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申春江上神仙侣(12)

郁达夫同样用各种理由瞒了过去。他对鲁迅先生这一节倒不隐瞒，和盘托出，鲁迅先生哈哈大笑，善意地与达夫赌酒喝，先生的酒量是海量，不让他人，在老朋友的规劝中，他们有时都喝得有了三分醉意。

郁达夫最喜欢与鲁迅先生交往，这交往并非仅仅出于崇拜，而是平等相处，什么都对路，从创作习惯到生活小节。鲁迅先生喜欢抽烟，两手间老是握着支烟，他平常是不请人抽烟的，但达夫先生是一个例外。

他们在一起更多的是喝酒，可以一连喝上几个钟点。他们间最有趣的是互相借书，说上一声，书架上任取。他们的聊天，自由而且散漫，可以谈论着一切，讥刺上海文坛的魑魅魍魉，嘲笑上海政界的那些不学无术的政客。有时他们干脆谈他一两则古典中的笑林。郁达夫每每惊讶于先生的渊博，从闻所未闻的书中引来那么一段，有时他还专门去查阅那么几本书哩！

郁达夫与创造社交了恶。耿直的成仿吾对郁达夫的一套很不以为然，他亲自从日本的东京大学招回了一批倾向革命的的学生。不须说那些初出校门的学生，比起一二期的创造社成员更加激进，满口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词句。他们比以前的那些小伙计更加目中无人，郁达夫从这时起再也不能到创造社里去了。而他们则把一切的前辈作家都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都在打倒之列。郁达夫对鲁迅谈起，他们都是一头雾水，一起摇头，顾左右而言他。鲁迅先生说起，早一段时间，创造社还准备与他搞统一战线，一起恢复《创造周报》，可转眼间的半个月之后，那恢复的广告上已经另有其人了。鲁迅只觉得他们一群人有些妄自尊大，幼稚得可笑。

钱杏邮、蒋光赤、孟超他们组织了一个太阳社，无疑也是思想激进、勇气不下于新恢复的创造，可他们与郁达夫却有独特的交情，友好往来。但草创的太阳社经费奇缺，经济窘近，他们求助于已经在文坛上站稳脚跟的郁达夫，准备出版郁达夫的选集之类。钱杏邮深知郁达夫的为人，主动上门做达夫的工作，规劝郁达夫参加他们的太阳社，并且希望出版有关郁达夫的选集而不交版税。不交版税的事，郁达夫痛快地答应了，他深知他们的难处，并愿意写一个序，而加入太阳社也可以，但是他不愿意公开，那样的话就可以避开不必要的麻烦。钱杏邮当然也是一口答应，郁达夫成了太阳社的秘密会员。《郁达夫代表作》由春野书店初版，他自己写了一则满意的序言，钱杏邮作了一个后序。只可惜这新书一出版就立遭当局查禁，理由是附有钱杏祁的后序不妥，钱杏邮是共产党员，在政府当局挂了号。

郁达夫就租住在北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这是一段新婚的岁月，与别人的轰轰烈烈形成强烈的反差，惟一的做法就是郁达夫偶然带着新婚的妻子一起出入沪上的电影院或者一起坐在旅馆里。那旅馆就是他们的洞房，用后来他自己所说的话，那就是日日痴坐洞房里，早就把创作的事丢开了，他们过得很是快活。达夫身体本来就不好，新婚的妻子要求他以养病为务。她的心里现在有了一个崭新的想法：她已经深知到一个新的生命即将到来，她这时候感到非常幸福，不再去读什么艺术大学，她只打算做一个作家的妻子，让他养好身体，不要操劳过度。她也打算做一个未来的好母亲，生活中充满乐趣。她还很年轻，’是一只依人的小鸟，浪漫，又非常实际。郁达夫的心里当然非常快活，他恨不得将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交给新婚的妻子，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新婚的喜气把郁达夫忧郁的一面早就抛到东洋大海了，对妻子他现在是有求必应，满口的诺言，妻子叫他少抽烟，他答应，妻子叫他少喝酒，他应承，妻子声明他以后不准与别的女人有丝毫芥蒂，更不准去青楼妓院寻找女性，否则就……郁达夫指天发誓，满口承诺，面对这小他十二岁的年轻貌美的娇妻，这个心目中的偶像，说不尽的山誓海盟，一个孤独的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慰。妻子的温柔、娇艳，使他早就沉醉了。

快乐的郁达夫没有忘记另一件事，那是在三月六日，他与鲁迅共创一个崭新的杂忠，是什么杂志，尚未命名，还未约定。那一天，达夫这对新婚的夫妇一起向鲁迅辞行，准备动身前往日本。约定时间为一个月，在四月六日从日本返沪时，共同再议。因为上船前，郁达夫怕在日本长崎上不了岸，耽搁了行程，内心不愤，老是想如何作一个好的开端？对于鲁迅先生，他是那样的信任，他们两心相照，对梁实秋、西滢、胡适一伙他们都有同感，他是怀着虔诚的心与先生合作的。

他更爱自己的妻子，他有时觉得自己非常对不起她，觉得他自己欺骗了新婚的妻子，但有时他是得意洋洋，不觉技痒，对他的妻子一显才情，对酒作诗作赋，一副名人雅士的样子，使妻子忍俊不禁。

一半隐居一半蜜月的生活，一直延缓到三月中旬，郁达夫与王映霞夫妇俩怀着一半满足一半失意的情绪搬回到民厚南里。他们对那种独特的结婚秘密不好启齿，自然没有人知道。为了对外公开，他们临时在南京路的东亚饭店请了两桌客，请的是几个比较接近的亲朋好友，算是合拜了天地，以告亲朋，这便是他们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喜筵。

人生的重要节日，何能太草草？他们这对相爱的夫妇对此又有什么要紧？把一切都省略了。以致日后他们怨声聒耳，一发不可止，以至于覆水难收，那已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郁达夫度过了一段欢乐的日子，谈不到十分的幸福，虽然他是一个知名的作家，有几个稿费。但以写书为业的人，古往今来没有几个不是穷光蛋，有人称，如果要他穷，最好是叫他从事写作！一个作家是体面的，他们是时代的代言人！但也正惟其穷，诗穷而后工！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李商隐“….黄仲则、曹雪芹氏……都是这样。郁达夫深深知道这一点。外国的作家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现在正在着手写的有关英国的《关于（黄面志）中的几个人物》不是都这样么？道生、大卫生、汉姆生……也正因为穷，才显示了他们的独特个性啊！他郁达夫要考虑的很多。在中国人不受穷，得有祖上的遗产，得祖上有恒产，父辈有权势，亲朋做官，必须有后盾，他知道，新月社的那一群，研究会的那一群，都比他好得多，他的蜜月虽然甜蜜，却也显示了窘态，必须早点结束。

半隐居的生活一结束，他们马上返回民厚南里，他要着手著译。他阅读了哈代、卢梭的那么多的著作，但部头太大，他看上了美国的辛克莱尔，着手翻译辛氏的《拜金艺术》。他对《拜金艺术》非常感兴趣。辛克莱尔的《拜金艺术》活脱就是帮助他去反击梁实秋的。那新月社中惟一以理论家自居的梁实秋氏的问难，惹恼了鲁迅先生与郁达夫。梁实秋氏也是“新月”旗下惟一的以文艺批评家自居的人。胡适是从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从美国返回到中国的，那时北洋军阀已成了强弩之末，胡适那时也是内心矛盾重重，他投向了国民党，但对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的大屠杀一事也颇有微词，后来还因此惹恼过南京政府。尽管他是文坛的右翼，可还是为当局所难容。但梁实秋氏却以英美绅士的派头，讥嘲郁达夫等人，一直得到国民党人的青睐。郁达夫翻译《拜金艺术》，就是为了回答梁实秋的。

那年的一月初，因为郁达夫接连写了几篇有关卢梭的文章，鲁迅也在《语丝》第四期上发表了《卢梭的胃口》的文章，批判梁实秋散布的“卢梭论教育一无是处，惟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的观点，引起了梁实秋的反扑。为了配合鲁迅，郁达夫在同月十六日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了《卢梭传》。郁达夫特别指出：他之所以要介绍卢梭的生平与思想，就是因为卢梭“活在世上的时候，既受了同时代文人的嫉妒攻击而发了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英美派的正人君子，在批评他的行为，估量他的价值，说他一无足取”。就郁达夫的批评，二月中梁实秋在《时事新报。

书报春秋》栏发表了《读郁达夫先生的（卢梭传）》，笑骂郁达夫只用了四部书作参考，似乎还不足以称卢梭为学者，又痛斥达夫“在拒绝别人批语他《卢梭传》的行为，估量他的价值”。郁达夫接读《时事新报》后，立即写一篇《翻译说明就是答辩》，对梁实秋的讥嘲，予以针锋相对的笔战，他引用了美国辛克莱尔的《拜金艺术》里面就卢梭的评论做了引证，针对梁实秋与创造社的“新进”的明枪暗箭，进行了答辩。郁达夫先生的文章很为鲁迅先生所称道，在后来的一次宴会上，鲁迅先生对人说：

“达夫先生的文章比忽然自称‘第四阶级文学家’好多了，但现在颇有人攻击他，对我的更多，我们也许要出一种期刊玩一下子呢！”

郁达夫与鲁迅在这时同时受到左右两面的攻击。一方面是新月派的梁实秋，另一方面是以前的同人——创造社。因达夫当年退出创造社，很是受人怨忌，他又不合加入了《语丝》，与鲁迅先生打成了一片。

创造社随着郁达夫的退出，郭沫若的流亡，张资平的不介人，王独清的掣肘与捣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创造社的同人，像段可情、郑伯奇等人见着鲁迅先生的到来沪上，而与鲁迅先生联系，试图恢复《创造周报》，造成共同战线。但在年底，成仿吾曾经进行了一次东京之行，招来了创造社一批“新进”。

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残害了一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上海滩上“虎狼成群”，却也使文化界急亟向左转，使有正直良心的青年向左转。

一批青年从东京来到沪上，加盟到摇摇欲坠的创造社。他们的代表人物正是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当时还隐居沪上的郭沫若接见了他们，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整个创造社形成了一个新气象，创造社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由成仿吾继续搞《创造月刊》，另一方面创刊了《文化批判》。《创造月刊》随着创造社的分化，小说、诗歌创作退化了，出现了后期创造社的成仿吾特征：注重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提倡普罗文学。而《文化批判》，主要是由冯乃超、李初梨等新回国的一批人搞的，负了撰稿的责任。李初梨、冯乃超负责文艺理论与批评，彭康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朱镜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形势，李铁声也在做马列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在文艺界与青年中挑起了战斗。

新的创造社以成仿吾为首，勇猛、好斗，思想****。成仿吾为人忠厚、木讷、直率，也影响到后期创造社核心。他们对创造社前期成员张资平的不介入大为恼怒，对好搞地震的王独清也是十分忿恨。他们也知道，郁达夫的退出，与王独清密切相关，他们对王独清起了清算之心，但也对郁达夫的一套大大不以为然。首先由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九期上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转变了创造社态度。而冯乃超在《文化与批判》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那篇文章以文学批判的口吻，矛头直指叶圣陶、鲁迅、郁达夫、张资平，而把革命的桂冠献给郭沫若：

“……

其次，我们有分析文学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坛的必要，但对于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作详细的批判，只抽出几个代表作家并指出他们的倾向和社会的关系便是。

从主张提倡自然主义的一派——文学研究会的团体中，可以抽出叶圣陶。他是一个静观人生的作家，他只描写个人（——当然是很寂寞有教养的一个知识阶级）和守旧的封建社会，他方面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隔膜’。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灭的悲哀’。他反映着负担没落的运命的社会，别一方面他的倾向又证明文学研究会标榜自然主义的口号的误谬，这是非革命的倾向！

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着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还常追怀过去的苦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地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郁达夫的悲哀，令一般的青年切实地同感的原因，因为他所表现的愁苦与贫穷，正是他们所要申诉的——他们都是《沉沦》中的主人公。

但是，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与上述二人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要寻一个实有反抗作家，就是郭沫若。《王昭君》、《聂萤》、《卓文君》里面的叛道的热情就是作者对于社会的反抗的翻译。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当时确不失为进步的行为。

其次，我们可以举出一位通俗作家张资平，他自从写了一本暴露基督教信徒的内幕小说《上帝的儿女们》以后，一向不见有什么会心的名作，只给一般人描写学生的平凡生活，小资产阶级无聊的叹息和虚伪的两性生活。他的任务在革命期中的中国社会，当然会没落到反动的阵营中去。

以上举了五个作家，当然他们五人可以代表五种类的有教养的知识阶级的人士。他们以敏感的感受性，圆滑的技巧，描写尽中国的悲哀，但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是可以倾向保守也可以倾向革命的。时代忙快的轮流，地球不绝地回转，他们没落的没落，革命的革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