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当然不能安然写作。他的北平、青岛之行计划彻底破产。
北平也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长兄来信说，南方因大量降雨反而凉爽了，他们好生可惜，早知江南好，何必举家远游？可如今人在北地，朋友多情，郁达夫差不多每餐都有朋友吃请，还有人请跳舞、看戏……而且索稿的书信也来得好快。《人间世》来的快信早已到了，《当代文学》的王余杞干脆来信，明日还得坐等索稿。郁达夫毫无办法，只得连夜开车，写下意味深长的《故都的秋》，付给天津的《当代文学》，王余杞十分高兴，在丰泽园请郁达夫吃饭，也刚好在那里遇到了陈通伯、凌淑华、沈从文……
见面是十分愉快的，十年了！这些当年的现代评论、新月社、太平洋社的的文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升官的升官去了。所谓社团，如今大多早已名实都无了。那些人现在都已成熟了，大多有了不错的职业与名声……宴会上大家杯筹交错，郁达夫也为朋友的重逢而痛饮。
与沈从文的不见差不多十年了。十多年前的那个凄风苦雨的晚上，何曾能够忘却？那个当年到处碰壁的文学青年，如今也是名震一方的大作家了。郁达夫遍读过沈从文的那有浓厚湘西风味的小说、散文，他为沈从文而庆幸，他更为沈从文成了北大的教授，而且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欢欣。郁达夫觉得十分快慰。席间他们说起故去了的老朋友徐志摩，还觉得唏嘘声声，诗人归真不觉已经三年了，他们叹息人生的不再。
应孙伯刚的邀请，他们夫妇以及长嫂陈碧岑在初秋的一天，渡过滦河，去访问了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那可是清代皇帝的避暑之地哟。
有皇上的避暑行宫。郁达夫一行饱览了这里的风景名胜，只觉得这山川形胜美不胜收。他们那一天是骑着小毛驴去的。郁达夫很用心，还希望看到妻子骑不来毛驴的笑话呢！可他的希望终于没有成为现实。
小毛驴是最为驯服的牲畜，她一下子就适应了。在那北戴河的海湾里，潮平浪静，垂杨洋槐，风景秀丽，不过只是来去匆匆，只在此游览了一天，浏览民老虎石、联峰山、南天门。他们还望见秦皇岛市名震天下的山海关。这座当年明代将领雄镇的雄关，为吴三桂开门揖盗，引狼入室，竞给大明百姓带来三百年的外族入侵。如今，历史有了惊人的相似。关外的大好河山，又因委员长的不抵抗政策，全部沦丧敌手。广袤的大好河山，如今已非在我中华手中。郁达夫黯然神伤……。河山多么壮观，可当朝衮衮诸公都到哪里去了？却把东三省的土地抛诸外人去了！而他们居然还有一派胡言作为依据：“宁赠外邦，不予家奴！”“先安内，后攘外！”一种苦涩的悲愤涌上他的心头！玉山城外何其森严壁垒？而这山海关边又何其平静？
郁达夫与王映霞，偕他们的儿子与孙伯刚满身疲惫地回到北平。
他们又应邀访问了天津。照例是轰动新闻界，照样是镁光灯闪烁，朋友来访。可是郁达夫太累了，住宿在天津的一家旅馆里，与《当代文学》的王余杞等几个朋友们，痛饮美酒，酩酊大醉。睡在床上，雨声大作，只觉得这旅馆，这大地都沉没了。啊，祖国的河山，竞就这样丧人之手么？
一年前，他写过一首诗，很能反映他此时此际的心境：
秦筑长城比铁牢，
当时城此岂知劳！
可怜一月初三夜，
白送他人作战壕。
郁达夫夫妇那几天带着郁飞，避开来客，游览了差不多整个北京、城。他们观看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闻听了西山的虫唱，潭柘寺的钟声。他们还有幸到了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在那皇城的人海中往来。只是美中不足，这初秋的皇城虽然天地快晴，秋高气爽，可他的妻子不太喜欢这里。风沙太大，害得人睁不开眼睛，比起江南的秋天差多了。王映霞更放心不下杭州的那个第三个儿子耀春，孩子正在大病里，她呆不住了，做梦都想早点回南方去。郁达夫安慰她，有老同学钱潮的诊治，料问题不大，劝慰她安下心来。
郁达夫的游兴甚浓，带着妻儿一同游历故宫——那是明、清万岁爷居住的地方。如今，皇族被逐出紫禁城十年了，里面警卫森严，孙伯刚通过朋友借了汽车去游览了一回，之后他们又一起游览了景山，那原是皇家的御苑，他们还观看了景山吊死崇祯皇帝的那棵歪脖子槐树。他们一起坐着黄包车去看了颐和园，游览了中南海，特别是囚禁了光绪皇帝的瀛台。复观看过那记载着中华民族耻辱的圆明园遗址、雍和宫诸胜，感触颇深，大有沧海桑田的感觉。
沈从文对郁达夫夫妇的到来，抱着极为诚恳的热情，邀请他们夫妇到他们家去做客，沈从文是极少这样做的，为了请他们，沈从文还与郁达夫商量那一些人可以约来谈话。郁达夫痛快地约了凌淑华、邓仲纯等一批人。沈从文的夫人与王映霞相见，一见如故。可是在十多年前，谁知道他们之间竟有这样的交往呢？
他们在北京是极有趣的，王映霞还请郁达夫去八道湾看望鲁迅先生的母亲鲁老太太，以及先生的前妻朱安女士，又要达夫带着她母子去看什刹海边与他前妻同住过的旧居，他二兄一个寄养在北京的女孩儿，使她的好奇心得到大大的满足。他们还一起拜访了周作人，可惜主人不在家中，郁达夫很失望。
有一天，王映霞在寓所里接到杭州的来信，得知那诞生才一年的小儿病得非常厉害，郁达夫心里十分不安，王映霞已是大声哭泣，她痛伤儿子的病痛，而自己不能在他的身边。郁达夫更是一夜不睡，深悔自己的意志薄弱，到北方来避暑，一路上自己创作的进度并不大，而劳命伤财，他们做好了南归的打算，而款项也已告罄……
第二天傍晚，又来了杭州的来信，来信告知，他们的小儿子郁亮——耀春病剧，死在旦夕。王映霞心如刀割，眼泪已是一串串地落了下来。她坚决要翌日南归。他们约好，王映霞母子首先南下，汇款来后，郁达夫马上回杭。郁达夫还有一些事，必须处理，难得北来一趟，还得与几位外出的朋友会面。
送走了妻子，郁达夫的心空落落的，朋友的吃请，使他天天醉饮，把肚子都吃坏了。北平《晨报》等都已刊出郁达夫来北平的消息。甚至连英国的老牌通讯社路透社还发了“郁达夫到达北平”的信息，郁达夫还因此被朋友们戏称为“路透作家”。
一天到晚，郁达夫跑遍了北平大部分地方，访《晨报》与北大的朋友六、七处。访问了川岛、章靳以、卞芝琳、江绍原、沈兼士、钱玄同……马不停蹄，所到之处无非是喝酒、写对联、题册页、应酬稿子，没完没了……
他焦急地等待着王映霞自杭州的来信。终于等到了，妻子的来信使他一阵狂喜：小儿子已安然康复，那病乃为奶疳，如今一切已经安然，而且他们母子安全到达杭州。郁达夫以手加额：“老天爷有眼。”他并没有在心中问一个为什么。
直到九月二日，周作人才从外地刚刚避暑归来，在他的苦雨斋接待专程来访问的郁达夫，这个给郁达夫帮助良多的老朋友也差不多十年没有见面了。郁达夫发觉周作人氏老多了。郁达夫浑身不安，“他，真的老了么？”他发觉这位老是吃苦茶的老先生身上多了一份世故，多了一份安闲，而少了一份光环。
郁达夫没能摆脱朋友们的轮番轰炸，他必须每天应付朋友们的饭局，那些当年五四时期的君子们争先来看视他。与他一席话语也好，而且那些朋友们中不少当年还是他的论敌……彼此相顾怡然。
妻子来信也来了款，该南归了。他又去了一趟天津，然后登车南下。侵晨渡过古老的黄河，中午路过泰安，又在下午二时路过曲阜，在晚八时路过徐州，他想得很多：黄河，这条母亲河，中华民族分裂见证的河；那伟大的东岳泰山；那祭礼至圣先师圣地的曲阜；还有这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古徐州，这大好河山，这历史的名胜古迹，难道说又要丧亡在异邦之手？他有这个预感，民族危机实在太深重了！他很想投笔从戎，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政府中的那些“肉食者”，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衮衮诸公，哪里会真的去抵抗外敌？而自己报国无门，仅仅是一个只会空言的文学家！
他安然到达上海，在曼兄家过了一夜，安然抵达杭州……。
杭州的九月，也是一片秋声了。他抵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安’心写作。安心家居，洗扫书斋，锐意用功……
晚上，就来了一些新闻界人士，明天杭州又将登出郁达夫返杭的消息，自不免又要有一番无聊的应酬。
他活得好累好累……
§§§第三章 消沉——一九三五
郁达夫抵达杭州的第二天，即接到鲁迅先生自上海来的信，告诉郁达夫，生活书店将出一本新杂志《太白》，由陈望道出任主编。杂志半月刊，并推定编辑委员十一人，而达夫亦是编委之一。
远离上海，沪上的作家还是推定郁达夫为《太白》的编委！可见沪上作家对郁达夫之厚爱。也可见鲁迅等一批左翼作家对郁达夫的关切。郁达夫立即致函先生，自己完全愿意担任《太白》编委一职。《太白》半月刊定于十月在上海创刊。
叶圣陶那时正在主编《中学生》，也寄信来约稿，他是命题作文。那题目半是调侃半是认真，请郁达夫写一篇《杭州印象记》。郁达夫满口答应，致函：“杭州印象记当于节后写成奉上。”并说，“茅盾、鲁老等已三月未见面。一住杭州，就成了乡下人，孤陋寡闻矣。”他打算马上去上海一趟。
之江大学的校友来邀，请郁达夫百忙中，每月兼三课时的文学批评，讲授西洋文学等，并预付可观的酬金。郁达夫也一口答应了。学校就在他的寓所旁边，他有的是藏书，讲授这种功课不费吹灰之功。郁达夫办事向来极度认真，他讲十九世纪西欧文艺思潮与文艺批评，从莱辛讲到伏尔泰、狄德罗、勃兰兑斯，从弥尔顿，讲到中国的陶渊明，确实使一批学生如醉如痴……
郁达夫此时此际有何思想呢？游北京回来，他写下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心态，那也是一幅忧国忧民的思想，完全可以与当年的陆剑南相比拟：
平居无计可消愁，
万里烽烟黯素秋。
北望中原满胡骑，
夕阳红上海边楼。
鲁迅、茅盾主编的《译文》在上海创刊……
郁达夫的小说集《迟暮》于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他的事业如日中天。
可郁达夫也看到南京官办的《文学月刊》第六卷第三期上的《郁达夫论》，那是一篇对他进行恶毒人身攻击的评论。本来，这刊物是官办的东西，那是一般的文化人不屑一顾的文化垃圾，可现在这卖身投靠的女人倒是仗着国民政府的撑腰，向郁达夫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来了。郁达夫怒气冲冲。那个作者，不就是他与鲁迅先生合编《奔流》时认识的绿漪女士么？那女人还有一个名字叫苏雪林。一九二八年的七月，郁达夫就认识她，那个女人那时刚刚从法国女高师毕业，刚刚回国，曾周旋于郁达夫和鲁迅面前，她本是个不起眼的文学青年，尽管水平有限，可拼命往这方面挤。如今攀上高枝，为了一个小小的名声，气势汹汹地向他杀来了。郁达夫不懂，一个与他们无怨无恶的女性为什么竟是那样恶毒？
郁达夫可不知道，一个人在这白色恐怖之中、文化围剿时期，最能反映其特有的个性。远在武汉的苏雪林如今已是搭上了官方的快车，顺应官方的文人有其特色，就是变色快，是变色龙或者是变色虫！他们有一个特色，有一层保护色，似是而非，非驴非马。在这白色恐怖中，他们配合当局，攻击左翼文人，与右翼文人合流，本不足为奇。上海的《社会新闻》与南京的《文学月刊》本来就是一样的货物。卖身投靠，本是一条向政府讨好与领取津贴的捷径！
正是这个苏雪林，在中国的文坛上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在三十年代投身于政府，投身文化的右翼。一九三四年的九月，正是郁达夫一家出行京津之间的时候，苏雪林写了《郁达夫论》，恶毒攻击、诅咒郁达夫，向当局示好，捞取名声。在鲁迅先生生前，也正是这个苏雪林，公开著文赞扬鲁迅，不敢公开攻击他，因为她知道鲁迅是个不好惹的角色，是“绍兴师爷”。但就在伟大的战士鲁迅倒下不到一个月，这个无聊的女人就跳了出来，在这官办的和右翼的文化刊物《文艺月刊》、《军中文艺》、《奔涛》上连篇累牍地对这故去的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中国文坛泰斗进行了全面攻击，把鲁迅骂得一无是处，实行泼妇骂街式的人身攻击，诅咒鲁迅是“玷辱士林的衣寇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极恶毒攻击之能事，可见其人人格之低下。一九四九年之后，她自知不光彩的历史难容于人，难以大陆立足，伤心泄气地跑到香港、巴黎。当大量在外国的中国作家冲破阻力，回归祖国大陆时，这个依靠骂左联文人知名的“作家”却在一九五二年再次投身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怀抱里，重操反共反左联反人民的旧业，对鲁迅、茅盾等一批左联文人，对大陆作家进行了最歇斯底里的、最恶毒的咒骂，为海内外知名作家所齿冷，也为台湾正派文人所不齿。
人，不可以有太多的私念，不可以有太多的欲念，尤其是名利欲。
苏雪林为了一己之私扮演了一个反左翼“英雄”的角色。她首先把矛头指向左翼文学家郁达夫，在同一篇文章里，她也攻击了钱杏邮、王以仁、叶鼎洛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