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德，郁达夫听说去沅陵避难的人不少。武汉震恐，江浙皖鲁隐落，内迁的学校、机关，普通的百姓流亡，都已挤向湘西、鄂西，有钱的再向巴、蜀迁徙……。湘西早已人满为患，物价昂贵，他们只得暂且在常德住了下来。忽然有一天，郁达夫想起他的一个老同学易君左不是湘西人么？易君左不是正在长沙的《国民日报》工作么？郭沫若曾经向他说起，他们不是相交了近二十年了么？他们还是留学日本的同学呢！
非常时期何不打一个电话问一问呢？他挂通了去长沙《国民日报》的电话——
诚然，易君左是湘西的汉寿人。汉寿地不当难民之路的要冲，民风尚纯朴可爱，诚属世外桃源。郁达夫在常德哀叹物价昂贵，一路逃难，生活艰辛。就拿青岛啤酒来说，以前才几毛钱，在武汉已涨价到两元一瓶，即使在常德也已涨价到一元五角。一天说话间，一位朋友说起汉寿的物价尚低，况且逃难那边的人也不甚多，房屋也易找。于是郁达夫按图索骥，找到了易君左，而易君左在电话中一口答应，立即打电报给在汉寿的妻子，要她为郁达夫一家寻找房子。
郁达夫要避地汉寿，而不去沅陵，除了物价的原因之外，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他与妻子的裂痕已深，闹得满城风雨，在同事与朋友之间已产生了极端不良的影响。为了避开这不快，这就是他匆匆从武汉来到湘西，也是转而避居汉寿的原因之一。从武汉来到湘西前，他早已嘱托各位朋友如有书信，一律寄到沅陵国立艺专，托刘开渠转交。到了七月十九日，郁达夫知道易君左家已为他找好了房子，准备在第二天立即将家眷转移到汉寿去。他写信给刘开渠一切与达夫有关的信件请转寄“汉寿小南门易公馆”。第二天，郁达夫一家没有去湘西沅陵，而是东还移家到离常德数十华里的洞庭湖中的汉寿。易家给他们找好了房子，那是易家的一位亲戚，汉寿北门外蔡天培号的醋铺空房中。
为什么移家汉寿？郁达夫在八月寄给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二十二期的散文《国与家》里有很好的说明，也是最忠实地反映了此时郁达夫的思想意境：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虽是我们中国人夸大口的老调子，但实际上在这一个年头儿，因老家的沦陷，而至流离失所，或挺身作战的无名小卒，却也非常之多。
浙西的沦陷，是在去年十二月尽头，正当耶稣圣诞节前后的几天．老家本在富阳，是当富春江与之江交界的湾边；庐舍为墟，家财被劫，更因老母不愿离开故土，致这一位七十余岁的白发老妪，也随庐舍化为灰烬。这些事，早在今年春季的各报消息上，频频登载过了。我在这里。
自可以不必写，也不愿意又不忍再写。当时我还在福建，等讣报传来，星夜驰归浙境，想去收集遗骸，闭门读札的当儿，已经是今年三月的初头，那时候不但道路不便，并且连想渡过江去的船只，也沿江十里，绝对难找一篷一橹，忍气吞声，槌胸顿足，我也只能冒受了一个百死不赎的不孝之名，静静儿的等我们的义师北定中原。
在浙乐停留了一下，向各军政当局请示了几次，觉得渡江之梦终难实现，末后只能带着妻儿，又流离到武汉。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这东逃西避的流浪中间，不意小家庭内又起了一层波浪。六月初头，正当武汉被轰炸得最危险的时候，我的这小小家庭，也几至于陷于妻离子散的绝境。
自北去台儿庄，东又重临东战场，两度****后，映霞与我之间的情感，忽而剧变了。据映霞说，是因为我平时待她的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藉的朋友。但是在我呢？平时也不觉得对她有什么欺侮；可是自从我从福建回来，重与她在浙东相遇，偕她到武汉以来，在一道的时候，却总觉得她每日每夜，对我在愁眉苦眼，讨恨寻愁。六月四日，正在打算遵从政府疏散人口的命令预备上船西去的时候，一场口角，她竟负气出走了；这原也是我的不是，因为在她的出走之前，我对她的行动深为不满，连日和她吵了几场，本来是我打算一走了之的。她走之后，我因为不晓得她的去向，——当时是疑她只身仍回浙东去的——所以就在《大公报》上登了两天寻人的广告。而当这广告文送出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便有友人来送信了，说她仍在武昌。这广告终于又大大的激怒了她。后来经许多友人的劝告，也经我们两人的忏悔与深谈，总算是天大的运气，重新又订下了“让过去埋人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一个誓约。
破镜重圆以后，我并且又在《大公报》上登了一个道歉的启事。第二天就上了轮船，和她及她的母亲与三个小孩，一道的奔上这本来是屈左徒行吟的故地，从前叫作辰阳，现在称作汉寿，僻处在洞庭湖西边的小县里来了。
日人的炮火还在不断地轰飞，我们的抗战也正在作进一步的死拼。
匈奴未灭，家于何有。我们这些负有抗战建国重任的男儿，终于是不能在这穷乡僻壤里坐而待亡的；等精神恢复一点，布置稍稍就绪之后，自然要再接再厉，重上战场去尽我们的天职。现在却因为电动机未至，而准备亦没有充足，所以只能做几句仄仄平平的老调，聊以当过屠门的大嚼。知我罪我，也只能付之一笑云尔。
诗人是非常坦率的。这篇文章在五十年后为王映霞称为是“半忆半忏悔的文章”，“确是很真实，很明显地表示了他的态度，而且还比较具体地写出了隐讳之言”，却实实在在地写出了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发生龃龉的根源与情结。避地汉寿作家庭与精神的休整与恢复的无奈，与此相印证的还有郁达夫七月廿六日写给他朋友刘开渠的一封信。可以印证郁达夫的心境，因是个人书信，就更坦露直言：
开渠兄：
在常德时，曾匆匆发一信给若渠，中附一笺，嘱转交，系告以不去沅陵，而住汉寿，若有弟之信件等事，寄至沅陵，乞为转寄者。
此信谅已送达，不知弟之信件等亦有寄到沅陵者否？
弟现已卜居于“汉寿北门外蔡天培号内”，大约战事不结束，决不离此地，以后有信乞寄于此处。内人王女士，与许绍棣恋爱，家庭几至破裂。现则仍归于好，来汉寿住，亦为伊计，欲使静养数月，将此段情事忘去也。
我已辞去政治部工作，只打算多写一点文章：从前未完之稿，于此时结束一下，对世事完全绝望，唯等待老死而已。此间热近百度，沅陵想亦同之。
匆请
暑安！
弟郁达夫上
七月廿六日
程女士均此！
暇乞告以近状，并沅陵情形。
郁达夫的心境是非常复杂的。给刘开渠的信反映了他心境更大的真实！而在《国与家》中，他还须照顾已经破镜重圆的妻子的面子。但是一文一信，使他坚信许绍棣破坏了他的家庭，几至破裂的心理没有变。只是一晦一明，如此罢了。为了家庭的复活，郁达夫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辞去政治部的工作；决心在汉寿隐居一段时间，并潜心写作。为了妻子的面子，他避开有更多朋友的沅陵而避居汉寿，使她有时间忘记那一段不愉快的情事，而恢复以往的甜甜蜜蜜，让双方在感情的风暴后，心境趋于平静，使感情方面能够柳暗花明。郁达夫是敏感的，也是聪明的，他很想做到这一点。
郁达夫在武汉的婚姻危机，后人产生极大的认知反差，若干研究者认为王映霞与许绍棣不存在那种婚恋情结。而有的却把王许之情写得非常不堪。笔者认为两者都失之于偏颇。无法否认王映霞曾经“红杏出墙”，这一点后面我们还有交代。但王映霞实在是个聪明人，而这种情绪主要存在于精神方面。这一点她自己也一向不否认，为了她的这一个家庭，她是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魅力的。而郁达夫又太敏感，他握有证据，对王映霞的感情背叛非常愤怒。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如果说王映霞没有“红杏出墙”的事实，她用不着出走，害怕郁达夫歇斯底里，如果郁达夫没有发现王映霞移情别恋的事实，作为心胸一向博大的郁达夫不会如此耿耿于怀，忍抛白首盟山约，写成诗文公开发表。有人把这一切归罪于郁达夫是个暴露狂与发表欲，这一点毫无根据。事实上，郁达夫此段时间内理智完全正常，感情的绝望使他过火。他的文章上完全正常，他把这一切都看做是万恶的日本军人造成的。郁达夫尽管如此，他对妻子是又怨、又恨、又爱的……
在汉寿，郁达夫如换了一个人，他的心境趋于平静。虽然他对王映霞与许绍棣的那一段生活仍然耿耿于怀，他向他的朋友们写信告之自己难堪的处境。妻子有外遇，自己奇羞难洗，有空时他经常写一些诗句，都是他自己引为自豪的格律诗，诗章虽然短小，最能反映他自己此时此际的心境。他还在汉寿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信拍照冲洗，当做证据，据后来王映霞回忆，他是像发名片一样的……。他不能原谅那个官僚政客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涉足于他的家庭，使他蒙受奇羞，他要让人们了解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他本是神经十分健全的人，勇猛而无所畏惧，只是他没有料到他直接伤害的并不是那个民族败类，而是他的妻子与他自己。
郁达夫在汉寿开始写作，重操旧业。辞去了政治部的职务，那就是意味着失去了他们一家的生活来源，生活更为紧迫。一个六口之家，如何糊口？自然北新现在的稿费已经无从说起了，虽然汉寿的物价比较便宜，但在这乱世，收入不多，生活自然是艰难的，郁达夫不得不精心设计他的生活。从心底来说，他是爱自己的妻子的，那是他的惟一希望与依靠。事不关己，关己则乱。郁达夫如果不是那么爱自己的妻子，也不至于辞去职务在汉寿隐居了。他希望在短时间内让王映霞与他之间恢复一切。他们之间虽然破镜重圆，但依旧还有裂痕，郁达夫知道凭自己的才情与一向的豪爽，要赢回王映霞的那颗心并不难，毕竟他们之间目前还有太多的联系——三个孩子，一个大家庭，家和万事兴。他们的爱情将在汉寿有一个新的起点。虽然在武汉的外围战火纷飞，常德、沅陵、长沙一带都处于惊惶中，敌机常常光临，但汉寿乃是万倾碧波中的一个小小县城，无论从战略上，从知名度上都不怎么起眼，反而相对平静，不亚于是世外桃源。这里其实是已经沦陷的珠江三角洲、沪杭宁三角洲之外的又一个鱼米之乡哟——
在汉寿，郁达夫的心情基本是愉快的。他很为妻子的能干节俭所感动。虽然妻子依然常常抱怨他，抱怨他早几年买书太多，以致现在经济拮据。其实，郁达夫心里清楚，他们经济的紧张，还在于建了那座不能遮挡时代与感情风雨的“风雨茅庐”，不过他只有苦笑而已。大部分时间，他们之间已显示了“融洽”，郁达夫现在已经在妻子的身边，不再远离万水千山了，他们在一起也常常说说笑笑。王映霞也偶然看看郁达夫新写的作品，她又看到以前的那个值得她爱的郁达夫。她毕竟心里有些庆幸，丈夫不再关山万里去****，把她们一家摆在身外了。她真不希望他在此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抛弃他们一家到外面乱跑。
他们刚刚在汉寿安置下来，在长沙的易君左立即借个机会，从长沙跑回汉寿来看望这位老朋友。易君左本是郁达夫的老同学，在留日时就有诗词往还的。一九三三年郁达夫打算到安庆法政学校教书时易君在恰恰是那时在同校任教一年，再次见面，彼此还颇有感情。郁达夫一听说易君左回家来，立即跑来见他。两人相见，自是以手加额，想不到是在战争年代相见于易君左的故里。在易君左看来，郁达夫没有什么变化，没有瘦，但已稍稍老态而已，身穿一袭青灰长衫，依然天真烂漫。
口角带一点微笑……。那一天，他们只谈了一会儿，郁达夫因有事就先行走了。第二天，易君左带了长女鸥来访郁达夫一家。在易君左看来，他们夫妻确是模范的一对，郁达夫还是那样的健谈，王映霞还是那样漂亮能干，他们一起喝着在汉寿买的便宜的青岛啤酒，一起谈论别后的缘由，他们一起谈笑，好像全无忧虑……，因此，易君左曾写诗给郁达夫，郁诗的第一句竟是称郁达夫、王映霞“申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觉得十分惭愧！当年谁不称羡他们这一对呢？可如今，流离道上，破国亡家，别后他将自己的心境写成两首诗：
敢将眷属比神仙，
大难来时倍可怜。
楚泽尽多兰与芷，
湖乡初度日如年。
绿章迭奏通明殿，
朱字匀抄烈女篇。
亦欲凭舂资耀德，
度廖初谱上鲲弦。
犹忆当年聘紫云，
十千沽酒圣湖渍。
频烧绛蜡迟宵柝，
细煮龙涎沈宿薰。
佳话凭传王逸少，
豪情浓似李香君。
东南何日平夷虏，
鸳冢终应傍岳坟。
易君左本是特地回到汉寿来看望他的老同学。但凡留东的老同学。十多年来，他们都有一种亲切感，尽管他们有的并不同校，不同专业，不同班，但彼此之间却一定有过从。易君左在留东时与郁达夫便是老熟人，并且知道郁达夫是不折不扣的诗人，他自己也是个半拉子诗人，尤其喜欢那种格律诗古近体的诗人。当年达夫在名古屋时，易君左就从《新爱知新闻》、《太阳》等杂志里知道富阳有个爱做诗的诗人郁文，后来创造社一起，郁达夫更是声名雀起，但易君左知道，郁达夫这个诗人并不得意，不得志，在他的形象中郁达夫是个天然的憔悴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