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七月，台北《畅流》半月刊社居然还推出一本著作《郁达夫与王映霞》，八月又在同名杂志上刊出《关于（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十个问题》，俨然是郁达夫问题的研究专家了。但刘心煌的研究恰恰是不公正的，文中主要是讥嘲、咒骂，津津乐道男女两性，走的正是苏雪林的一路。作为一个台湾作家，他近乎戏说一类，极不严肃，对郁达夫的爱国情操一笔带过，而津津有味地大写特写郁达夫的嫖妓、喜新厌旧，在郁达夫王映霞离婚与结婚，许绍棣插足等男女两性问题上做足文章。试想，如果郁达夫真的像刘氏笔下那么卑鄙，他的诗词，他的几百万字的文章、评论又如何产生呢？他戎马间关，生活贫困又作何解释？郁达夫有一个非常活络的脑袋，有很强的自尊心，做了那么多的事业，又岂仅仅以嫖妓、第一次婚变、第二次婚变所能解释？把郁达夫仅仅局限于狭邪、嫖妓、醇酒女人，局限于郁王之恋与交恶，这就显得太没有道理，未免过度。达夫传记固然不能忽视这些情节，而津津乐道人家的隐私i猜度人家的心理变态与忘恩负义，诋毁人家的人格，这当然有失传记的真实。更重要的是，郁达夫的思想是极端激进的，极端****的，他如何去写？郁达夫一生是极端仇视那个大独裁者，仇恨那个建立在血泊上的******政权的，他敢如实写吗？离开郁达夫的思想侈谈人家的传记，这就难免失真，难免苍白，缺乏真实性……
的确，港台也陆续发表过一些好作品、好评论，那是比较严肃、认真的，郁达夫的许多生活、佚事不断被发掘，不仅仅局限于郁王婚恋与婚变、第三次婚姻等等。应该说六十年代初，大陆中国是发表了一批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文章，主要是从郁达夫与鲁迅，郁达夫与创造社，郁达夫的创作道路等等，着眼于他的思想，显得公正、客观，与台湾明显走两个极端，两条路子。
应该说，香港与新加坡、日本是郁达夫研究的真正中心。当中国大陆因“**********”而使郁达夫研究断档时，这三个国家与地区却有大批真正严肃的郁达夫研究作品问世，他们将郁达夫的史料，视如拱璧。
香港曾出版了《郁达夫与王映霞（风雨伉俪记）》（孙伯刚著）、《诗人郁达夫》（电影文学剧本，颜开作）、《郁达夫诗抄》（陆丹林辑）、《郁达夫抗战论文集》等众多的郁达夫作品与研究文章，真正从郁达夫的真实角度去研究、挖掘。而日本，这个与郁达夫结下生死恩仇的不解之缘的国度，郁达夫研究从未止歇，不仅客观，而且公正，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章来研究、纪念这位才高八斗、命薄如斯的诗人，出了一批纪念、反省的研究集。曾谷道子的《日本留学时代的郁达夫——记八高东大同学的回忆》、小田岳夫的《郁达夫传——他的诗和爱及日本》，稻叶昭二的《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编的《郁达夫资料》及《补编》，铃木正夫编写的《郁达夫之死——浪漫主义者流亡的结局》，并经过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出《苏门答腊的郁达夫》，都是有关郁达夫研究的专著，一言以蔽之，公正客观，郁达夫的研究也比较成熟。
在新加坡呢？一九五八年的七月一日，新加坡南洋热带出版社初版了《郁达夫纪念集》，同年同社的《郁达夫的最后》、《郁达夫集外集》，外加关于郁达夫的作家作品，单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七年的二十年间，公开发表的评论、研究文章就有四十多篇（部）。而日本在这二十年间的这一类文章发表了六十多部（篇）。香港发表了四十多篇，几乎全都发表在中国的“**********”期间。台湾在同期发表了四十多部（篇），几乎全部发表在六十年代。郁达夫研究在中国大陆几乎陷于停顿的同时，海外的研究却成为一大热门，为国际所重视。
“**********”结束了。一个中国文化荒漠化的时期终于过去了。
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终于有了一个新的开端。何止中国文学研究呢？中国的任何领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开放了。科学无禁区，文学界出现前所未有的好势头。郁达夫，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现代文学大师，这位作家的生平，作家的作品，一下子成为人们热门的研究矿藏。郁达夫的研究开始“进口”，回归大陆。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大陆的郁达夫研究像雨后春笋一样，成为人们争先研究的话题，据不完全的统计，光是一九八一年一年间全国发表的关于郁达夫的研究文章竞达到八十多篇（部），一系列的信函、诗词从新发现，于是水到渠成，郁达夫的作品重新发表提上了日程。首先一九八一年的一月是郁达夫的故乡浙江出版了周艾文、于听的《郁达夫诗词抄》；继而是一九八二年的一月，由广州花城出版社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的十二卷本《郁达夫文集》开始推出；浙江文艺出版社之后又立即推出他的小说集、散文集、书信集、日记集、文艺论文集、诗词集、杂文集，之后也隆重推出《郁达夫全集》；郁达夫的各种选本、单行本，很快风行全国！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又有几个文艺出版社没有出郁达夫的作品呢？
有关郁达夫的作品竞相出版，到现在在中国的大学生与中学生之间，又有几个人不知道，在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中有过一个文学家郁达夫呢？
到现在为止，在我们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人发表了有关郁达夫的论文、论文集，谁也无法认真统计。我们只知道一九八二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两大册，在郁达夫遇难四十周年之际，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王自立、陈子善编选的大册厚重的《回忆郁达夫》，之后有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众说郁达夫》，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创造社资料》两大册。有关郁达夫的资料、评论，的确非常之多。有关郁达夫的传记也已多得很！评传、正传、别传、本传……，已有几十种之多！郁达夫得到亍他生前本来应有的名声。当然，现在的许多研究者并不够严肃，在他们的传记中津津有味的也是郁达夫的嫖妓，挖掘郁达夫的所谓变态、王映霞与许绍棣的如何偷情……，严重损害郁达夫及有关的人们完整的人格！他们为了可读性，不惜编造，歪曲，误导读者，遗患无穷。
岁月，历史，是最好的印证，郁达夫身丧印尼也已经整整五十多个年头了。一九九六年，是这位伟大的作家与诗人，这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诞辰一百周年，在北京、在杭州、在郁达夫的出生地富阳，都隆重地召开了纪念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这一名重一时的伟大作家的百年诞辰纪念会、座谈会，足以证明郁达夫的不朽。值得一提的是在郁达夫求学多年的八高校园中，在一九九八年夏天，一批日本友人在那里新建了一座《沉沦》纪念碑，以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文学家，热爱中国也热爱日本的诗人——
五十多年的历史，足以将那些红极一时，浮躁无聊的文人、编辑、记者、作家、诗人淘汰出局，使他们如过眼云烟。但不可能也不会将一个曾纵横驰骋中国文坛二十多年，影响过整整几代人的文坛大师，把一个曾经卓立文坛左翼、声威卓著的社团领袖淘汰出局。一个作家卓立文坛，依靠的是他的足以流芳的品格与作品。不因为时代的挫折，文人记者的吹捧、打压和褒贬而沉浮。郁达夫立于不败之地是靠他数百万字超越他人的小说、散文、小品、游记、书信、日记、文学评论以及精湛的旧体诗，还有他高尚的爱国情操，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高峰，成为中国与东方世界的文学大师，文坛的不朽者。他依靠自己的特异创作风格，为自己赢得身前与身后不朽的名声……
啊，在中国，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作家，爱国的郁达夫。他与他的同时代的伟大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巴金、林语堂．．…．等，在中国的文坛上永远有一席之地，永远放出异彩！
§§§第五章 愿中日世世友好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中国的历史正如她辽阔的幅员，高山大河，堆积深厚，历史悠久。七千年的历史烟雾，至今依然弥漫着中国，不要说那些层出不穷的神州传说，不必看那些如长江大河的浩如烟海的经集子史，只看看如今中国的考古发现，那些美仑美奂的历史遗物，那些古色古香的青铜、玉器、陶瓷、工艺品就够了。中国的文明历史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很古很古的远古……。日本的知识界不少人是知道中国古代存在过绚丽多彩的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滨文化……，他们更对中国的安阳甲骨文、青铜器，西周周原青铜器，秦始皇兵马俑，敦煌藏经，两汉的经史倍感兴趣……
日本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它的历史与它的太平洋大邻居相比，实在是一个不起眼的撮尔小国，太平洋东西两岸的国家太大了，中国、俄罗斯、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的地理形势有如日本的历史，平原不大，高山不高，河流短促。以至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对这个小小岛国兴趣一直不大，而这小小日本对这个力量强盛、幅员辽阔的天朝上国一直有着无限兴趣。因为中华民族差不多是日本的惟一近邻。
笔者曾经阅读过道光年间中国某家书坊刊刻的一幅九州中国的地图。这地图尽管不怎么准确，可大约是由于西方外国已经为中国测量过地图的原因，把中国的各省画得与现代中国地图相比，也可见端倪。
但惟独把小小的东方小邻居画得令人发笑。只在长江口不到百里之遥的海外画了一颗小小的马铃薯似的圆圈，上面标着“日本国”三字，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无知到如此，至今想起，确是令人扼腕。
但日本不同。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其藩属部分，常常提到日本，在隋唐，日本国常常派了遣隋使与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科技等。在宋、明、清，日本国经常遣使进贡，甚至要中国的皇帝给他封号，以此为荣。日本国的语言、宗教、伦理、服饰，深深地打上了东亚大国——中国的印记。日本国对中国的学习兴趣却要比中国对日本的兴趣大得多，当日本开始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时，中国早已经历了至少五千年的高度文明了。日本人袭用了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历史观点，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中国政治与经济结构、文学标准、美学观点，借鉴中国的古典文化。直到十九世纪，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文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文化的子孙，他们以能做汉诗，写汉字为荣。
而住在这小小岛国上的日本人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无足轻重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从蒙古高原上起家，征服过半个地球的忽必烈与他的兄弟皇帝曾经觊觎过这小小的岛国，派了南宋投降过来范文虎大将试图征服这个深不可测的小小岛国。可恰恰太平洋上来的台风过境，后续不继，大败而回。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泱泱大国，这里的人民爱和平，不喜欢战争。
常常几百年相安无大事。虽然也改朝换代，风云迭变，但中国人讲究孔夫子的那一套，极少以武制武，炎黄子孙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起来保家卫国。中国人的士大夫一向是以忠君爱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的。在东亚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中国人大多统一在一个帝王之下。
日本不一样，大约是出生在岛国，他们相对凶悍，他们的武士道精神充斥着每一个部落和个人。从明代中页开始，日本海盗屡屡侵袭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倭国的日本人，史书上叫倭奴。明代人民叫倭寇，在我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到处烧杀抢掠、打家劫舍、抢掠中国子女，给中国爱好和平的人们带来严重的威胁。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中国政府决心给这些倭寇狠狠打击，因此在浙江、福建一带曾涌现出像戚继光、俞大猷等一批抗倭名将，阮颚、樊献科等抗倭巡抚，狠狠打击了这些可恶的倭寇，把他们逐回海洋。一直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两国相安无事。
自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经过改革，日本登上帝国主义国家的轮船，这东洋小国拥有世界上十九世纪末登上发达国家之轮船的最后一张船票。
但日本进入发达国家之林是以牺牲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的国家命运，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日本与中国，两个东亚国家的百年恩仇，从而也就揭开了序幕。
当英国、法国等一系列现代文明武装起来的强盗，为了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不仅使用了坚船利炮，而且采用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光彩的行径——对中国倾销毒品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削弱中国的国力，掠夺中国的白银，强行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市场，订下不平等的城下之盟。
他们那种强盗行径大伤中国的元气，遭受中国政府与人民最大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