4.以德服人，天下归顺
原文：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大意：孔子说：“用政令来训导，用刑法来整治，老百姓知道避免犯罪，但并没有自觉的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治，老百姓就会有自觉的廉耻之心，并且心悦诚服。”
孔子与卫文子有一段对话，对这里的论述作了发挥。
孔子说：“用礼教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缰绳来驾驭马，驾马者只需要握住缰绳，马就知道按驾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不用缰绳而用鞭子来驱赶马，那是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把驾马者厄下来的。”
卫文子问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住缰绳，右手用鞭子来驱赶，马不是跑得更快吗，不然的话，只用缰绳，那马怎么会怕你呢？”
孔子还是坚持说，只要善于使用缰绳，驾驭的技术到家，就没有必要用鞭子来驱赶。
这里的对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说的是儒家政治与法家政治的区别：儒家政治主张德治，以道德和礼教约束民众；法家政治主张法治，以政令、刑法驱遣民众。德治侧重于心，法治侧重于身。而卫文子的看法，则是德治、法治兼用，儒、法并行。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考察历史和现实，显然还是卫文子的主张比较行得通一些。
只是孔子针对当时法家的“法治”路线，提出了“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治”路线，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行政命令、刑法这些强制性的手段只能起一时的震慑作用，老百姓不会心服。如果用“德治”、“礼治”的办法，老百姓就会“有耻且格”，服从统治了。孔子特别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因为《诗经》语言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所以孔子十分重视“诗教”，出于政治的需要，《诗经》往往被断章取义，比附上许多道德观念。“思无邪”就是要“思想不邪恶”，不违背周礼。
统治者要“为政以德”，首先要自己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礼贤下士，谦恭有礼，与下属同甘共苦，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和爱戴，同时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古时有这样一个故事，齐宣王召见颜斶时说：“斶，走到我面前来！”斶也说：“大王，走到我面前来！”宣王不高兴，左右的人更是哗然：“大王是一国的君主，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斶答道：“我走向前去是贪慕权势，大王走到我面前来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做一个贪慕权势的人，不如让大王做一个礼贤下士的人。”
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士兵们都想见见指挥作战的人，他们对轻视或不关心他们的指挥官表示反感。士兵们总是相互传播指挥官走访他们的情形，即使是短暂的走访，也看作是对他们的关心。”领导者应该放下架子，走到群众中去。
企业领导者良好的道德素质也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1993年11月16日，广西北海金城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德籍华人哈里驾车与公司三名职员经过八宝村时，有人拦车，说有个孩子被歹徒绑架，要求帮助。一名职员提醒哈里，这种事最好不要管。哈里说，这种事不能不管。于是，他调转车头，追上去扭住了两个歹徒，救了孩子，并将歹徒扭送公安部门。事情传开，记者竞相采访。哈里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情味，即使钱赚得再多，活着也没意思。他计划拿出0万元作为社会治安基金，专门用来奖励见义勇为者。哈里的事迹在新闻媒介的宣传下广泛传播开来，一个关心社会问题，见义勇为的企业家的美好形象，很快在社会公众中建立起来，其企业也随之增光添彩，大大提高了知名度。
哈里解救遭绑架的孩子，是当代企业家做人的本分与天职，却为其企业产生了公关效应，这与那种精心策划着塑形象的募捐、义演，其境界不知要高出多少。
5.“撕掉”一纸文凭，让有能力者居上
原文：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大意：孔子说：“执政者在老百姓面前庄重，老百姓就会恭敬；执政者孝顺父母，慈爱幼小，老百姓就会忠诚；执政者提拔好人，教育能力弱的人，老百姓就会勤勉。”
在孔子说的这句话中，他重点强调了一个执政者要以身作则，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按当官的意思办事。如果当官的能做到不拘一格提拔好人，让能者居上，就是令老百姓非常敬仰的好官了。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读书人学有所成，考取功名，通过做官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这的确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成功的人生道路的写照，也是儒家提倡的人生之路，它所体现的是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的话，“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同样也是有一番道理的。做官的人在做官时善于发现人才，让能者的才气得到发挥，或是把能力弱的人送去学习，就像我们今天的干部到党校去培训或到干部专修班再去拿一个文凭一样，提高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增长增长理论修养，这有什么不好呢？
归结起来，“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敬不能，则劝”的思想，其合理的内核，至今也仍然值得我们吸取。
在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以后，封建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且只允许大小知识分子只能读四书五经，从中寻找治国之道。甚至到明代出现了八股取士这种不正常的人才选用制度，而且这种制度还深深地影响到了当今时代，多次呼唤还不能挥去。
千百年来，学人致力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从不敢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在实践的土地上耕耘；而是长于借古喻今，“拉大旗作虎皮”、“旧瓶子里面装新醋”，从理论到理论的探索。由于儒家思想被扶为正统，统治者所引申的孔子思想，被历代朝廷采用，做官的人大多都是知识分子，这些人吃得饱、穿得暖，长于借古论今，引经据典，以做御用文人而自豪，缺乏反判精神。陶渊明敢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他家有百顷良田，吃不愁穿不愁，不当官，照样可以回家搂着小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由于学了知识没人发现，只能回家做个读诗耕作、自得其乐的自由人。知识分子千百年来，因为上司不提拔而空学满腹才学，而他们要想有所升迁，必须献媚于朝廷，献媚于上一级官员。这样做的结果是千百年来除了少数几个异类，如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王安石青史留名外，大多数文人的文字里，都有一股酸味，媚态百生，缺乏阳刚之气。
再看今日，从国家到地方，用人论资排辈，以学历文凭论人才。各地高校招聘，非硕士、博士、教授不招。闻听前一阵子又推出什么“部级大学”，更以硕士博士拥有量来评估一个大学的办学水平。呜呼！我又闻到了一股酸味，在这些政策和体制下，国人被迫放弃自己对主体性的欲望和追求，而是为一纸文凭而奉献，为几个证书而奔波。君不见社会上假文凭广告屡禁不止，君不见大学校园内教师抄书，将外文论著翻译为中文而冠以己名，学生上网抄论文，学术腐败，倾耳可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应当承继的精神吗？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蔡元培当年重造北大，不都是以能力论英雄，以实践来检验真理吗？为什么到了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要拣起以学历文凭论人才这面陈腐的大旗呢？
纵观数千年来，中国在佛道儒三教影响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屹立在东方。然而其厚重有余而变通不足，有着超稳定的道德精神结构。如果不是外国的枪炮打开大门，可以说，再过万年，中国文化变化不大。
正因为外国的枪炮打开了大门，十月革命又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先进文化的结晶，才使国人以一个新的角度看世界。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是好猫”；“一国两制”；“三个代表”；“两个务必”；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看问题。
然而，中国文化的原始积累，实在是太厚重了。当今从国家到地方流行的以学历文凭论人才，哪一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本来孔老先生的理念“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他说的意思是执政者要教育能力弱的人，而不是以文凭学历来提拨人，不过现在看来，这个文凭学历又多是形式和关系的产物，是人们苦心钻营的敲门砖。这样做的结果，逼迫人们离开实践的土地，抽象的、精神的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呜呼哀哉！孔子不能言！吾何以言？！
6.不要错失机遇，敢于表现自我
原文：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大意：孔子说：“只要是行仁义的事，就是在老师面前也不必谦让。”
在《里仁》篇里，孔子曾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无可无不可，只要是符合正义的就行。”
所以，孔子的学生说他是“毋必，毋固。”（《子罕》）不死板，不固执。
孟子更是赞美说：“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该做官就做官，该辞职就辞职，这就是孔子啊。”“孔子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是集大成者！”（《孟子·万幸上》）识时务者为俊杰。
回到“当仁，不让于师”来看。凡事让于师是遵从师道尊严，当然不错。但是，只要是行仁义的事，也就不能拘泥了。这里又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的意思是说，当自己的意见和老师的意见发生分歧时，老师错了，自己是对的，这时就不必谦让，而应该坚持自己正确的看法。这也搬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仁，不让于师”的另一个方面意思是说，只要是行仁义的事，就要自告奋勇，积极主动上前，而不要谦让于其他的人。比如说大家选举你当人民代表、职工大会代表什么的，为大家服务，为民众疾呼，有什么可谦让的呢？
既然连老师都可以不必谦让，其他自然都不在话下。所以我们今天大都说“当仁不让”而省去“于师”两个字。那意思是说，只要是行仁义的事，合于仁义，那就什么人都不必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