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刚爆发，四川的《新民报》在第一时间印发了号外，并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号外传遍了整个成都市。十来岁的报童，甚至光着脚把这些号外送到了距离成都20多里的乡下。四川的民众开始觉醒，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而这一切离“卢沟桥事变”仅有一天的时间。四川的军人们也团结起来，而在这之前他们相互之间争斗了整整20年，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三天，这些军人们众志成城，所有川军将领都只有一个意思：宁死不做亡国奴。刘湘更是对自己的老对手李家钰赞不绝口，原因只有一个，李家钰早已致电南京，请缨抗战，并作诗一首：“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7月9日，川康整军会议匆匆闭幕，10日，刘湘通电请缨出川抗战，13日再次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
8月7日，成都凤凰山机场，刘湘带领川军将领赶往南京开国防会议，在机场外，1万多人前来送行，他们的代表把“川人抗战请愿书”递到了刘湘手中。刘湘感慨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接受这么多群众的送行。从那以后，刘湘“倾全川之力，支持抗战”的决心更加坚定。8月7日下午，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会议室里，刘湘作为地方代表第三个在会议上发言，他没有高昂的语言、华丽的辞藻，只是用了几个数字说明了四川抗战的决心：“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与会各地的将领颇多，只有刘湘一人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这也是几千万四川父老的共同心声。
1937年9月，成都少城公园，第一批出川抗战的“川军”就要出征了。成都数万名群众赶来为他们送行。唐式遵，这个在军阀混战时以消极作战而闻名的将领，在出征的将台上吟出了“不灭倭奴誓不还”的诗句。当年他无意参与国内军阀混战而被人遗忘，今日，他为了民族大义，与数万四川父老做“易水之别”，不仅如此，他还毁家纾难以示抗战决心。接着，中下级军官、妇女甚至连十来岁的儿童也上台致词。没有人哭泣，也没有人留念，有的只是将士与民众的澎湃热血。在这第一批出川的几十万将士当中，多数人都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了遗嘱。
1937年寒冬，西充，一个位于川北偏远的小镇，在这里唯一的广场上，随处可见前来报到参军的青年。短短一天时间，有800多人报名参加了“义勇壮丁队”并奔赴抗日前线。八年抗战下来，这800多人没有一个能衣锦还乡，他们全部为抗日献身。
同样是在这个寒冬，在四川安县曲山镇，一个叫王建堂的青年带着父亲给的“死”字旗来到了报名处。白色的“死”字旗，用黑色的墨迹写着“伤时拭血，死后裹身”的誓言。一面“死”字旗激励的不只是王建堂一个人，它激励着每一个在抗日战场上的川军士兵；一面“死”字旗，表示的不只是王建堂一家人的决心，它更是千万个四川家庭抗战儿女的坚定决心。
1940年冬天，在重庆，在成都，在四川各地，都发起了为前线战士“献金”、“献寒衣”运动。仅一个冬天，在重庆募集的抗战公债就达到千万美元之巨。这还不算在各地开展“春季劳军”的竞赛活动中募集到的上千万资金和物资。整个抗战期间，四川各界不停开展“献金”活动，甚至有乞丐把自己刚讨来的钱扔进了抗战的募集箱。四川人民不仅在精神上支持抗战，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一切。
1941年9月，在四川农村的田埂上，随处可见农民们推着四川独有的“鸡公车”去送抗战公粮。这一年四川春旱夏涝，许多农民家里连自己的口粮都所剩无几。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一个四川农民欠缴过“抗战公粮”，农民用最朴实的话说出了自己的决心：“军队在前方打仗，吃不饱就没有办法拿命去拼”，“我们吃观音土也要交齐公粮”。四川一省之地，在1941年到1945年，光稻谷就交了8 828.6万石，整个抗战时期，四川募集的军粮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全国之最。这个“全国之最”是几千万四川军民从口中省出来的，为了供应粮食到前线，四川大部分人都改为了一天两餐。
除此之外，四川还有300多万的民众，义务服劳役默默地为后方修建各种各样的军事设施。八年抗战里，四川为中国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当时全国的工业、机关、高校都撤往了四川，随之撤来的还有几千万的人口，四川这片土地同样无私地养育了他们。从重庆开始成为陪都的那一天开始，日军就开始了对四川进行无情的轰炸，对重庆的轰炸更是惨绝人寰，但是四川人民就是在这样的轰炸中，仍然意志坚定、屹立不倒、倾尽所有，无私支援全国抗战。
1937年8月，川军各部遵照军委会的命令，组成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刘湘、副总司令邓锡侯，下辖两个纵队。
自9月7日起，从川北和川东开赴前线。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川军被编成两个集团军：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司令，下辖第41军、45军、47军（由李家钰的新6师扩编）；刘湘自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副司令为唐式遵，下辖第21军、23军。从川北出川的二十二集团军被调往山西，划入第二战区。由川东出川的二十三集团军到达汉口后，复又向浙皖边区推进，被划归第七战区指挥，拱卫南京外围。
川军出川抗战士气高昂，但是他们的装备却简陋至极。在正面战场参战的各路军队中，川军可以说是最穷的，他们大多身着单衣、草鞋，背着大刀、斗笠、背包，五六个人才有一支枪，就是这样的“老套筒”，有的枪的枪机还要用绳子拴着以防丢失，枪管的膛线几乎被磨光。外界对川军的口碑也一直不好，因为川军很多人都有“袍哥”背景。在四川，“袍哥”相当于青红帮组织，也近似于土匪，很多川军在抗战以前也少不了做些打家劫舍的非法勾当，所以外界一直称川军为“烂丘八”。但就是这样一支穿着草鞋单衣，被称为“烂丘八”的部队，却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并且组织严明，深受赞扬。
最早出川的杨森第20军，他们一天要走100多里，晚上宿营还要打草鞋。直到到了湖南辰溪才坐上了船。他们只用了24天就走完了这段原本需要50多天的路程。到达长沙后换乘火车马不停蹄地驰援淞沪战场。
川军12日到达上海，13日马上投入战斗，并在顿悟寺重创日军。第20军134师402旅804团团长向文彬40多年后回忆：“当时战场上遗尸遍野，受伤者还在血泊中辗转呻吟，我们便踏着先烈的血迹，勇往直前……只听到杀声震天，冲锋号凄厉急鸣，两军交锋，刀光剑影，这真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啊……”
这位向文彬，是川军中临危受命、誓死保卫祖国的突出代表；也就是他，在淞沪战场上，3个小时内被蒋介石由中校升至上校，再由上校升至少将。
1937年9月，刚刚从四川徒步跋涉而来的川军第47军翻越秦岭，抵达陕西西安。时值深秋，川军将士的身上却仍然穿着草鞋单衣。抵达火车站的川军将士，还没来得及喘息，便被通知要他们乘火车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川军士兵就这样穿着单衣草鞋，背着“老套筒”迎来了他们出川的第一场硬仗。
山西长治，这片土地也许永远不会忘记第47军178师的将士。在这里，日军大量的飞机和坦克，向178师镇守的东阳关扫荡。而川军将士手里的，是经常卡壳的步枪、迫击炮。就是凭着这样的装备，川军将士和日军激战了两天。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砖块、破枪、拳脚和敌人肉搏。虽然装备上有着这么大的差距，但仍造成了日军上千人的伤亡。当然，川军也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守城的司令李克源、副司令李克渊和参谋长李浩东均身负重伤。未能退出城的数千名将军战士与敌拼杀至死。死去的川军将士大多没留下姓名。长治的百姓自发地为他们建起了庙宇，供奉起了他们的神位。
这支英勇之师的指挥官正是李家钰。
李家钰，1892年出生，四川蒲江人，他是第一个向蒋介石请缨出战的川军将领，也是唯一一个把自己的所有部队都带出来抗战的川军将领。出川以后，1939年，李家钰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他的部队从1937年起在山西境内作战两年多，击毙日军上万人。也是他的部队，在1944年主动为其他部队殿后，掩护国军其他主力撤退，而这一仗却使李家钰的一个主力团损失殆尽，他本人也因为在途中中了日军第1军69师团一部的埋伏于5月21日不幸牺牲。李家钰成了在战场牺牲的川军最高将领，也是抗战中继张自忠之后牺牲的第二位国军集团军总司令。6月22日，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并颁布对他的褒奖令。之后，他的遗体国葬出殡仪式在成都举行，遗体被安葬在成都红牌楼。
1937年11月底，在南京保卫战中，因下属临阵脱逃而致使广德失守，奉命驻守的川军第145师师长饶国华痛心疾首，为收复失地，亲领仅有的一营官兵反攻，最终敌众我寡，在十字铺据点被日军包围。
日军不断派人诱降饶国华。饶国华丝毫不为所动，对仅有的官兵说道：我们要牢记当时的誓言，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呀！
12月1日凌晨2时许，在郎溪县十字铺据点，饶国华举枪自尽，实践了自己当初的誓言。
1938年3月，山东滕县，川军师长王铭章率领的川军第122师在这里阻击日军的大部队。同样是装备上的巨大落差，同样是川军将士的死战不退，而且在这个时候第122师已是孤军作战，支援部队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到达。面对这样的情况，王铭章只是告诉部属“牺牲原为军人天职，现在唯有牺牲一切来完成任务”。第122师用血肉之躯守住了滕县整整4天，为国军部署台儿庄战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李宗仁事后感慨：“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滕县战役非常惨烈，除少数几个人突围逃出以外，包括师长王铭章在内的第122师的大多数官兵，全部牺牲在了滕县。李家钰、王铭章他们都是牺牲在抗战的战场上，而川军的领袖刘湘，却因为疾病原因，在川军出川后不久就病死在了后方医院中。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闻知他的死讯，异常惋惜，毛泽东发出了“国家失一栋梁，川军失一主帅”的唁电。从刘湘、李家钰、王铭章到普普通通的川军士兵，他们为了民族大义决心离开故乡，也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他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
八年时间，四川350多万军人出川抗战，每五六个国军士兵当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为此在国军中有“无川不成军”的美名，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正面战场，参加过几乎所有的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前后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粤湘桂边区会战、豫西鄂北会战……整个抗战期间，川军共有64万多人阵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均居全国之首。64万四川男儿把尸骨留在了异乡。他们的牺牲，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川军”无愧是中华抗战的脊梁！
铁血大动脉
在3年艰苦卓绝的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共飞行了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 100架，双方参与人数共84 000多人，共运送了33 477名战斗人员，85万吨战略物资，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敌斗争。
中外历史上多次重大战役都是围绕着交通生命线的争夺。交通线的争夺往往直接影响战争进程，所以，有时候交通线被称为生命线。只有交通线保持畅通，才能掌握作战行动的主动权。在八年抗战期间，有两条国际交通线尤其重要，一是滇缅公路，一是驼峰航线，它们支撑着中国抗日战场全部战备物资以及大后方的经济供应。
滇缅公路，盘旋于云南和缅甸的山谷之间，如今已少有人走，看起来平静得有些寂寞。60多年前，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设备的条件下，这条公路完全是靠20万云南人民用血肉建成。那么当时为什么要在崇山峻岭的险恶地带修建这样一条公路呢？这还要从淞沪会战说起。
淞沪会战前后共历时3个月，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当时日本的综合国力强，人口少，而中国综合国力相对很弱，但人口众多，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像飞机、舰艇、坦克以及各种重武器这些战争所急需的物资，均需进口。日军正是看到中国的这个致命弱点，因此把切断中国同外部连接的国际通道当作其战略重点之一，企图通过经济封锁，使中国屈服，从而速战速决。
1938年10月，考虑到本身的实力不足以支撑长时间战争，在占领武汉以后，日军暂停了正面进攻，转向封锁中国的沿海地区。这年年底，日军占领了广东、海南，妄想以此摧毁本来就十分脆弱的中国国防工业，堵死中国的国际援助海上通道，使中国成为一座无援的孤岛。
1937年8月，龙云（当时的云南省主席）向蒋介石提出建设滇缅公路的设想。该设想计划修筑一条路径，从云南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达缅甸北部的腊戍之后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原首都仰光。这样，就可以通过铁路和公路往中国西南的大后方输送外部供给中国的战略物资。
1938年8月，滇缅公路正式通车。由于此时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这条路成了当时中国与外界联络的唯一通道。
滇缅公路这条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国际通道，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跑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卡车，在以后的3个月中，通过这条公路总共抢运了约50吨军用物资，1.5万辆汽车，以及其他数量巨大的各类物资，这条路成了当时支撑中国抗战的宝贵生命线。
日军自然清楚滇缅公路的重要战略地位，自从开通后就一直企图截断它。日军派出大量飞机不分昼夜地进行轮番密集轰炸。因此，到了1942年1月，援华物资的数量急剧减少，直接影响了国内战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如在1月的长沙会战中，当长沙被日军攻击时，第九战区炮兵第1旅在岳麓山阵地用炮火压制日军，正当炮战最激烈之时，炮弹没了。战区司令官长官部急电重庆，要求补充弹药，但得到回答：“炮弹尚在仰光，待运。”
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曾说：“如果滇缅公路被切断，当时中国国内的战略物资仅能维持3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