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王映霞开始写她的第二封答辩书简。那是一封长长的书信。她写信给陆丹林，她诉述了她与他婚变的动机与实在情形，王映霞的回忆显然依然有些杂乱无章。她举列《日记九种》，指出当年“一个未成年的少女，是怎样被一个已婚的浪漫男人用诱和逼的双重手段来达到目的”，她攻击郁达夫是“兽心易变”，在他们婚后第三年，正当她身怀第三个的孩子，已有九足月时，这位自私的男人，在深夜中窃取家中仅有的银行中的五百元存折，偷跑到已分居多年的前妻身边去“同住多日”。她斥之为无耻，“等他住够了，玩够了，钱也花完了，于是写成一．篇《钓台的春昼》，一首‘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七律”，“得意洋洋地”逃回上海。她没有否认自己与许君的友情，同样也没有否认她自己与许绍棣通信的事实，但她说那仅仅是友情而已！这当然与王映霞四十多年后的《自传》大相径庭，她后来已略去与许绍棣的友情，而一笔带过了。王映霞同样申诉了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上的寻人启事和道歉启事的简略经过，也写了他对她“陷在湘西·危城中于不顾”，又说了他自己逃难途中连拍七八道电报给浙江省诸人，申述了星岛之行的初衷。王映霞把郁达夫所作所为加以痛斥：“这些反复无常的举动，是人还是兽，我至今还在怀疑，怀疑在我身边的是一只蒙了人皮的走兽。”王映霞口口声声痛骂郁达夫是“无赖文人”，因为此时她实在是悲愤之极……
陆丹林收到了王映霞的来信，立即航邮一封复信，表明他对他们夫妻俩的婚变事实“绝不袒护什么人”，“有文章尽管寄来发表”。王映霞在收到书信后，立即着手写她的《一封长信的开始——谨读（大风）卅期以后的呼声》，之后，她又写了另一封长信《请看事实——到新加坡的经过》。这两封信先后发表在四月十七日的三十四期与五月五日的三十六期上。
《一封长信的开始》是王映霞以******的形式写给“我还在敬佩着的浪漫文人”郁达夫的。长信长达两千多字，那是针对郁达夫的诗纪写的，但后来她的一位同学写了信来，劝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写完。
但这半封信也够郁达夫受的，个中之事，真真假假，谁知道？只有他与她清楚！她的长信是决心对郁达夫进行报复的。虽然她有过对不起丈夫的事，但作为一个丈夫，他负起了责任了么？郁达夫在夫妻之间从来不是以商量的口气，只会在报刊上骂人么？王映霞认为他不敢得罪别人，只会骂自己的妻子，以前是骂下堂妾、卷逃，现在他居然不顾信义，把在武汉所写的一切都忘记了。她觉得再不能这样过日子，婚姻现在只有走向解体，她觉得丈夫已无可留恋，只要一想到他，心里就恨。只是她离不开三个年幼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这三个儿子，老实说，她是忍无可忍了！她决心把郁达夫推给她的一切都还给他，她觉得在他的身边太没有安全感了！她要认真辩解……
她真想与他狠狠地吵一架。可吵架有什么用呢？她同样也不再愿意与郁达夫出双入对地出现在社交场合，这太难堪了。她觉得现在已经真正了解了他。在她的心目中，他的确是一个无赖文人，为了得到她，他是那样不顾一切，牺牲了前妻，对她实行欺骗，她也做出了太多的牺牲。为了他的事业，她放弃了升大学，放弃了事业，她只是为他筹措家事，生儿育女，让他放心写作。可如今他人心无良至此，一翻脸就如同陌路，她痛恨，只想大哭一场。她觉得他写文章道貌岸然，可骨子里太封建，过去的相处全不是真的，宛如一场噩梦！
王映霞这一次没有同他争吵，她彻底绝望了，她已决心离开他，好好离婚，但在离婚之前，她要向世人披露丈夫的一切。哀莫大于心死。
她对郁达夫已经无话可说，只有沉默，沉默也是女人的一件大武器。在郁达夫面前，她现在没有一丁点软弱，只有冷若冰霜。可在见不到他的时候，她只有流泪遐想，想她的母亲、兄弟和不在身边的两个儿子。她还必须隐瞒丈夫写的那******。表面上，她依旧是一个好妻子，照顾儿三餐，只是少了几分热情，她现在只想向丈夫索回护照，按照新加坡的法律，要回到中国，必须有他们来星时的护照，鉴发新护照。
她是流着眼泪写给丈夫的******与给陆丹林的另一封长信《请看事实》，只能在暗中书写。
郁达夫已经觉察到不妙，只是他知道这一次又是他自己闯的祸，一种报复的快意早已成为过去。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现实。虽然在他的《毁家诗纪》中，痛骂的并不是自己的妻子，但桩桩件件，人何以堪？那些只有他们夫妻知道的隐私，是可以暴露的么？处妻子于何处？他痛恨那个禽兽不如的“朋友”，可他首先伤害的却是他视若灵魂的爱妻。
郁达夫现在心里还是爱着他的妻子王映霞，对他还是那样留恋，但他一做起事来就顾此失彼，伤害了妻子那最隐密的心。他这一次也希望与过去一样可以成功地过去，一九三一年他们的婚恋不是面临过一场考验么？一纸版权赠与书解决了问题；武汉翻脸，他们具结了协议书，涉险过关；这一次他也希望，过错并不全在于我，依然可以过关……
这一次他估计错了，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尊严不可侵犯——
郁达夫很忙，家事乱纷纷的同时，也正是国事不可收拾的时候。一月里，他听到汪精卫公开投敌，当时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可是后来竟成为事实，他痛恨这些为了一己之私，不顾民族大义的千古罪人！他在《第二期抗战成果》中痛斥那个教育厅长卖官融爵，占有良家妇女与女学生；痛骂汪逆叛国。他没有丢掉手头的工作，依然在写他的作品，编辑抗日救亡的副刊。他差不多每周都有几篇自己的作品。形势、文艺、短论，回忆无所不至。他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文章，如《日本的议会政治》、《日本的赌博》、《在警报声里》、《空袭闲谈》、《略谈抗战八股》、《关于抗战八股问题》、《谈轰炸》、《苏联与日本》、《再送回国服务的机工同志》，就是《报告文学》、《“雷雨”的演出》、《杂谈近事》、《和从哪里讲起》等一些艺术评论、论文、政论，无不大谈抗战。郁达夫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婚变而困惑。在他的心目中，早已将家庭小义抛诸脑后，吕端办事不糊涂，他把救国大义摆在第一位……
新加坡、马来亚一带拥有四百万华侨，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这些背井离乡的华人华裔对拯救祖国报效国家产生了极大的热情。郁达夫深为这些侨居南洋的爱国同胞所感动，这里不仅有陈嘉庚一样的赤心报国的华侨巨子，更有成千上万的爱国同胞。他们有的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奔赴祖国报效国家；有的虽然由于战争的影响，橡胶与锡矿业不景气，但侨胞踊跃捐款，募捐难民的义卖义演，一次就可以捐到成千上万的新加坡币。这主要是由于侨领的作用，和南洋各大报的宣传之结果。郁达夫把这些消息写给朋友，他本人也受到极大的鼓舞。
郁达夫作为一个知名作家，他对这些捐款、义卖义演总是报以巨大的热情。徐悲鸿来新加坡办画展，郁达夫不仅予以帮助，而且在报上写文章予以鼓吹，宣传他的爱国热情与义卖活动。曹禺的《雷雨》、华汉的《前夜》来星岛演出，郁达夫也写了最好的剧评。他不仅报告重庆文协的近况，而且写作随笔《捐助文协的事情》，号召南洋文艺界捐款支持文协，号召《晨星》投稿者把稿酬的一部分或全部捐文协，支援抗战……。
他提倡艺术上的宽容，反对以宗派观念来扰乱大局。但是他在《艺术上的宽容》一文中指出：限度是有的，对于那些破坏统一，危害团结，因之促使国亡种灭的那些言论文辞，那些汉奸文艺，则不可宽容。他反对抗战的八股，肯定抗战文学，要求作者紧紧把握生活……
王映霞这个时候不能忍受，她只是怨恨丈夫，她不能理解丈夫的崇高事业，从而绝对不能宽容她的丈夫。
四月十七日，在《大风》旬刊第三十四期上，陆丹林果然刊出了王映霞的《一封长信的开始》，从而使郁王婚变趋于顶点。我们不能不说王映霞的这封长信很有分量。写给丈夫的这封******，比起以前的两封信来平和得多了，但这封信也使他们的争吵、冷战升了级。王映霞从一个爱面子、不想家丑外扬的女子到了要把事实公诸于众的做法，不能不说这是郁达夫教育的结果。不过她接受了重庆那个女友的来信忠告，作了某种程度的忍耐，但是她还是把自己的辩解公之于众……
王映霞在她的长信中，充分显示了她要强的个性，她一改端庄、不说闲话的秉性，予以还击。她写道：
“我的个性是坚强的，并不像你一样在人前无话不说，随处颠倒黑白，夸扬你自己的荣誉。用了你那三寸不烂之舌，到处宣传你是怎样爱我，你的爱又是怎样的伟大，而我又是怎样上了别人的当，被别人玩弄了。这样还嫌不足，更凭着你那巧妙的笔尖，选择了字典中最下流、最卑贱的字句，把它联成诗词，再联成千古不朽的洋洋大文，好使一切的同情与怜悯，都倾向于你，怀疑、怨恨与羞辱的眼光，都射向我身上来。
这样，你的目的达到了，你快活了，你成功了，你似乎已得着了与革命成功一样的荣耀，一样的与世人有益。
我倒并不这么想，没有那么的被人愚弄、受人挑唆。一方面，已在口头上、文字上辱骂与攻击我；而另一方面又在拼命的宣传你对我的情感是如何好，如何的坚持到底，总要说到与你的大文中相符合。你的这种手段、这种阴谋与刻薄的手段，世人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的，然事实却很单纯，你不过想把世界上所有每一篇小说中的坏女人都比成了我，而那些又值得怜恤的男人，却都是你自己。这与你在武汉时你千求百顺的骗我到湘西，用七八次急电催我到福州，到福州后又诱我南来，与南来你的变态，你的更甚的精神上的虐待，都在为你证明了你的用心，证明了你在国内不敢胡言乱语的原因。当然我也晓得你的苦衷，你各处的悔过书写得太多的苦衷……”
当然，王映霞绝不是一个坏女人，在这乱世之中，她承担起一个现代女性的责任。当一个弱女子陷在湘西的危城汉寿中，孤立无援，一筹莫展的时候；当她带领一家老少冲出长沙大火的时候；当她遗失行李，辗转于湘、赣、浙道上，为家人添置冬衣的时候，谁不认为她是一个坚强且值得敬佩的女性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郁达夫似乎不应该那样苛求。何况作为一个不朽的作家与文学大师的郁达夫，却并称不上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与父亲，他何曾料想到妻子的孤苦？他此时，就像卢梭把自己的孩子统统丢人育儿院，何曾有真正的负责感？此时此际，才真有战乱夫妻百事哀之感。
在妻子看来，郁达夫太过分了。即使她有什么不是之处，夫妻协议上不是有捐弃前嫌，把一切都算做过去了么？在她看来，在这种环境中，她叫天不应，入地无门，她是一个真正的受欺凌，受迫害的女性。在这封信里，王映霞并没有失去她对夫妻最后和好的希望，她接下去写道：
“我呢？我又为什么那样的愿意受你的欺凌而不自觉？难道真的犯了天大的罪了么？实实在在，我还是在为着这三个无辜的孩子，与想实践十二年前我答应你结婚时的决心啊！为着不愿你的声名狼籍，才勉强再来维持这一个家的残局，总不惜处处都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克服自己，把你的一切丑行都掩没了下去，想使它沉入遗亡的海底，这些都是我屡次想写而终于没有把它写成的主因。
可见好人难做，而你又是一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天下又哪能有不散的筵席，不醒的噩梦呢？到了最后，到了真正忍受不下去的时候，自然我也顾不了许多，要把你的恶德，把你那一颗蒙了人皮的兽心，详详细细地展开在民众面前了，至于世人的罪我惜我，我还能够顾得到么？
……”
尽管王映霞对郁达夫的所为痛入骨髓，但她还是没有把事情做绝，还是笔下留情。他们毕竟曾经相爱了十二年，一夜夫妻百日恩哪！她当然知道郁达夫仍然爱她，可这种又扯她面子又口口声声爱她的方式使她实在受不了。在这妇女日益解放的时代，难道女性还要蒙受那种牺牲么？她不会承受那种旧式女人逆来顺受的方式，她也是一个知识女性，何况在她的面前，孙荃不是一种前车之鉴？王映霞怨恨郁达夫刻薄的笔触，她受不了那种夸张、刻薄而且毫无情义的披露，她只想哭，但是她又怒火中烧，压抑着她的泪水。朋友来信的规劝，对孩子的牵挂，还有，她太熟悉丈夫了，那也许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丈夫的心里依然有她的位置，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十多年的磨练，使她处处为丈夫孩子着想，她也知道丈夫还离不开她，可是一肚子怨气又无法发泄。作为一个成熟的女性，她知道丈夫对她的痛骂，尽情攻击，却始终也没有说出分离两字，而她又何尝真的想离婚？她知道人生中只有这结婚与离婚不能太草率。以前结婚，她现在有些后悔，太草率了，而这离婚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又何能太草草？王映霞想得很多很多。她觉得当年自己也称得上是一个大家闺秀，也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完全可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青年结成终生佳偶。而如今，她总是觉得不安全，她原来是可以成为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贤良的母亲，而如今，为丈夫所欺凌，里外不是人！她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