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已经筹划他的办报了，《星洲日报》要求他八日去上班，编出新年九日的新《晨星》、《繁星》。第二天他还应槟城文艺界之邀，作了一次演讲，盛赞北马风光，提出他对南侨文艺界抱绝大的希望……
槟城三宿之后，郁达夫与关楚璞于五日跨过北海南渡，返新加坡。
刚巧是旧历腊月之十五，月光照耀海空，凉风送爽，挥手与槟城同人分别，心底倒也是别是一番滋味，“到处论交齐管鲍，天涯何处不家乡！”
本是满心忧闷的郁达夫，经过一趟槟城之行，显得格外轻松。南洋的风光给了他一种全新的视觉，南洋的天空比北方的天空要蓝，南洋的马来族少女，服装迥异于来自大陆的华人，穿着筒裙的少女别是一番风味。新加坡、马来半岛由于濒临印度洋，郁达夫还常常在归途上的船渡与火车上j遇见许多的马来人与印度人。也许是旅途劳累，郁达夫在回到新加坡的路上却睡着了。
睡梦中，他突然感到激烈地跳动，火车的车厢跳了起来，郁达夫吃了一惊。当他刚刚醒来时，他看到车厢中的几个马来小孩子和几个印度贵妇人齐声哭了起来，他来不及细想，身上立即被几件掉下的行李砸了几下。突然一声大震，那火车早已横卧在轨道外桥头的土地上了。
郁达夫与关楚璞原来是买了张卧铺的票，这下子就像郁达夫卧在车厢里一样，火车竞卧倒在草地中。一列火车立即陷入混乱中，这真是闻所未闻。郁达夫立即在铺位上取皮箱，一边还在打着领带。还是关先生早已出了门口，大声叫着：“这时候还打什么领带？快出来！快出来！”
于是郁达夫匆匆走出车厢。关楚璞后来才告诉他：“火车出轨，最怕的就是电线走电，车厢要是冒了烟，那么就绝无生望了。”此时车厢后面早已乱成一堆，在混乱中他们度过了四五个钟头。关先生才在乱哄哄中乘上一辆来接应的火车。好在吉隆坡方面知道火车出了事，把他们接到吉隆坡。郁达夫事后想想都好生害怕，也算是逃过一劫吧！
郁达夫来到南洋，真想不到，才这么一周时间就遇到这么一次覆车大事。
来到这大海南荒，换了一个环境，郁达夫的心情好多了。郁达夫的个性，是个工作狂，他把一切都献给工作。他绝对不是一个空谈家，他的心中永远是工作，实际的工作。南来的第一周，郁达夫下车伊始，就已经开始了他一个进步文人的抗日宣传工作。首先是元月一日在《星洲日报》发表了他的南来第一篇政论《估敌》，继而作杂文《抗战以来中国文艺的动态》，接着就是写了《槟城三宿记》、《覆车小记》两篇散文。
在两篇杂文中，郁达夫分析了敌人的动向，剖析了敌人色厉内荏的本质，指出：“敌从国内已无可调之后，国外亦无有聚之货，国际间信用毫无，而军事上又陷入扑空之辙。”他坚信：“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信之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他向南侨介绍国内抗战以来的文艺特点，认为抗战以来文艺作家最好的现象、最大的成功，就是无论那一系那一派的文人都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文艺作家的抗敌协会，其次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实践。郁达夫不会忘记他的使命——虽然他远离烽火连天的祖国，但他的心还是记挂着抗日大事，而且他的心还远远没有从那场感情的纠缠中解脱出来。
郁达夫准备接手他编辑的《繁星》与《晨星》，王映霞也首次在《星中日报》的妇女版发表了她的第一篇作品《忆池田幸子》。专栏还为王映霞登了一则启事，言及王映霞与郁达夫结婚以来，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抗战一年多来辗转逃亡的地方甚多，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郁达夫亦很高兴，虽然他对她大有成见。但是他希望她在工作中忘记过去。报纸当局还有意聘请王映霞为妇女版的编辑，——尽管后来没在成为现实。
作为女人，王映霞具有强烈的适应性。尽管当她知道郁达夫携她南来的真相后大吃一惊。但是她知道，来到这南天海角，夫妇之间应该相依为命，他们为了未来，为了孩子，应该在心目中破镜重圆……
一月份，郁达夫差不多在繁忙的编辑生涯中度过，郁达夫又回到战斗的第一线。那只有当年在上海面临过，那是创造社的新创时期，他们有很多的朋友——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等。而如今，他只有一个人，要编出高水平的副刊，需要自己新自动手。他一方面亲自动手写作写稿，在副刊上登出，希望于投稿诸君者》，希望读者、投稿者扩大写稿范围，一方面，他亲自写信向从前和现在的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朋友索稿约稿。凭着他自己与国内作家的关系到及自己与政界人士的交往，他向国内的朋友们致函，他不仅向湘西湘南、重庆、延安、桂林、香港诸地的朋友索稿，而且还向早已陷入日寇重围的孤岛——上海韵文化界索稿。这索稿自然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战火纷飞，友人知在何方？他致函知道详细地址的朋友，再由他们向其他朋友约稿，他相信，凭着自己的努力，从严要求与一大群作家的支持，他可以把副刊编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泼。
郁达夫是一个实干家，他不是那一种空头的理论家，他想念朋友，更依靠自己。他除接编《晨星》与《繁星》之外，又接编了《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周刊。除了编辑，郁达夫每天自己挥笔，写启事，写稿约，做杂文，发表随笔，写诗，写编辑者言，写书信，做论文。他每天还需要斟选、阅读大量的稿件，他发觉旧日的副刊作者并不活跃，质量并不高，他必须鼓动，并给予指导。他乍来新加坡，编辑《星洲日报》正是从文艺着手。在《希望于投稿诸君者》之后，作了《本报十周年纪念》、《接编文艺》、《南洋通俗文学与利用旧形式诸问题》、《文艺征稿简约》、《南洋文化的前途》、《编辑者言》、《再告投稿诸君》、《几个问题》、《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日本思想中心》等。也由于郁达夫真率的笔触激怒了新加坡的一些年轻人，《几个问题》发表之后，《南洋商报》的《狮声》使发表了耶鲁的《读郁达夫先生的<几个问题>》，以后齐兰、李频也有指责他“五腔生烟”的《关于郁达夫先生》，《狮声》编辑张楚琨更以《编者附言》、《传声筒》等对郁达夫发难，一时间《晨星》与《狮声》起了战火。
其实那完全是双方误会所引起的混战，这场混战持续了半个月，平空耗去了郁达夫不少时间。郁达夫对那种谩骂式的文字，开初还予以答复，之后便置之不理，终于笔战寿终正寝。其实，郁达夫遭遇的战火完全来自左的方面，甚至有人嘲笑郁达夫何以万里迢迢远涉重洋来到南洋，言下之意，他是做了一次逃兵。可一般的青年又怎么知道伤心人的伤心事呢？
郁达夫没有为这些人的挑衅所激怒，他依然心平气和，做他的编辑，读他的稿件，写他的文章。年过不惑的郁达夫毕竟不是上海滩上与郭沫若一起揭起创造社大旗时代的郁达夫了。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砺：二二年上海滩上与胡适、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二三年一些文人对他的无端攻击；二五年的三一八惨案前后武昌师大与黄侃者流的教训：
二七年初在上海因婚恋与创作受了那么多的责备；二八、二九年他遭遇后期创造社的谩骂与围攻；三。年后来自左联内部的责难；三二年三三年，那一年他不受到嘲笑？这些谩骂他、嘲笑他的人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后来的朋友，有的是他真正的敌人。甚至在他的福州、杭州、武汉时期，能够读懂他郁达夫的有几人？是非自有公论，只要经过时间的证明，郁达夫才是真正的人，像鲁迅那样真正了解他的人毕竟太少了！
郁达夫心平气和地写下去：《我对你们没有失望》、《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友人们的信息》、《一二八的当时》、《理智与情感》等，在那些文章中，郁达夫向南洋青年披露了自己与鲁迅的关系与自己对之的崇敬之情。他一一谈了自己与鲁迅、郭沫若、史沫特莱、鹿地亘、吴玉章等人的交情，并以此为自豪。他还向读者报告了许广平、茅盾、楼适夷、成仿吾i郭沫若等人最近情况，消除了那些读者心中的成见……
工作繁忙，还要面临着论争。郁达夫在二月七日，在《晨星》上发表《编辑启事》，为了让读者读到真正的文学副刊，决计停止发表关于论争的文章。郁达夫此时的心情并不好，他不能忘记许绍棣给他造成的耻辱。二月七日，他寄了四首诗给香港的文友陆丹林，陆氏那时正在香港主编《大风》，其中三首是这样的：
《前在槟城，偶成俚句，南洋诗友和者如云。近有所感，再叠前韵，重作三章，邮寄丹林，当知迩来的心境》
归去西湖梦里家，
衣冠憔悴客天涯。
沈园可有春消息？
忆煞桥边野草花。
纵移团扇面难遮，
曳尾泥涂计尚赊。
新得天随消遣去，
青泥梳剔濯连花。
投荒大似屈原游，
不是逍遥范蠡舟。
忍泪报君君莫笑，
新营生圹在星洲。
郁达夫新来乍到，除了上报社，写作，一家人出入相偕，依然谈笑风生。南洋风光，对于这个濒临解体的家庭是有吸引力的。偶有空闲，他也许与妻子一起到报社同人组织的小俱乐部去聊天，喝咖啡，打牌，每次来王映霞都在他的身边。夫妇间在外人看来依然是感情弥笃，形影不离，是极幸福的一对。
郁达夫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他写的诗有不少人唱和，那些文人雅客，哪里知道郁达夫此时的心境呢？国破、家危、母死、妻耻、兄弟儿女离散，都使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悲哀、痛恨，产生了一种毁灭感，诗言志，诗乃是诗人的心声！郁达夫此时的心境是他人所不能企及与料想得到的了。日本军阀对他造成的这场灾难、打击和危害是太大了，他把一切悲愤化为力量，挥笔册长文，矛头直指日本强盗、日本的战犯……
徐悲鸿从广西那边来了信，为了宣传抗战，他决定前来新加坡举办一次画展，展销他的作品，以收入投入抗战。郁达夫的心境被冲击不小，他想起当日的情况，上海滩的相遇，也想起徐悲鸿的妻子为张道藩所占有。王映霞居然为许绍棣做媒，为虎作伥，夺走徐悲鸿的女友孙多慈，而自己也为此人此事满面蒙羞！他痛恨国民政府中的那一批官僚，******、汪精卫、张道藩、许绍棣……之流，国民政府中人，发国难财者有之，胡作非为者有之，草菅人命者有之……。在他的心目中，自有另批高大的形象：******、吴玉章、郭沫若……，延安那边的共产党人更是不同，他从******夫妇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民族的希望，他称许******的伟大人格！
陆丹林将郁达夫寄给他的诗稿一一刊登在香港的《大风》上。作为一个编辑，他不断向郁达夫发出稿约。而郁达夫此时又确实忙得不可开交。作为一个编辑，他得看稿，看其他报刊，收听广播。作为一个众望所归的作家，他必须写各种形式的稿件。陆丹林的来信使郁达夫猛地想起一年多来他陆续写就的一束诗稿，他准备以此塞责。
要不要让这一束诗稿面世呢？郁达夫的心境是不平静的。这一束诗稿凝聚着作家一年多来的悲愤和哀愁，那束诗稿完全反映了郁达夫现在的心情。日本的野兽军人侵我大好河山，我半壁河山一片战火纷飞，夫妇离别，家破人亡，胆战心惊！那是杜甫诗中所言未尽的。现代人的痛苦只有现代人才最清楚！破国、毁家、亡母、离子、投荒，而妻子却红杏出墙，那是一幕幕无法抑制的血泪，郁达夫决定让最能反映他两年来生活的这一束诗刊出，这并非像有人说这是郁达夫强烈的发表欲，而是诗言志、舒愤懑！
诗歌刊出后对自己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将置妻子于何地？郁达夫并没有认真想过。如果想得那么多，这也就不成其为郁达夫了！他是一个作家，一名诗人，一个艺术家！有时一阵冲动就像暴发的洪水，可以把一切都冲得一干二净，他的心被那种痛苦、愤怒完全塞满了，他决计将这诗寄出，因为这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郁达夫把那一束诗誊写清楚，按上了总名：《毁家诗纪》。其中有诗一十九首，外加《贺新郎》词一首，共是二十首诗词。郁达夫还给每首诗作了详细的注解，将家丑外扬。他将这《诗纪》寄给《大风》旬刊，郁达夫要求陆丹林的仅仅是：“刊登之后，送我十本，另寄******、叶楚怆、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等人手一册，至于稿费，可以不要。”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郁达夫将这一束诗寄往香港。郁达夫也许根本没有想到，尽管他对妻子余情未了，但这诗歌的发表，竟是他们爱情的终结！
《毁家诗纪》，正是诗人毁家的最后一道催命符！诗人太直率、太自我暴露、太不顾妻子的面子，他亲手为他们夫妻郁王之恋扯去最后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大风》原原本本登载了郁达夫的诗词与注释。下面便是《大风》上登载的全部内容：
毁家诗纪
（诗十九首，词一首）
离家三日是元宵，
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
杜鹃声里过花朝。
原注：和映霞结稿十余年，两人日日厮混在一起，三千六百日中，从没有两个月以上的离别。自己亦以为是可以终老的夫妇，在旁人的眼里，觉得更是美满的良缘。生儿育女，除夭殇者不算外，已经有三个结晶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