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曾经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将郁飞向谁托养呢？他想起了郭沫若，想起了沈从文，但郭沫若生活也极不安定，沈从文在此时生活也极不容易，他在联大的薪水非常有限！在国内他有那么多的朋友，不知托付给谁才好！托给他的母亲王映霞吗？郁达夫是绝对不愿意的，她的收入也太少了。他想到的最后一个朋友就是陈仪，福建省政府主席，此时正在重庆行政院担任秘书长。
郁达夫当然是托对了，陈仪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也有这个经济能力。刚好这是新加坡最后返回大陆的航班。同行的有《星洲日报》的徐君濂，尤君浩的夫人卢蕴伯。在机场上，郁达夫仅仅取出一张名片，写了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大意是准备献身于抗战事业，要陈公洽主席予以照应。那年郁飞仅仅十四岁。
陈仪没有辜负郁达夫的嘱托，他让自己的女儿陈文瑛照料郁飞的生活，陈仪父女对郁飞情愈骨肉。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托孤的分量。郁飞先后进入重庆的南开中学，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进入上海中学读书。当郁达夫身殉海外的消息传来时的一九四八年，陈仪将军刚好任浙江省主席，郁飞得已进入浙江大学读书，郁达夫托孤得人，这是后话——
走了！都走了！朋友，儿子，情人！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郁达夫既已决心以身殉国，以身殉抗战事业，他留了下来，当他返回工作团时，王任叔他们都极为惊讶，他还以为郁达夫也走了呢！
日寇山下奉文部队此时完全攻占了马来半岛，被日本帝国誉为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部队在一月三十日，已经推进到新加坡柔佛海峡的对面。
一月三十日，新加坡开始了溃退。英国的妇孺早已全部预先撤退。
国民党代表郑介民早已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坐飞机到巴城去了。英督府曾接到******的电报，要他们协助领事馆官员与特派员安全回国，而对于侨领与星华文化工作者则不着一字，他们早已被当局抛弃了。
一月三十一日，柔佛通新加坡的大桥已自动炸毁，新加坡已真正成为一座孤岛。在新加坡终夜大炮轰隆声不绝于耳，那是英军大炮炸毁自己的建筑。二月一日，军港内尚存的十个贮藏罐放火烧毁，浓烟滚滚。可就在这一天上午，英政府当局发给民众一千支枪，每人要抗援会发给四角起身费。陈嘉庚非常恼怒，英国军队尚有五七万之众，何以要这一千余人就死地？英当局到了这一天才要发三千支枪给地方武装，将不知有多少新加坡人再付牺牲。陈喜庚本可以提前离开新加坡，但他不似英坡当局与国民党人出尔反尔，他是个言重如山的人，决不至于提前抛弃侨领与星华文化人逃跑。在一月三十日，他曾经向英政府坡督当局的公安局约订，必要时抗敌会诸侨领，二十余人须发给介绍证书，往荷印方面避难，到了一月三十一日已经领出，立即分发予诸人，其中就有郁达夫的一份。陈嘉庚很清楚，这批侨领与抗敌会的负责人一旦留在新加坡，不是死亡，定然被敌人威逼利用。因为坡督方面的行动，使陈嘉庚明白，坡督绝对无意死守新加坡，陈嘉庚前往新加坡坡督面前陈辞，可其坡督只有勉强解释而不甚明了，抗敌后援会的人都已明白，新加坡乃是最后一战，其要塞立即就要放弃……
这些侨领、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必须立即撤离新加坡，大家都已明白，时间刻不容缓！陈嘉庚在二月二日的夜间交代了后事，来不及转告家人，即匆匆起程。这位手中曾握五十亿援华巨款的南侨巨子，身上仅仅带上新加坡币二千元，与抗委会部分成员逃出新加坡。陈嘉庚心里最清楚不过，他不能回到大陆，国民党人是绝不容许他立足的。******只有需要他的赈灾款时才看重他，他与这些星华文化人一起都被蒋氏政权抛弃了。他已经同这些星马文人一样的命运，只有先避难苏门答腊，然后设法转道爪哇，转赴澳洲或印度……
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等一批文化人在新加坡沦陷的前夕，向中国领事馆备办回国护照，可领馆方面说是奉中央命令，对某些“文化人”
不准许发给护照，而郁达夫、胡愈之等人的名字赫然就在其中。中国最高当局电文只要求当局协助使馆及军事代表团的安全得到保证。这些蒙难者都知道，他们为******集团抛弃了。救国有罪，他们是知道的，五年前发生在上海的“七君子事件”不是前车可鉴么？为此胡愈之、郁达夫他们先后向驻坡领事高凌伯、海外部代表叶公超交涉，请其向中央问个明白，是不是已经将他们的国籍开除，不然断没有对一个中国人停发护照的理由。到了最后，他们的护照由领事馆送来了。有了护照之后，他们到苏门答腊还得经过荷兰驻星领事馆的签证。但是荷兰人已经走了，这些文化人不管，如果留下来，他们势必成为日寇屠刀下的牺牲品。到了苏门答腊登岸时再去办交涉。
陈嘉庚是二月三日的早晨离开新加坡的，可以说是落荒而走。如果不是当局发枪给华侨，他也不至于那么急，因为以前坡督对华侨是严格禁止枪支的，可现在居然发枪，足以说明时局险恶万分，他仅仅与抗委会的刘贵贱、刘玉水、隐永义四人坐了一条小火轮突出战火中的新加坡。陈嘉庚先生后来在苏门答腊登陆，再由苏岛流亡到爪哇，避匿到泗水附近的一个小地方三年多，一直到了战争结束，才返回新加坡——
陈嘉庚侨领匆忙离开新加坡，参加文化抗委会的文化界朋友是知道的。二月三日，王任叔就与郁达夫相遇天中咨鲁路二十四号前面的街上，郁达夫纵然一向镇定自若，此时也已心慌了，他对王任叔说：
“不行的，任叔，我们不能就这样呆着，大家谈一谈，上愈之家去要相商怎样出走才是啊！”
王任叔记得，那一天郁达夫穿着的是一件蓝色直条子的白花布睡衫，瘦骨棱棱的身子，一脸哀愁。
能不愁吗？儿子总算送走，此时也许早已到达重庆；心爱的人儿走了，此时早已到达巴城。而这可恶的日本鬼子、日本法西斯又已经打到新加坡了。
他们到达胡愈之家里，抗委会的同人们几乎不约而同都来到这里，他们开了个临时会议，商议现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认为英国既没有死守新加坡的决心，留在这围城中，白白牺牲，毫无意义，所以决定雇小船渡海，撤退到苏门答腊再做打算。小船是抗委会的刘武丹先生事先雇定，留给文化界撤退用的。这时新加坡所有船只早已管制起来，而这只小船仅仅是一只破旧的小电船，它是由舢板临时改装起来的，这也许正是从新加坡逃出来的最后一只难民船，因为不久，日本的舰艇与飞机就包围了新加坡，封锁了马六甲海峡！
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的清晨，正值中国春节之际，这只难民船载着二十八个男女老少难民，悄悄地从新加坡起身。船上除了胡愈之夫妇与郁达夫之外，有抗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唐伯涛和邵宗汉先生，宣传工作人员王任叔、张楚琨、王纪元、汪金丁、郑楚云、蔡高岗、刘道南、高云览、陈仲达、刘岩诸位先生，还有陈嘉庚先生的秘书李铁民、李振殿等。李振殿三日才接到陈嘉庚转交的印章、支票等，他是抗委会的财政。
郁达夫可怜兮兮的，明知新加坡难守，可是逃难又不能带走他的任何生活用品。他将三年来辛辛苦苦重新购置起来的书籍又一次丢在战火中了。当年他在杭州拥有房子与五万册藏书，以及若干书画，不是已经丢失在杭州了么？这一次是第二次了，他将一切书稿统统丢在新加坡了。随身只带了两个小皮箱，一个星期之前，他把一屋子的书都送给了朋友，只有两册书没有送，那是他的朋友林语堂特别寄来的，要他翻译的《瞬息京华》批注本和他已经译出的手稿，他决心方便时，再将它译出，完成朋友的嘱托……
这该死、可诅咒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哟！
小电船刚刚驶出新加坡的港口，敌人的大编队轰炸机已经袭来，新加坡市响着凄厉的警报声与爆炸声。这些逃难的人们都隐约听到那战争的嚣声，突然一架敌机掠过小电船的上空，晨风中可以看到机身上的膏药旗符号，也许是这飞机急于去屠杀新加坡的平民，也许是这小电船太小了，侥幸没有成为敌机的目标。这只小电船就这样侥幸地穿过炮火与飞机交织的海面。一小时后，他们遥望新加坡，只见三缕浓烟直冒向天空，不消说，那是嚣张的小日本再次袭击一个知名的城市，这个东方的“直布罗陀”，这世界明珠了。
一小时后他们终于离开了危险区域，大家心里默默无言，心中都在默念着：
“新加坡啊，什么时候才能与你再见呢？”
在小船上，郁达夫写下了流亡后的第一首诗，那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哟！那诗达夫随手给了它一个标题：《星洲既陷，厄苏岛困孤舟中，赋此明志》
伤乱见行役，西来又一关。
偶传如梦令，低唱念家山。
海阔回潮缓，风微夕照闲。
愿随南雁侣，从此赋刀环。
郁达夫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战乱，是旧日的家山，是逃难的惊险，还有不久前离群的李维小姐！
二月四日的傍晚，小电船终于驶抵离新加坡最近的一个荷属小岛巴马吉里汶。即将上岛时，荷兰的官员竟将他们误作是日军的登陆艇，向他们开枪示威。误会消除之后，他们侥幸被允许登陆。但是，除了唐伯涛有经荷兰领事馆取得合法手续外，大多数人都是标准的难民，是没有这一手续的。所以他们被扣留在岛上两天，直到二月六日晚间，才驶抵另一个小岛萨拉班让。刘武丹一家和沈兹九等人已经先一天在那里等候他们。二月七日，大家商量此后的行动方向，然后决定，由郁达夫、胡愈之、唐伯涛、王纪元、邵宗汉、沈兹九、张绿漪七人率先出发，经苏门答腊大陆，再设法去爪哇，他们估计，新加坡虽不能守，联军撤离到爪哇，至少应当可以坚守数月。他们打算先去爪哇，再在爪哇找到船，或者可以绕道回国……
萨拉班让是千岛之国中的一个小岛，换一句话说，就是岛上的官员级别不高，他们要去爪哇，这里的官员做不得主，他们将这些流亡者送到另一个海岛——望嘉丽。二月九日，他们到达这一个岛屿后，由当地的商会会长吴先生招待，住进华商俱乐部。他们去见当地荷兰籍的分州长，要求准许他们去爪哇。分州长说要打电报向巴城（今雅加达，荷印首都）请示。于是将这一群流亡者的履历表抄去，向巴城请示。
郁达夫的心里很急，他满以为不久就可以到达巴城的，那里有他最亲爱的情人，那是他的新的生命与希望。他相信荷兰既然是抗日的盟国，这一点人道主义是应该有的，可是他完全想错了。
他们天天去州政府催问回电。第五天，荷兰官员说回电来了，政府不答应他们去爪哇，他们只好暂留岛上。本来这块殖民地上的荷兰官员是严格限制华侨文化界人士入境的，可现在中国与荷兰同是同盟国，而且他们又是难民，理应有一点人道主义的。可荷兰政府官员依然不给他们自由。只有唐伯涛一个人，因为获得了签证，所以荷兰官员对他特别通融，准许前进，于是他一个人出发，由苏门答腊内地转入巴东港，后来在巴东搭上英国的军舰经印度回国了。
只剩下六个人，他们留在望嘉丽，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又是气愤，又是焦急。每天他们在马六甲的海岸上听到对岸传来隆隆的炮声，那是联军与日寇在作战，炮声一天比一天紧了，每天他们从收音机中听着各方面的战讯，消息是一天比一天坏……
王任叔那一群人呢？那时还在萨拉班让小岛上，在那里离群索居，语言不通，他们在那小岛上离群了六个月，与郁达夫他们断绝了音书半年以上……
二月十五日傍晚后，在望嘉丽岛再也听不到对岸的炮声。他们一行已知不妙，到了深夜，他们从爪哇联军的广播中，听到联军电台的广播，宣布新加坡要塞失守，英军中将帕西巴尔将军率七万守军投降——
这真是英国人的羞耻，中国人在长达十年的对日抗战中，可没有听说有整个军团数万人集体投降的纪录。而堂堂的西方列强法国、英国却有大部队集体投降的“光荣”纪录！
日军又攻下了一座名城，他们是如何猖狂哟！攻入星岛后，他们实行了检证制度，屠杀了一万多名手无寸铁的新加坡居民，而且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
郁达夫、胡愈之他们一晚不能入睡，新加坡既已失陷，离这新加坡仅仅一水之隔的望嘉丽，就成了危险之区了。敌人随时可以在此登陆，翌日他们见到了荷兰的分州长，那个分州长正在慌张地整理行装，准备逃跑，一见到这一群难民就说：
“现在你们的行动不受限制了，你们随便去哪里都可以。”
这批流亡者，目瞪口呆。这些荷兰人也真不是东西，数日前到苏岛内地还有汽船，可荷兰人就是不放他们走。现在一切交通工具都被荷兰人扣留了，有什么方法再往前走？
望嘉丽与苏门答腊相隔着一条比柔佛海峡宽得多的海峡，如果有汽船或者其他船的话算不了什么，可是如今这一批流亡者纵然有天大本事，如何横跨这条天然屏障？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里有一个华侨，是个热心人，他知道这些人都是来自新加坡的文化人，伸出了同胞之手。他叫陈仲培，目前住在望嘉丽对岸一个叫做保东的小村子里，他是一家电船公司的经理，有一只电船往来于保东与望嘉丽之间。前几天，他来看望这些同胞，说如果没有地方去，可以暂时到他家里避避风头。这些流浪者在此时又有什么地方可去？当天就决定搭电船到达保东村，再做进一步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