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夏天明摆着赶不上海岛的夏天，但这一年的暑假，化学老师梅亚莉却拖着四年级的儿子许萌萌本末倒置地回上海去体验热得睡不着觉的滋味去了。岛上的人们对她的举动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大家一致认为：人家刚死了丈夫再不让人家回上海的娘家散散心，说得过去吗？
问题是，一个夏天，整整一个夏天都不见了她的影子，这让习惯了记挂她的岛上的人们心里闪失得不行。再说，岛上的学校也开学了，学生们都知道按时回学校上课去，你一个老师还不如一个学生懂事？慢慢地，有关梅亚莉的“嘴唆”声又甚嚣尘上了。
人们开始猜测她要回上海老家了，因为邮局的老李证实有一段时间她与上海的往来信件十分频繁。老李说得对：“没事谁花8分钱费那个事！”
对梅亚莉要回上海的传闻，男人和女人们又一次出现了性格上的分歧。大部分的男人们心里头有一些惋惜和一些遗憾，但这些内心世界的隐私是不太好展示给别人看的，首先自己的老婆那一关过起来就要惹祸。因此，男人们对梅亚莉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又一次地联手实行了缄默，什么都不说，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君子模样。
女人们永远做不到不动声色，好像她们在梅亚莉的事情上也不准备不动声色。她们心里头有什么，脸上就要天真地挂出什么，让别人一览无余地看得清晰知道得明白。
女人们对梅亚莉又要冋到大城市的举动十分恼火，她们几乎没有异议地认为梅亚莉这个女人“没良心”。她男人死的时候，大伙儿对她娘俩那么好，她却跟个白眼狼似的，说翻脸就翻脸，说走连个招呼也不打拍拍屁股就一个屁不放地走掉了，“这不是个白眼狼是什么？”
女人们这样恨恨地骂她，把因为她死了男人刚对她建立起的那点好感掀了个底朝天。女人们除了骂她是个白眼狼，还骂她不是个东西，说男人的骨头还没凉透，她就耐不住寂寞又扑进了大城市的怀抱不出来了。在岛上淳朴女人们的潜意识中，大城市似乎就是个很高很帅很抢手的男人。
梅亚莉回来的那个下午，天上正下着秋季的毛毛细雨。她提着简单的几件行李，神色十分匆忙，她的儿子追在她的身后不时要小跑几步。当时路上的行人不少，但她一概不理不睬，像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对擦肩而过的路人一般。
大家停下步子，望着她被细雨微微打湿的后背，心里头十分不舒服。大家想：你即便要回天堂去也不必如此嘛！
她素着一张脸又问到简陋的、质量不高的学校去上课下课。她的沉默寡言搞得大家心里头痒痒得不行，尤其是那些心里头搁不住事的女人们。好事之徒们半路样下她的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三套两套，知道了她上海之行奔波的无效和失意，人们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男人们事后诸葛亮般地气愤不已，骂了上海许多的娘。女人们则释然，撇着嘴说：“上海又不是她家的，她想回就回啊？！”很为上海的原则性叫好称快。
上海女人梅亚莉不得不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偏远的叫黄海前哨的小岛上安营扎寨了。在她寡居的日子里，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演义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活风波，为岛上寡淡的没意思的日月平添了许多的新鲜和意思。
客观地说，我母亲是这个岛上所有女人中对梅亚莉最公正也最友善的一个。我前边说过了：因为我母亲的出身，也因为我母亲的经历。毛主席老早以前也说过了：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主席他老人家一针见血地就把这两个女人关系的实质给无情地点破了。我不得不说实话：我母亲和梅亚莉的确在某些方面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她们两人都喜欢看小说，只不过我母亲看的中国古典小说多，而梅亚莉则看的外国经典小说多。但在那个年代，她们俩可看的小说几乎被封杀得差不多了，因此她们像两个饥渴难耐的人，基本上是逮着什么看什么，不挑剔什么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了。
小说的来源大部分来自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的小说产地多。在那个学习苏联老大哥、争当“英雄母亲”的年代里，我母亲在海岛上无事可干地一鼓作气地生了五个孩子。母亲的这五个分布均匀的孩子，同岛上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基本上都能衔接起来，因此，岛上各家各户文化革命中残留的“毒草”就很容易被我们篦子似的篦到手。到了我们的手上就等于到了我们的母亲手上，到了我们的母亲手上，就离梅亚莉不远了。
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找书成了我们家孩子们讨好我们的母亲的重要手段。谁都看得见母亲拿到书后的笑逐颜开，谁都能感觉到母亲对拿回书的孩子的和颜悦色。因此，在我们家中，到处搜罗小说成了孩子们比学赶帮超的一项经久不衰的活动。在这场活动中，我母亲始终是受益者，当然也包括我们并不喜欢的梅亚莉阿姨。
我没上学的时候就知道找到小说能讨到好，因此我也就自觉地加入到这场活动中，开始了我察言观色的人生历程。
一次，我在一个叫方薇的女孩家中，看到床头上放着一本很旧、旧得纸张都发了黄的厚书。我记得我母亲好像就喜欢看这种旧书，似乎是越旧越好，哪怕是旧到了缺头少尾的破烂的程度。我就把书借来，塞进衣服里，小心翼翼地用胳肢窝夹了回来。
那天正好梅亚莉也在，她同我母亲正坐在小板凳上择一堆韭菜。我兴髙采烈地凑过去，神神秘秘地说：“妈，我给你借了一本大厚书，你看不看？”我母亲直了身子，不信任地望着我，说：“你能借到什么书？”我马上从胳肢窝里抽出那本很厚很重的书，递上去，说：“我怎么不能？不信你看！”
马上，有两双眼睛同时亮了起来，有两双胳膊问时伸了出来，有两张嘴同时叫了起来：“给我，我看看！”
别看我那时的年龄不大，我却知道孰远孰近、孰亲孰疏，我理所当然地把书递到了我母亲手上。
我母亲激动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有点把持不住地从我手上双手把书接过去。另一颗女人的头很近地贴上去，梳着两种发型的头紧密地贴在一起，争先恐后地看起来。这是我很乐意看到的景象，因此站在一旁的我得意非凡。
只一会儿的工夫，两个靠得很紧的女人同时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这笑声令我吃惊，因为我母亲从未这样笑过。我母亲笑着笑着一条腿就跪在了地上，头几乎扎到了水泥地板上，像是对我在顶礼膜拜。梅亚莉笑得站起身子按着肚子直“哎哟”，哎哟够了，看到一旁瞪着眼睛莫名其妙的我，就把按肚子的手移到我的头顶上，抚着我单纯的脑袋说：“小政蛮好、蛮懂事的，这样小就晓得给妈妈找书看心疼妈妈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小说，而是方薇的当军医的爸爸的业务书，名字叫《外科实用手册》。
我母亲同梅亚莉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这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讲究吃喝玩乐的生活习惯，使她俩看起来有些资产阶级的嫌疑。其实，也不是什么嫌疑，我母亲本来就不是人家无产阶级的苦出身。梅亚莉是什么出身我不知道，但看她平时那种做派，和同我母亲在这些方面气味相投的样子，恐怕也不是什么好出身。
只不过，我母亲懂得收敛，也知道尽量不露声色、不惹人耳目的重要性。在吃喝玩乐这些个有着资产阶级嫌疑的事情上，我母亲做得极有分寸。
比如吃上。那时候还很少有现在这种张扬地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的毛病，吃吃喝喝的事情基本上都限制在自家的锅碗瓢盆里。关上房门吃喝是不大招惹别人的，只要关紧门窗别让香味三天两头跑出来就行了。至于吃完饭要切记擦干净油嘴也是不难做到的。关紧门窗和擦净油嘴这两点在我家是有着明确分工的，前一点我母亲自己比较注意，后一点我们大家在我母亲的督促下共同注意。因此，我们家除了都比较白胖外，还没有什么遭人议论的。
在穿上，我母亲深刻地体会到越是大众的越是安全的真理。在这种真理的指导下，我的家人的衣肴打扮在岛上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即便是块好料子，也要做成大众的式样，这样，自己穿着舒服不说，还不硌别人的眼睛。这种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诀窍是我母亲掌握的人生原则之一。
梅亚莉就不行。或者说，在这些生活阅历上，梅亚莉比我母亲差了不知多少。
她好像天生就是一面惹人注目的旗帜，走到哪黾，“呼呼啦啦”地飘扬到哪里。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这种猎猎飘扬的旗帜可能太多，也就不显得什么。但在这个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孤岛上却不行了。她这面旗帜简直就“呼呼啦啦”地惹人讨厌，尤其是惹女人们讨厌。
首先这个娘儿们自己不开伙不做饭而是一直在机关食堂打饭吃。
这就令岛上的男人和女人们看她不惯。男人们嫌她不会过日子，说她是个“败家的娘儿们”；女人们则嫌她好吃懒做，说她是“有钱烧的！”说来也奇怪，岛上的人们一致认为她家有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也不知是根据什么。也许是觉得他们两口子都有工作都挣工资，养的孩子又少？但在她丈夫死后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的时候，人们还是不改初衷地认定她家有钱。可能在岛上人们的潜意识中，还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在作祟。他们朴素地认定：大城市里有的是高楼马路，盖得起那么高的楼，修得起那么宽的路，没钱行吗？！
其次，是她的衣宥打扮。她总是隔三差五地换衣服，这套还没穿脏呢，那套就又换上了。这就不太符合岛上的人们等衣服脏了再换的习惯。再说，她这种衣橱里的衣服多得换不过来的架势也挺让岛上的人们反感的，令男人们心里有压力，令女人们心里有不平。
总之，她就像一面旗帜，又像是一张靶子，在自己“呼呼啦啦”的飘扬声中，被别人的目光和嘴巴射得千疫百孔。
我母亲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梅亚莉的处境，私下里对我父亲说：“你看吧，她要是不改变自己，还有她好看的。”
我父亲是个正派无比的人，他最讨厌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哪怕是夫妻也不行。我母亲是在饭桌上说这话的，令我正端着饭碗的父亲非常反感。父亲皱着眉头把碗里的饭吃掉，声音很重地把碗筷扔到桌上，边抹嘴巴边说：“你少说点别人，还是多看看你自己吧！”
母亲在父亲的身后气得变了脸，她尖厉了嗓子说：“她是你什么人，说说也不行？”
母亲的气急败坏是有原因的，因为父亲的话一下子就戳到了她的痛处。
母亲也算个随军十几年的“资深”家属了，但母亲总是不能同父亲的同事们的家属打成一片。她不待见别人，别人也不怎么待见她，所以，她就在家属中显得挺孤立。
好在我母亲懂得收敛，脑子里还有“分寸”这根弦，因此，她仅仅是受到孤立，还没到梅亚莉受到排斥那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同梅亚莉的闭结就显得有些被逼无奈。她们俩的密切往来，倒给一句老话提供了依据。
那句祖上传下来的老话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接下来的日子琐碎而漫长。
在琐碎和漫长中，我上到了小学三年级。这个年纪使我对发生在学校的那件事有了讲叙的权利，不必对诸位灌输经过舌头们搅拌的伪事实了。
这年柳条儿刚抽绿，人们从一冬的臃肿里刚挣脱出身子，事件就发生了。
那是件揽进了三个人的桃色事件，也就是现今的人们见怪不怪的那种三角恋爱。但那时不行，“三角”关系远没有今天这样时髦、新潮和理直气壮。在偏僻闭塞的小岛上，“两角”都够生活单调的人们兴奋一阵子的了，別说“三角”了。
从初始的窥视、嘀咕到中间的添油加醋再到最后的评判、裁决，整个事情让人们嚼得有鼻子有眼有滋有味。在他们津津有味的讲述中，事情变得冗长拖沓，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稍不留神就能把人听得云遮雾罩、不知所以。其实，只要帮他们把乱七八糟的线脉捋一捋，事情一点都不难讲。
人物是学校里的三个老师：教语文的王老师，教美术的葛老师，再就是她，教化学的梅老师。
梅老师的介绍省略，王老师和葛老师还要稍费一点口舌。
王老师是个男的，年龄、籍贯、学历、家庭出身我一概说不大清。那一年我毕竟只有十岁仅上小学三年级，太苛刻的要求对我是不公平的。
我只记得王老师个子挺髙，人挺瘦，整天阴着张脸难得见他有个具体的表情。他看谁都像看一个语文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耐烦得厉害。头挺大的，给人的整体感觉像一根受潮划不着火的火柴。据说他挺有才的，别的我没见过，春节渔民家大门上贴的春联我是见过的，好像挺棒的。我还听过他拉二胡，拉的什么曲子我不知道，拉得有多好我也说不上，反正知道他会拉二胡就是了。
葛老师是个女的，当时大概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葛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岛上的人，当地人把到了这种年龄还嫁不掉的女人统统叫做“老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