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新文学开始才三个年头的这一时刻，天安门前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上海的“六·三”运动才一年多的时候，郁达夫日益关心国家大事。痛定思痛，又恨自己无能为力，祖国牢牢铭记在他的心中。他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周围太聒噪，他羡慕唐宋隐士，或者说是更早的陶渊明和陶弘景。只可惜避世难以谋生，而自己十年潦倒，壮志满怀却只能是沉伴蠹虫而已。欲死，恐年高八十五岁的老祖母和母亲伤心。他不止一次地想跳进东京湾的滔滔大海！他倒是很少想及长兄，有时他太恨他，觉得他太严厉了一点，经济上又不肯接济，而学业上管得太多。
近来，他与沫若一样，为了创作，对家庭倒是看空多了，他对妻子孙荃有时觉得感情无多，有时甚至于觉得太陌生。他想得太多太多，他沉浸在酒吧之中，一醉解千愁！
.他近来全不以上学为念了！每天懒懒地起床，匆匆离开下宿，随即吃一点面包。看两页卢梭、契诃夫、屠格涅夫的书。他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全不以古诗为想，自从上面那八首诗作于二月，写成之后他再没有写过诗，而沉浸在小说之中。他们在那一次流产的会议之后，他已全力投入小说创作，抒发心中的感受。他非常奇怪他的处女作小说何以尚未发表！他已经写毕了他的得意之作《沉沦》，那是他自己内心的独白，是自己人内心的流露，对祖国关爱的宣泄，对于祖国之爱的海外赤子的呼喊！他并不想一举成名，只是心中藏着块垒，不说不快！而那正是他海外的忧郁。
《沉沦》写毕了，他细细地读了几遍，认真审核，他自己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他让老朋友张资平分享他的快乐。张资平读了他的作品，沉吟半晌，那强烈的抒情，呐喊，完全震慑了这位同志，张资平连声称赞：
“老郁，真有你的！”
张资平正在写小说《上帝的儿女们》，他把情节讲述给郁达夫听，郁达夫相当高兴，他的眼睛都亮起来，他为老同学的快捷、多产而兴奋。
寄到哪里去呢？郁达夫恨不得立即将稿件寄出去，一吐为快！他又无端地忧郁了！
不久，他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信中谈及成仿吾已经回到长沙，郁达夫的心里格登了一下，“办刊物泡汤了！”他这样想。他继续看下去，看到沫若编好了自己的《女神》与《茵梦湖》，赵南公答应他办一种纯文学的刊物《新晓》，叫他们尽快准备好稿子，他高兴得浑身发抖，恨不得跳起来为大声呼唤。他按下心中的喜悦，准备将这小说献给他们的《新晓》。
张资平、田寿昌当然也先后接到沫若的来信。在神田街书店里，他们一相遇便提议到酒吧去庆祝了一回，他们有幸到上野公园逛了一趟，三个人都十分高兴。
郁达夫最为高兴，他兴奋得就像个狂人。他睡不着觉，他正着手写另一篇在心中酝酿成熟了的小说《南迁》，那也是他自己一年前在东京湾的半岛上经历过的事，当时他在海岸边温泉里养病，遇到一个日本姑娘。那时他正在阅读《罗亭》，他有时觉得自己就像那个只有理论没有行动的可怜虫！在异国他乡他处处遭人白眼的痛苦，他觉得自己的痛苦与罗亭的遭遇没有什么区别，他着力写完了自己心爱的另一小说《南迁》，他就病倒了。他多么希望有一个爱他的人，一个姑娘安慰他啊。
他把功课都荒芜了，他染上了沉疴，他住进了东京的一家医院。
他有点凄凉，他是个有些神经质的人，又一次得了肺病。可他对他的朋友只能讲是得了胃病与肠炎。他有很多的朋友与同学。甚至因为他的英文讲得好，他与一位英国牧师成了忘年之交，常常有人来看他。
可郁达夫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平时他仿佛朝气蓬勃，可一旦得了病，就觉得死神来临到他的身边。他想起老祖母，想起他新婚的妻子，他有时不堪一击，沉沉地躺在他的病床上。
六月的东京，天气太热，医院也不能例外，热浪直往病房扑来。病房中的郁达夫苦于病重，行路艰难，寸步难移。他的心中，大脑却不停地转，眼前只有点滴盐酸溶液一类药物，和护士们的眼睛。入院前，连一本书也没有带，在一天，一个老同学给他带来了一本诗集，那是威廉。
亨利的《在病院内》，他曾经读过这本书，知道作者曾经带着这本书，寻找书店，可没有一家书局愿意出版他的诗集。他浮想联翩，天下有多少文人不是这样呢？没有人肯印行一部天才的书！苦命的济慈、拜伦、史密司……，命运禾都是掌握在书商手里吗？诗人的生命是那样的惊恐，。生命是那样的难堪，可我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狭长的小道！中国的诗人黄仲则、杜甫、李白……，又有几个不是薄命如此？我郁达夫却不吐不快，在这痛苦中打转，他甚至于怀疑自己的作品是否会发表出版，他彻底灰心了！他随手翻开第一页诗：
《人院的患者》
清凉的雾露，还在石头铺砌的街上流荡着；北方的夏天的空气冷得很；
看呀，那一天灰色的清静的旧的病院！在这一个病院里“生”和“死”如朋友一般在那里做买卖；
在那冷寂宽阔的空间，在那荒凉的阴气里，有一个小小奇怪的孩儿在那里走，他的容貌也好像是很老的人，也好像是很幼小的人；
他有只小小的手膊是用木片夹裹着悬挂在胸前，他在我的前头，走上候诊室里去；
我跛行在他的后面，我的勇气消失了。那头发灰白的老兵的门房叫我进去；
我就爬了进去，但是我的勇气还没有回复；一种悲凉的虚无的空气；
好像是这些石头和铁的廊庑的中间流动着。
这冷酷的、荒凉无饰的，洁净的地方，一半儿是工场，一半儿是监房。
他随手把它抛在旁边，心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坏了。他渴望能够离开这病院，走到茂密的森林或空旷的田野中呼吸新鲜的空气。可他在这里一趟就是二十多天。
有一天早上，郁达夫一觉醒来，看到外面是一个大大的晴天，灿烂的阳光分外耀目，他觉得自己差不多病愈了，上午起来吃得下，浑身通泰，他喝了一杯牛奶，吃了几块面包，一个人在医院的院子里走了一个来回，再也躺不住了。又在病室里来回走动，算计着出院的时间表。入院以来，他觉得几乎没有什么病了，他正准备去一趟大街。
病室的门，被推开了！
面前走进一个清癯，神采飞扬的年轻人来，目光炯炯，穿一身帝大的学生装。郁达夫的心狂跳起来，三分病去了两分半，这不就是那个预科同班的老同学郭开贞吗？
来人手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一个藤箧。静静地走进来，面对郁达夫：
“你还认得我吗？”
“怎么会不认得！我连做梦都想到了你！”激动的郁达夫腾跳起来，一把抓住了他的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可是你瘦多了！”
“也许是说你自己吧，达夫！”郭沫若从容地笑笑说，“你也老了许多，我们在预科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咧！”
“可不是么！”
郁达夫在郭沫若到来之先不知有多少话要对他说，一见面反而什么话也讲不出来，他随口吟出一句唐人的诗句来：
十年别泪知多少，
不道相逢泪更多。
他们两人在病床上坐了下来。两个当年的同窗，如今志同道合的好友有着何等相似的经历！两人都曾学医，如今都弃医从文做新文学的弄潮儿！两个人，一先一后，都受着封建婚姻的苦楚，郁达夫逆来顺受，抗不过压力，强颜欢笑，他怕伤了无缘无故的兰坡的心，也怕逆了年老的祖母、娘亲的意，把一生的爱寄托在父母包办之下。可郭沫若却冲破封建婚姻的藩篱，在岛国勇敢地与安娜成为幸福的伴侣，可再也不想回到那可爱的天府之国、海棠香国去了。他们走着不同的路，却背着同样沉重的十字架。他们的见面太激动了，过了一刻钟他们才自如起来。
“沫若，你是刚到东京的吗？”郁达夫看到他手里的行李，关切地问。
“可不是？我来东京刚跳下火车，马上就到神田街你的下宿处看你，没想到你得了重病，进杏坛医院来了，我就马不停蹄，就到这里来了。”他看着郁达夫原先苍白的脸此刻变成了红色，说，“这次我从上海来，在福冈才住了一天，立即到东京来，经过京都会过了几个朋友。你的病不轻吧？”
“不要紧。本来我的病有十分，治好了七分，你一来，最后的三分也去了。我可以马上和你一块出院。”郁达夫很愉快，他有点迫不及待地说，“我人院前收到你关于《新晓》的信，现在上海新闻杂志的情况怎么样？”
“怎么样，乌烟瘴气！下三滥的文学都出现在上海。你不要提起还好，上海有的是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近来什么小报，《礼拜六》、《晶报》、《游戏世界》统统又都抬起头来。怪不得我经过京都，在郑伯奇、张凤举处碰到沈尹默先生，他也说上海没有新文学！他们的滥调笔墨都充溢着麻雀牌大烟气，一些谈新文学的人，也把文学团体用作工具，好与政治团体接近，好比道士修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去了，什么政学系、商务派都一样。文坛上生存竞争非常险恶，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北洋政府的政客有过之而无不及。统统是歇斯底里的病患者。还有些讲哲学的人更是妙笔生花，德文字母不识的人竟也大喊康德、叔本华、尼采，‘超人’、‘意志’等等。有人连法文‘巴黎’两字怎么写也不知道，却大谈柏格森的哲学。你仔细想想，原著没有读的人，能为人师作文学批评吗？”
“哦！但是我国的鉴赏力，与这些文学的流氓与政治家，不是正好配对吗？我们的杂志如果立论太高，不是要受孤立吗？我们的《新晓》不是要鹤立鸡群吗？中国有句古话‘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我们快把自己的杂志搞成新文学的有力阵地，恐怕要搞得通俗一点更好！”
“你说《新晓》？我还没有告诉你哩。《新晓》我是不办了。赵南公不是要办一种纯文学吗？他知道我们有意结成一个社团，一个与商务那样的印书馆作后盾，并且知道我们三番五次开会准备形成文学圈子，也知道田寿昌为寻不着印书店发愁，他大大地答应了我，要我主编这种刊物。可你不知道，我与成仿吾都迟迟没有聘书，工作也不稳定，成仿吾一气，回长沙去了，只留我一人在上海。泰东的文学主编是个不学无术的王某人，一个有政学系背景的擦雪花膏、穿大皮鞋、喜欢女孩子、手拿文明棍的花花公子，混混儿！人家有背景，把持着这文学编辑不放，我起了个名叫《新晓》，做了备办工作。可不是？为人作嫁衣裳！赵南公老板也无可无不可。”郭沫若怒气填膺。
“哦，你是说《新晓》破产，我们的希望落空了？”郁达夫很不自在。
“不不！我在那里混的三个月，编了自己的诗集《女神》，与钱君胥合译了《茵梦湖》，编了朱谦之的《革命哲学》，赵老板很高兴。经过交涉，他答应我们另出一种新的文学刊物。为此一得到这信息，我就立即返回日本来了，我迫不及待了！我到福冈才一天，京都一天半，就立即到东京见你来了！我这次来，第一要商量，我们要成立一个什么样的社团，创办什么样的刊物，第二我们能写出什么样的稿子，应该心中有数。
你近来有什么样的稿子？”
“我的稿子？我已经写成三篇小说，二月间写成一篇《银灰色的死》，后来投到《时事新报》的《学灯》，可如今还没有下落。最近，我已写了两篇东西，一篇叫《沉沦》，我自己比较满意。还有一篇叫《南迁》，估计至少有八九万字呢！我以前是写古体诗的，现在我决心将我的努力用作写小说。”郁达夫越讲越兴奋，眼睛越亮。他本是个心雄万夫的奇男子，又准备冲锋陷阵了！
郭沫若霍地站了起来，紧紧地抱着郁达夫，呼唤着：“达夫，达夫！
怪不得我一来东京就来找你！你使我今天坐火车的疲劳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有你，有我，有成仿吾、张资平，何愁在上海打不出天下！”
“沫若你是最好的医师！我的病也到了九霄云外去了。我真愿意就这样死去！”
两个相别了五六年的老朋友，两个曾经是同班，性格迥异的莘莘学子，终因文学的缘分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交换了五六年之前没有交换过的心，他们要做中国新文学界的先驱，这也许是宿命！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护理郁达夫的看护小姐从病房外面进来，看到两个老朋友谈得那么投机，那么和谐，感到非常惊讶。知道他与郁达夫稔熟得很。她一直陪同在他们身边，她第一次看到两个精神焕发的男子汉是那样的神采奕奕，是那样的投机。但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两个年轻人在一年之后会成为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郁达夫住的是头等的病室，有前后两室，前面是一张用作病床的钢丝床，角上摆着盥洗用具等设备。邻接的是间三铺席的日本式小房间，那是看护小姐或家属寝室。他们一直谈到半夜，达夫大概是大病初愈，太辛苦了，看护小姐请他们休息才罢。郭沫若因为还有许多的话要讲，也就住在看护间，和衣睡在那里，因为两个日本看护小姐也住在那里。
翌日清晨，才六点钟，达夫就觉得很是亢奋，老睡不着。他索性起了床，在医院的附近走来走去。凉风拂面，爽快得很。有道是人间四大喜——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中年得贵子、他乡遇故知，今天正是他乡遇故知啊。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轻轻地走着，回来洗了脸，看到穿衣镜中的自己形销骨立的样子，他好不感伤。眼窝上是一层黑圈，颧骨高耸，他暗自叹息：
“啊啊！瘦极了，瘦极了！”
后面响起了脚步声。
“沫若是你？我好想你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