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农历四月初的天气，郁达夫一家相当厌倦了上海赫德路嘉禾里那种半隐居生活。其实，他的生活不算隐居，半年来，他成了上海无聊小报追逐的对象。有时他还不得不钦佩那些下三滥记者的能耐，他们对郁达夫的一切都是那样的了解，了如指掌。这些新闻有的来自郁达夫自己的作品，有的来自道听途说，有的来自包打听。《上海报》、《文艺之友》、《申江日报》、《大晚报》、《福尔摩斯报》，到处刺探郁达夫的隐私。那一串串的题目都令人肉麻、惊讶。《郁达夫、章衣萍与女人屁股》、《郁达夫自认是堕落狗》、《郁达夫果是薄悻郎——与王映霞的一段恋爱史》、《郁达夫“特种臭”的神秘》、《郁达夫看电影睡觉》、《王映霞颇有闲居之叹》、《上海文人礼拜五派——郁达夫、鲁迅、茅盾、洪深等一致通过》、《徐之音与郁达夫》、《郁达夫一度热爱徐之音》……郁达夫实在是烦透了！
四月里，郁达夫着手拯救廖承志、罗登贤、孟超等一群人，那方案由郁达夫提出，并在民权同盟获得通过，后来，这方案如期实现了。很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所倚重。那些营救大多为郁达夫一个人所奔走。那是一种默默的奉献，他的营救对象有些是当年反对他的人，郁达夫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出于对当局的反抗与正义感，都认真地做了。
郁达夫的新居所就在浙江省图书馆附近的场官弄，三开间的旧屋十分破烂，郁达夫一点也不习惯。移家杭州本来主要是王映霞的主意，郁达夫不过是承诺而已。他在这里一切都是陌生的。郁达夫对这里谈不上有什么特别好感，这里只不过是他的婿乡。他的妻子近年来变化确实不少，从一个百依百顺的小姐，变成一个总理一切的太太。夫妻磕磕绊绊的小事渐多。一下子从热闹的上海，安定的嘉禾里迁移到这杭州的场官弄来，郁达夫真还有一点寂寞的感觉。朋友突然变远了，天地突然变得狭小了，生活消闲了，郁达夫觉得心里好难过。
很难说明郁达夫此一段时间的心情。迁居杭州，其实也是郁达夫的毁家之始。郁达夫了有他的难处，一纸转移版权的契约，使王映霞的发言的分量无形增高。妻子的一切似乎都是为男人着想，而且在理。
郁达夫除创作之外，饭来张口习以为常，一切都由王映霞主持，他是个心计不多的男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挚爱的妻子对迁家抱着若干的私心。
王映霞太聪明，是个道地的杭州人，杭州人最注重叶落归根、狐死首丘。
无论在外地做官经商，到头来总要回杭州来造住宅，终老美丽的西子湖畔，那思想与项羽王都彭城竟是同一个道理。郁达夫近期的创作颇丰，版税不少，王映霞将那版税一类经营利用，颇有一笔积蓄，她是一个有心计的女子，老早就打算还家西子湖畔。
郁达夫还家西子湖边，很为旁人猜疑，有人猜疑是因为他胆小，因上海白色恐怖严重。是为了免遭不测，之后也受许多朋友的劝阻。其实，只有他们夫妇才知道，那是王映霞的主意。杭州是她的家乡，在杭州还有她的家族，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口的猜忌。对郁达夫太不放心，包括经济、感情、政治之方方面面。她太了解郁达夫了，担心一张契约还管不了郁达夫，祖父死了，她得借重孩子、兄弟母亲，她要真正拘管住那一颗太活跃的心。以前，郁达夫太浪漫，时时有出格的可能。她不能让他无拘无束。殊不知，到了最后拘束不了的是她自己。
王映霞是绝顶聪明的女子，她的聪明与她的漂亮成正比。她要拘管住郁达夫的那颗心，她对他欲擒故纵：西子湖边可以更好地写作，他可以照样自由来往于上海杭州之间，照样可以与左联人士联盟。郁达夫来杭州市不是都有丰富的作品吗？他可以继续有为……郁达夫也认为老是蜗居在上海的一角太死气沉沉了，流水不腐，洋场米贵，移家也好。他被妻子完全说活了那一颗活动的心，他想起自己做过两句诗：
“烽火满天殍遍地，儒生何处可逃秦？”算是避世罢！
新居太落寞。第一个晚上，就有一种空虚的感觉。那一夜，他挑灯夜读的正是新出版的鲁迅先生赠送给他的他们夫妇的《两地书》。他从书中看到他们夫妇的和谐，看到他们平时不易见到的社会阴暗面，看到先生诙谐愤俗的气概，许广平的庄严的风度。他从中看到老朋友夫妇的情的流露，更觉得意味无穷。如果此时尚蛰居在上海，他会不顾一切地前往先生的居家，畅谈请教一番。可这时此地，太遥远了！他看看杭州，想想上海，心里甚觉没落，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在大都会里插足，哀思渐渐溶浸全身，心里太难过了。
他时不时就要去上海一趟，去探望老朋友，有时他设法与上海通信。他照样去《申报》馆，照样向《自由谈》大规模投稿。他与鲁迅、茅盾依然是《自由谈》投稿最多的作家，讽刺、幽默、批评，指斥日本法西斯与不抵抗的国民政府当局。
迁家后的郁达夫常下西湖游玩，他喜欢坐上游船在湖面漂荡。西湖的五月，正是景物葱笼，美不胜收，郁达夫有时与家人在一起，有时与朋友在一起，对酒吟咏，正是醇酒美人，名士风流。上海滩上的大作家，突然移家杭州，当地的报纸很快地热闹了一番，新朋旧友增添了不少。
郁达夫来杭州后，心情并不痛快，忧国忧民之心从未离开他的心头。他常常与朋友一起解闷，游湖。他对那些国民党官兵带着极端的蔑视与愤恨。特别是他对******政权的不去抗战而在江西围剿红军的军人简直是痛恨！那时从江西前线被红军所打伤的中央军白军军人不少被转移到杭州来治疗，这些伤兵无恶不作，郁达夫最是痛恨不过。有一天上午，郁达夫与王映霞和几个朋友正准备下湖游湖，来到湖滨，他亲眼目睹一个伤兵强抢一个年老者的水果摊，将老年人推倒在地，郁达夫目睹此情此景，怒目欲裂。他痛恨这些当局派往江西鱼肉百姓的军人，使江西一带赤地千里。他怒气冲冲，站到那个伤兵面前，大喝一声：
“王八蛋！”
手起一掌，将那个伤兵打得一个趔趄。
那个伤兵眼看那个穿着灰色长衫的中年人打了他一记耳光，浑身一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看到在他的面前众人簇拥着一个其貌不扬的人物，那群人中有绅士、有貌美的太太，他不知眼前这个中年人是个什么大官员，愣在那里。那一批朋友怕出乱子，立即簇拥着他下了船，优哉游哉去了。郁达夫的勇敢可见一斑。
突然来到杭州，郁达夫的心情太寂寞。他便常常到上海来。那时，王映霞又为他生了第三个儿子，家累更重。他的心情好不忧闷。与寂寞的郁达夫完全相反，他的妻子却格外快乐，她喜欢这里的环境。清静，可以与兄弟娘家往来。她没有了上海时那种幻灭的悲哀，没有闲居的感叹，心里充实多了。而郁达夫呢，心里却有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他经常来往于沪杭之间。他也依然常常到内山书店去，到鲁迅的家中做客。去见见长兄一家，或者来往于左联朋友间。到了上海，他就如鱼儿进了大海，伸展有余。他在四五月间每周都有一两篇稿子交《自由谈》发表。此外，他经常到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去，他是这个团体的重要成员，担任着干部，接受营救任务。
五月中旬，他刚刚从杭州到上海，立即接到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左翼作家丁玲、潘梓年、诗人应修人在上海租界遭到当局逮捕。应修人在遭逮捕时拒捕坠楼死亡！而丁、潘二人突遭绑架失踪！郁达夫非常震惊！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的干部开会营救，郁达夫、鲁迅都参加了营救工作，他们为丁、潘和失踪而到处奔波！五月十五日，郁达夫领衔、鲁迅等签名发表了《为横死的小林遗族募捐启事》，此前郁达夫曾发表了《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为日本的作家、共产党人小林多喜二被杀呼吁。郁达夫那时常常为丁、潘的营救工作而奔走。他出入于亚尔培路和鲁迅的居址，遇到宋庆龄女士、蔡元培、杨铨，也遇到史沫莱特女士。史沫莱特深为郁达夫的勇敢行为所感动，她想起左联以前的事，举起大拇指对郁达夫说：
“达夫先生，你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郁达夫摇了摇头说：
“不，我不是战士，仅仅是一个作家，一个有良心的作家！”
中国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原来就是只有十多个人的一个营救******为目的之知名人士团体。随着白色恐怖的到来，许多成员甚至执委都已离开了这个工作，或者说是避牙了这个工作。而郁达夫、鲁迅却坚持这个工作，他们忠于职守，井井有条地担任了被分配的工作。五月廿三日，他们与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名人签名，以中国保障同盟的名义发出致南京当局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司法部长罗文干等，要求释放左联成员丁、潘的电报。同盟还专门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募捐营救工作。文化界组织了“文化界丁、潘营救会”并发表了宣言，左联也发表了“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宣言”。国际知名人士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继发表声明要示释放左联成员丁、潘两人。可是不幸的是从敌人内部传来丁玲已经死亡的消息。
国民党当局决心以暴力镇压左翼文化人士，随着丁、潘的失踪，他们决心将左联的文化人士一网打尽，屠杀与他们作对的革命者与民主人士。他们决心以白色恐怖来对付文化左翼！
六月十八日，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在上海中央研究院门口袭击了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国民党当局对思想激进的杨杏佛恨之入骨！杨氏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宋庆龄女士的密友！他担任民权同盟总干事以来，到处鼓吹人权，抨击当局的****制度！多次探视与营救******，******对之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杀掉杨杏佛，他们只不过是为了给宋庆龄、蔡元培造成心理压力与威胁！
杨杏佛被害的消息，一经传出，郁达夫十分震惊！他是在杭州接到这个消息的。当天晚上，郁达夫愤怒地写下了一绝，那就是《闻杨杏佛被害感受书》：
风雨江城夏似春，
闭门天许作闲人。
恩牛怨李成何事，
生死无由问伯仁。
郁达夫对当局所作所为愤怒到极点，“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杀”，他知道这种暴力的残酷，痛惜朋友的被杀，感情溢于言表。
无独有偶，鲁迅先生也悲痛于杨杏佛的被杀，做了两首绝句：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如磐夜气拥重楼，
剪柳春风导九秋。
湘瑟凝尘清怨绝，
可怜儿女耀高丘。
丁玲、潘梓年的失踪与杨杏佛的被刺，使左翼文化界的步履更为维艰。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活动也只得终止。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使上海谣言四起：杨铨被刺杀后，他们还要杀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居然在报纸上还发出了一张“钩命单”，那原是国民党特务蓝衣社当局计划杀害的人士，但因杨铨之死震动太大，国内外舆论一致反对，才未实行。
白色恐怖的做法使上海滩上左翼文人面临危机。谣言更是四起，文化右翼杂志《社会新闻》四卷一期里发表了一则新的谣言，谣言也诬蔑了郁达夫：
《左翼作家纷纷离沪》
在五月，上海之左翼作家曾喧闹一时，好像什么都要染上红色，文艺界全归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势显然不同了，非左翼的反攻完成，左翼的内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的脑筋最是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去了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连蓬子、白薇之类的踪迹都看不见了。
那其实全是“莫须有”！其间真真假假谁知道？知道是何居心？文坛右翼借政府的淫威，是可以自鸣得意了！尽管郁达夫退出左联，几乎谁都知道，可他被认为依然在“左联”，他赫然被排在第三位！而且被说成是慑于“丁死杨亡”之结果，而已逃往杭州！可见告密人的阴险！郁达夫九月在《论语》发表了《无题》一首自剖，其前有序：
“自来故里，因夏日之可畏，所以不敢出头露面，海上蚊章（小报之西译名），误传此意，谓某某之逃归，系慑于丁死杨亡之结果，对镜抚背，我真有曳尾泥中之感矣！缀成四十字，聊代万言书。
背脊驼如此，牢骚发渐幽。
避嫌逃故里，装病过新秋。
未老权当老，言愁始欲愁。
看他经国者，叱咤几时休！”
、
郁达夫夫妇移家杭州，鲁迅是不赞成的，曾与劝阻。但王映霞移家心切，故没有被采纳。其实，郁达夫一到杭州，《东南日报》的记者就登门了。消息传遍了整个杭州。《东南日报》的主编本来就是当年安庆大学郁达夫的学生，消息一经发表，三教九流的人物就来登门了。国民党特务也便衣打扮进了门，企图刺探情报。好在他们夫妇也早就做了准备少了不少的麻烦。为了避免特务到来添麻烦，郁达夫对客人不管其政治面貌如何，一律平等接待，一律不设防，于是当局的头面人物，包括公安局长、教育厅长都上门来了，使郁达夫陷入难以救拔的地步！
郁达夫曾把这些情况告诉鲁迅先生，先生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很替达夫担心。那年的十二月，他们夫妇连袂去沪拜访鲁迅。王映霞希望先生给他们的迁家一点留念，带去上等虎皮宣纸。不久，鲁迅先生为他们写了一首七律，那诗就是后来收入全集的《阻郁达夫迁家杭州》：
钱王登遐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以举家游旷远？
风波浩荡足行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