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他是千面老人，任何人无法真正地理解他。但他又是无比公正的。积淀的历史，对时代，对社会，对人们作出公平的评价。历史把一些曾经飞扬跋扈的丑类钉上了耻辱柱，而还真金美玉于本来面目。但这有赖于岁月的印证，有赖于时间的梳洗——
我们究竟能说些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一日千里的国度里，新的东西太多了，仿佛郁达夫被忘记了。诗人之死当然比不得那些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经济人物之死，虽然郁达夫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勤奋的作家，但这又有什么呢？在中国一向是学而优则仕，一向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姓名书锦轴，朱紫佐朝廷”，只有为官作宦，为帝王师才名留青史的，郁达夫是什么人？无疑他是个爱国者，是个作家，但他非常不得意。作为国民党政府，把他当做是危险人物，把他看成比共产党还要可怕的人物，禁书，通缉，甚至在一个国民党政客的毒害下家破人亡。可在****看来呢？郁达夫当然不行。他在创造社紧要关头，北上北平教书，使一期创造社无形解体；在四·一二政变前后，他不该写出《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广州事情》，甚至不该一气出走创造社；在左联，他应该像学生一样拿着标语牌游行，参加飞行集会，他不该与徐志摩等好友来往，他不该以作家自居，说什么“我是作家，我不是一个战士”，甚至不该出走南洋——，郁达夫什么都不是，人家是左右逢源，而郁达夫却动辄得咎……
也许从郁达夫的研究资料上最可以说明郁达夫在中国文坛上的兴衰了。郁达夫自从一九二一年步入文坛，在一九二二年就卷入文坛的旋涡中心，论战、评论、创作使郁达夫崭露头角，一九二三年与一九二四年，郁达夫因为在创造社的创作与大胆的直白，使文化界嘱目，给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与京派的老气横秋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有一个爱国的主题，这是以前的作品中所不多的。一九二五年与一九二六年，郁达夫的创作，似乎进入了一个低潮，他夹在纠缠不清的争斗之中。到了郁达夫与成仿吾、郭沫若同赴广州，接着受命回沪整顿创造社，郁达夫更成了真正的大师，而且思想迅速****，郁达夫不仅在中国文坛备受注目，而且迅速影响到日本，在日本获得很大的名声，郁达夫此时还受到政变后国民党的要人的威胁。到了一九二八年，郁达夫更是成了国内外报刊的推崇的知名作家。上海、北京的《文化批判》、《创造月刊》、《时事新报》、《文学周报》、《申报》、《流沙》、《开明》、《长夜》、《真善美》、《文艺生活》、《奔流》、《苦茶》等报刊争相登载有关他的评论、行踪、新闻，郁达夫不仅因为他勤于创作，编写了当代他个人最多的作品和文集，而且他也是个在政治上、创作上有争议的作家，更因为他的这一切名震中国文坛。试问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两年中，在这非常时期，有几位作家在中国的文坛上发出如此璀璨的星光呢？郁达夫这时的名声还影响到新加坡，灵谷在新加坡《南洋时报》上刊载了《郁达夫小说》，这可不是郁达夫十年后到新加坡的时候啊。而且，这时他的为人还被介绍到大连——一个被日本人强行霸占的租界上的《满蒙》刊物上。郁达夫这时响亮的名字已经与伟大的鲁迅齐名。无论在创造社、新月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还有各地大大小小的书店、报刊，谁不认识中国有一位达夫先生呢？达夫使“洛阳纸贵”！郁达夫成了文坛的明星！当然，这时的郁达夫也遭到攻汗，世界上越出名的人就越被一些小人攻讦，只有无名的死人才不会受到攻击，郁达夫屡屡受到攻击，正说明他太重要了，太炫目了，使他的敌人刺目、感冒、嫉妒——，在一九二七和二八年这个国共分家的历史关头，郁达夫显示了一个文学艺术家的良知，一个国人的赤子之心，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忧虑。郁达夫痛恨军阀割据，痛恨帝国主义的入侵，痛恨******的倒行逆施，把一个大有希望的中国带入血海灾难之中。能够勇敢面对这一屠杀的是郁达夫，在郁达夫不太长的历史中，使他自己成为熠熠生辉的雕塑，郁达夫比任何战士更勇敢！郁达夫比那些轻举妄动的人更策略，他始终知道自己的使命，他是作家而不是军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盲目的军人太多了，而有良知的作家可并不太多啊！在中国的历史上谁能真正否认他的存在？
啊，郁达夫——
从一九二七年中走了出来，郁达夫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他有了一个贤惠、漂亮、年轻的妻子——王映霞，她那时是郁达夫真正的内助，这并不因为她后来背叛了郁达夫，与郁达夫分手离异而否定。王映霞本来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她的存在、她的价值。但此时的王映霞毅然接受郁达夫火辣辣的追求，把自己的一切——事业、青春都献给了不朽的郁达夫。王映霞照顾郁达夫的身体，禁止他过分的酗酒，王映霞不能允许他的敌人过分的压迫他，为了保证郁达夫的身体健康，她差不多成了他的专职护士，是她协助郁达夫在历史上有一个辉煌的十年。
作为郁达夫的第二任妻子，在郁达夫的一生中有无法否定与代替的地位与作用。郁达夫从一九二七年开始，他有了一个终生不渝的文坛朋友——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一生与人斗、与天斗、与统治阶级斗、与一切恶势力斗……，但他却与郁达夫始终不渝抱着朋友的真诚与信任，他们频繁往来，他们一起喝酒、做诗，彼此相互尊重、爱护，甚至担心，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襟怀坦白的朋友之交，当郁达夫一再受到攻击时，鲁迅先生挺身而出，撰文为之辩护，当左联提出对郁达夫不信任时，是鲁迅先生力排众议，举荐与保护这位颇有争议的朋友。而当鲁迅先生受到他人攻击时，郁达夫又何尝不认真相帮呢？
而当“一二八”的炮火硝烟尚在弥漫时，是郁达夫在报上寻找鲁迅先生。
是他写出了“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最高赞颂。在鲁迅先生与北新老板以及林语堂的冲突中，他成了最佳的调解人。他们之间体现了真诚的友爱。鲁迅先生在他一生中不太多的诗句中，有一首最重要的律诗，那是《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那是他专为郁达夫夫妇所作手书，并为郁达夫夫妇珍藏在风雨茅庐中。“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郁达夫受到先生最大的关心，他们的友谊又何止一般呢？那是真正的关心。鲁迅的《自嘲》有一联名震千古：‘‘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首一诗可也是郁达夫为柳亚子先生所求，由鲁迅先生写成。鲁迅先生在他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为柳亚子写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
郁达夫与鲁迅先生的交往何其深厚也！以至郁王夫妇迁居杭州之后，经常返沪与鲁迅见面，即使是先生病中，两人还相约一起去岚山看红叶。啊，不须再说了，大家也知道这一对伟大的文学家是如何的情深意厚！
鲁迅与郁达夫的创作风格迥异，志趣毫无相似之处，何以他们始终不渝，至死无半点怨言龃龉呢？这只说明了他们人格的伟大与崇高，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样出身于不同的文学社团，诞辰时刻又不在一个档次上，而交往如此之密切，创作又如此之多的作家并不多见，他们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并耀的巨星……
不须说，郁达夫在一九二九年开始，他的思想更为****，他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但他又是太容易遭人误解的作家。即使是左联内部，对他也是不能相容的。当年参加左联，并攻击郁达夫的一些朋友、同事，如今都为自己曾有过的幼稚、心胸狭窄、****盲动而在回忆文章中自我批评，但郁达夫在离开左联的前后一如既往地为帮助朋友，拯救白色恐怖中的作家做出了一系列他人所无法做的工作。在这方面，郁达夫是无可指责的。郁达夫始终襟怀坦白，而且是始终激进的。这一阶段郁达夫的思想大大转变，动手写了最为优美、隽永的散文小品，在作品中，他大概是那种最少宗派、门户之见，令人赏心悦目，又对统治当局毫无妥协的作家之一。
要知道，在左联时期，虽然政府当局拼命封杀，但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学术最为宽松，学术研究相当开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坛上左中右并存。有人向当局示好，出卖灵魂，依靠出卖友人在政府那里当一个委员，分一杯羹汤；有人害怕白色恐怖，弃离了革命阵营，去写闲适小品，钻进了象牙之塔；有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写出一些反抗、血腥的文字，但那显然又缺乏应有的艺术品质；一部分有良心的作家朋友都放弃了笔杆投身海外或者落荒而走。总之，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历史的滔滔巨浪面前，虽然出现了中流砥柱，但大部分是随波逐流而已。郁达夫以自己的品格、才情、情操，显示了他是左联时期的中流砥柱之一。
在现代文学史上那一排闪光、彩色的雕塑中，有一批文坛巨人：鲁迅、茅盾、郁达夫——
郁达夫在抗战之前，已经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不朽名声。当然，那不是靠朋友的捧场，而是凭他的实力——作家的作品，作家的品格。郁达夫一面在他的辛勤耕耘中继续写他的郁达夫特色的小说，写出郁达夫特色的优美散文，写出令人信服的评论、闲适小品、游记、日记选。同样地，他尝试了翻译，以他丰富多彩的外国语知识，与自己的写作才能，译出许多耳目一新的外国小说、论文。而在这一段时间的旺盛创作使他成为中国文坛报刊追逐的对象。****和****的社团在出书中均提到郁达夫，为郁达夫作传，为郁达夫写花边新闻，为郁达夫的创作写评论。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就如一九三。年日本人山口慎一在《书香》一书中的《郁达夫的书》介绍郁达夫的书是客观的；郁达夫的朋友沈从文在《新月月刊》中的《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就把这两人的创作做了截然不同的区分，为郁达夫作品作了正名；而曾经是郁达夫的朋友与同人的王独清，最后堕落为托派，为人不齿的王独清在《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总账》中却对郁达夫实行了无端的恶毒攻击与谩骂。但郁达夫并不心动，他依然与最好的朋友往来，潜心于他自己的创作。在他的人生中，既与鲁迅先生、茅盾这样的作家始终不渝，也与徐志摩他们成了莫逆之交，与胡适这样的文人也保持着交往。在中国文坛上，文风蔚然，人格独立，又站在左翼前沿，与朋友永讲信用、义气的又能有几人呢？
请看看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在中国、日本对中国文坛郁达夫的评论，对他这时的影响也就可见一斑了：
《郁达夫的新作品》 1931.1.1《读书月刊》
《关于郁达夫的（迷羊）》 1931.1《书香》（日）大内隆雄
《论中国创作小说》 1931.4.30南京《文艺月刊》沈从文
《郁达夫论翻译与侠客》 1931.5.1上海《读书杂志》锡
《上海风土记》 1931.5上海时报社 （日）泽村幸雄
《郁达夫印象记》 1931.6.10《读书月刊》匡亚明
《中国文学杂记——关于郁达夫的作品》 1931.6日本《书香》二十六号大内隆雄
《时代的作家郁达夫》 1931.6大连《满蒙》大内隆雄
《郁达夫》 1931.6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当代中国名人录》樊荫南
《小家之伍》 1931.7上海《现代学生》一卷九期刘大杰
《达夫代表作》 1931.8.10上海《现代文学评论》陈文钊
《关于郁达夫》 1931.8.22上海《草野》邓铁
《冯大少爷迷羊记》 1931.10.12《上海画报》行云
《中华民中的现代文学》 1931.12日本新潮社《世界现状大观·中华民国篇》（日）榛原茂树
《郁达夫评论》（19篇） 1931.12上海现代书局初版素雅
《读（创造社）》 1932.1.15上海《洁茜》张资平
《西湖紫云洞的话》 1932.4日本《古东多万》（日）佐藤春夫
《现代中国的新文学思潮》 1932.5日本 （日）大岩高夫
《郁达夫论》（28篇） 1932.6上海光华书局初版贺玉波编
《文艺批评的底稿》（一） 1932.7上海《民众导报》侍桁 （收入《文学评论集》1934.4.10上海现代书局，改题为 《郁达夫先生作品的时代与意义》）
《她是一个弱女子》 1932.8上海《现代》
《郁达夫也有不“达”处》 1932.8.1上海《文艺之友》汪洋
《郁达夫、章衣萍与女人屁股》1932.8.10《上海报·文坛佳话》望尘生
《郁达夫自认堕落狗》 1932.9.10《上海报·文坛佳话》愚生
《郁达夫果是薄悻郎——与王映霞一段恋爱史》 1932.9.13《上海报·文坛佳话》愚生
《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 1932.9.15《洁茜》
《现代中国作家生活映画·郁达夫》 1932.9.19上海《大晚报·读书界》霹雳生
《创造十年》 1932.9.20上海现代书局初版郭沫若
《读郁达夫的（一个弱女子>》 1932.9.25上海《申江日报·海潮》刘大杰
《郁达夫“特种臭”神秘》 1932.10.15《上海报·文坛怪闻》九鼎
《读（读一个弱女子）》 1932.10.16上海《申江日报·海潮》赵景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