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发凡》的演讲。此后，“新生活运动”这个词语频繁出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这场运动席卷了神州大地各个角落。蒋在演讲中提出：“新生活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彻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手段。
蒋介石称“新生活运动”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并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下称新运会）会长，接连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运动》等演说，并编成《言论集》在全国范围内印发。国民党中宣部编印了大量的《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精义》、《新生活运动章则》等小册子，把“新生活运动”推向全国。
关于“新生活运动”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但都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是宋美龄。一种说法是，当时宋美龄看到南昌市容脏乱差的一面，市民又不讲卫生，于是建议蒋介石向南昌地方政府作出指示，重视城市管理，抓好卫生和文明工作，由此引发了遍及全国的“新生活运动”。
还有一种说法是，1933年夏天宋美龄到庐山避暑，与一批美国传教士探讨中国社会中的一些问题。传教士提出，南京国民政府若想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援和贷款，必须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换取外国政府对南京政府的好感。宋美龄极为赞同传教士关于中国建设“新政”的观点，随后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蒋亦表示赞成。同时，蒋的秘书杨永泰建议，用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礼义廉耻”之说对国民精神加以改造。蒋一生受儒家文化浸淫，推崇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学”理论，于是决定搞一个大规模运动，将他信奉的理念在人民大众中推广下去。
为了让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层面上“改头换面”，不再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受到美国文化熏陶的宋美龄亲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一项政治事业来经营，整日忙于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
这位指导长并非挂名而已，而是确确实实地参与到了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中。对于“新生活运动”，宋美龄有着自己的见解：“精神往往重于物质，所以仅仅经济繁荣，尚不足完成中国大国的地位，同时一定要提高人民道德的水准。”
在这种背景下，全国朝野都兴起了“革除民族陋习”、“改善国民生活习惯”的运动，提倡“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提倡冷水洗浴”，还有针对生活细节的活动改革。这些活动和理念，就是在今天也应该提倡和遵循。在这场被后人称作“民族复兴”的运动中，中国不少城市的市容市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国民也在逐项改掉生活中的一些陋习。
有人把这场“新生活运动”与五十年后中华大地上兴起的“精神文明建设”相比，认为提高国民在精神方面和道德方面的素质是改善社会风气的第一要义。
1934年5月，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进一步阐明了“新生活运动”的主旨：
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基准也……我中华民族本为“重礼义、明廉耻”之民族，而“礼义廉耻”之于今日之建国，则尤为迫切而不可须臾缓也……我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其食衣住行之法则，本极高尚；时至今日，反有粗野卑陋之状态，而不免流为非人的生活者，厥为“礼义廉耻”不张之故。
此外，蒋还表白了开始“新生活运动”的初衷：
涤除我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使趋向于适合时代与环境之生活；质言之，即求国民之生活合理化。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意识到提高国民素质才是抗战胜利的基础，又对“新生活运动”做出及时的调整，抗战前以“礼义廉耻”这四维规范人民的日常生活，战时则应该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时时刻刻牢记抗敌。
蒋介石还专门解释了“礼义廉耻”口号：“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1939年，新生活运动五周年时，蒋出于鼓励军民奋力抗战的需要，又把口号的解释修订为“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
抗战中，新运会呼吁人们开展“节约献金”的活动。1937年8月，“输财救国一日一分运动”在11个月内共募集捐款7万元。1938年，为了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献金运动再次发起，共募集捐款100万元。当时抗战大后方的西南三省出现了献金竞赛，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重庆捐款总数达到了229万元。1942年，昆明也发起了献金运动，于短短数日之内募集捐款142万元。这些捐款大都用于充当服务基金和战时儿童保育基金。从这个角度上说，“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新运会在抗战时期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招募具备文化知识和一定实际生产生活技能的妇女，下设总务、慰劳、视察、巡回服务、军人服务五组，为抗战军人提供食宿、粥茶、报刊阅览、衣物清洗、伤兵护理等服务。身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多次参加并领导了“战地服务团”的活动。
抗战开始后，日本陆陆续续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发动了长达6年之久的大规模轰炸，炸伤炸死重庆平民3万余人。就在如此惨烈的轰炸中，“战地服务团”的身影依旧活跃在第一线，他们协助政府疏导群众，设立粥站服务灾民，一天下来，服务灾民达到五六百人之多。此外，各地的新运会还负责收容从战区疏散下来的烈士遗孤，为中华民族保留住了火种。新运会一度组织医疗队伍远赴缅甸劳军慰问，鼓舞了远征军的士气。
整个抗战期间，“新生活运动”为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国民素质，增强了国民团结，鼓舞了抗战士气。延安也一度挂出“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标语，可见“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得到了全国大部分人民的拥护。
抗战胜利后，“新生活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国民生活习惯之改善”上，大大改善了各地社会风气。
随着国共和谈破裂，中国陷入了内战的深渊。此时国民政府已经无力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新生活运动”中，这一运动逐渐变成了一出闹剧。著名将领冯玉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
从这番话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慢慢沦为形式主义，一些人甚至把“新生活运动”变成聚敛财富和欺压民众的一种工具。到了国民党统治后期，国内物价飞涨，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国民党发行了大量的“金圆券”，导致货币急剧贬值，据说当时买袋大米要背比所买大米还重的钞票，“金圆券”与废纸无异。为维护金融稳定，各地政府荒诞地把“使用金圆券”也纳入了“新生活运动”的范畴。
1949年，“新生活运动”进入第15个年头，蒋介石再也无力推行这项运动，于是暗中指示后勤总管黄仁霖“暂停办理”。至此，轰轰烈烈15年的“新生活运动”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在开展初期，“新生活运动”确实提高了国民素质，甚至可以说，中国国民的现代意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的。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极有必要打一场“国民生活革命的重要战争”。
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及时添加了新的意义，运动重心的转移完全符合全民抗战的需要，因此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与参与。但是抗战胜利之后，这项运动渐渐脱离现实，只能逐渐走向衰亡。同时，“新生活运动”只专注于生活，而没有同步实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变革，注定了昙花一现的历史命运。
作为20世纪30年代启动的一场旨在提高全民素质的全国性运动，“新生活运动”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但这场运动的出发点并没有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国民素质”的改造也永远不会停止。积极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汲取营养，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准，这无疑是当年“新生活运动”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