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北京还是老样子。郁达夫的心像海甸子里的水，迎着秋风常常出现波澜。炎热的夏天他写作不多，总是愿意与他的妻子儿子，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他游北海，也可从外面看到紫禁城的宏伟气派。秋天一到，他要写作了，他清理旧稿，他想起那不幸的车夫，写下了不朽的小说《薄奠》。
恶劣的与令人兴奋的消息，不断传来。九月三日，江浙军阀战争再度爆发。卢永祥以浙沪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贼，历数曹锟、吴佩孚、齐燮元罪恶。孙中山先生也筹备北伐，发表讨贼宣言，痛斥“曹锟贿选，僭窃名器；吴佩孚同恶相济，卖国穷兵”。奉军张作霖调动大军再度入关，并汇巨款支援卢永祥。
九月七日，曹锟发表讨伐卢永祥令。张作霖通电全国，斥曹、吴“卖国丧权，穷兵黩武”。
九月十八日，第二次直奉军阀战争爆发。曹锟发表讨伐张作霖令，派吴佩孚为总司令，与奉军战于山海关。
江浙战争爆发后，《泰晤士报》发表社论，鼓吹列强起来，制止中国战争。
浙西吴兴、长兴一线浙军小胜。不久陷入两面夹攻，直系军阀闽军乘机全军攻浙，浙军全线溃败。
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孙传芳军攻入杭州，西湖千年古塔雷峰塔倾圯倒塌。不久，孙传芳军攻入上海。
十月，卢永祥通电下野，夏超为浙江省长，孙传芳为浙江军务督办。
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部举行反直系之武装政变，秘密回师北京，包围总统府，囚禁曹锟，并将苟延残喘于故宫，依旧在紫禁城中称帝的末代皇帝溥仪等逐出故宫，让其逃到天津。
十一月中，吴佩孚战败，曹吴政权垮台。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方大局，段祺瑞于二十四日，出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二十日，孙中山为了谋求全国的和平统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离沪北上，乘日轮“上海丸”赴津、赴京。
局势混乱如此！
郁达夫度过了几个相对幸福的月份，那时总的来说，心情比较舒畅，在一个蜗居，常常在《晨报副镌》、《太平洋》上投稿，他谨严、抒情、婉约、呼喊的声音为他赢得了名声。无论是《创造季刊》上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还是《太平洋》的《薄奠》，《晨报副镌》上的《小春天气》，《现代评论》的《十一月初三》，都给他带来无愧作家的名声，在京沪两地，甚至传出这样的评论，在新文学运动中，真正的小说作家只有两个：一个是专门抒情、呼喊的郁达夫，他的作品的主人公是放浪形骸、牢骚的、富于感情的、带着点颓丧的青年。他的小说有点单调，可是他的主人公是现代青年的代表，同时又是一个有着真生命的极富个性的青年，可如今，他的风向有些变了，一变从满腹牢骚为关心人民的疾苦。另一个作家便是鲁迅，写他的故乡的人民风物，口吻举止惟妙惟肖。《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祝福》……，那些主人公都是那样渺小，又是那样真实、活泼泼地写出一个时代，那些人物是不朽的典型。可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两个伟大的小说作家居然是往来甚密相互关心：常常来往的知心朋友。工作之余在一起讨论，评价，讲古，一起议论日常小事：
如雷峰塔的倒掉，江浙战争中伤亡人数等等。
军阀混战使民间甚为痛苦。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可只难为了老百姓，饿殍枕藉。水旱蝗灾大作，民心动摇。中国到处是天灾人祸，人祸天灾……
郁达夫更是惶不安。这个神经过敏的人，对于军阀早已是满腔的怨声载道，恨不得投笔从戎。那工资更是欠薪复欠薪，物价昂贵，收入无多，那颗受伤的心又流血了。
《晨报》、《京报》、《语丝》、《现代评论》……每一个知识分子，每一个刊物都在咒骂军阀咒骂这该死的战乱。当然，这咒骂有轻有重，渊源不同。战乱，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战乱，只有那些火中取栗、拥兵自重的军阀才会愿意这战争吧，只有东洋和西洋的列强才愿意中国的懦弱罢。
军阀们在战乱中，可以拥有更多的大洋、黄金，可以有更多的姨太太，可以有更多的子女、宝物。西方列强呢？中国的懦弱，可以使他们宰割这中国。老百姓在战乱中有什么呢？只有惶恐、只有灾难和死亡！战争的灾难近几十年来是太多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拳、八国联军、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和保路运动、日俄战争、直奉战争……，没完没了，啊，战争，一次次灾难、一次次幻想的破灭。
寒冷的冬天又来了，冬天的北京是寒冷僵化的。段祺瑞又当上了临时执政，章士钊当上了司法兼教育总长，北京的空气在震荡。
的确，章士钊作为一个教育总长，开始了新文化时期的一个反动时代。他重新确立被推倒的贵族文化，提倡尊孔读经，提倡文言写作，反对白话文，他自己创办了一个与新文学潮流截然相反的周刊《甲寅》，开口一个余，闭口一个愚。那是西伯利亚南下的冷空气，一片肃杀之声。
《现代评论》社终于出刊，名义上是由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留学欧美的学生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留东学生，泾渭分明。创造社几员大将都寄来了稿件。但他们很快就清醒了，无论从他们的人品、气质、修养，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留学欧美的先生们，崇尚介绍、翻译，崇尚时髦，崇拜欧美！而创造社崇尚创造！他们是无法合作的。它一问世，就与鲁迅他们的《语丝》社势不两立，郁达夫感到上当了，这是他做梦也料想不到的。
郁达夫感觉到他生活在一个夹缝之中，无论是与徐志摩还是鲁迅，他都是朋友，这朋友情谊并非几天能建立起来。他们的学识都使郁达夫感到欣慰，可这两个人却像难以糅合的橡皮泥，使郁达夫无所适从。
他感到困惑。他照样交往，他重感情，为人注重感情，他同样得到两个作家的信任。
徐志摩更活跃一些，应该这么说，他是一个诗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社交大家，到处都能进去。自从他陪同泰戈尔老诗人访问日本回国之后，得知他的他的爱侣林徽因与梁思成双双去了美国，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之后，他依旧乐观，理想，并在孙伏园辞去《晨报副镌》后，接任编辑。他自己才华横溢，又是写诗，又是作文，少不得把郁达夫拉到自己的报刊里，作为重要的撰稿人，他们的来往也就多些。而郁达夫却更多地到鲁迅先生那里去，他从交往中了解到先生人格与才力的伟大，他对他的崇拜是倾倒的，五体投地，他们成了终生的亲密朋友，那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鲁迅先生也一直把他当做志同道合的朋友。
郁达夫职位低微，薪水微薄，北大的到手薪金加上艺专的兼课，实际上收人才三十多块大洋。他那生活就像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外套》中的亚卡基·亚卡耶维奇，他要社交，要喝酒，想买一件外套。强大的西北风席卷北方的每一个角落，到处是风沙，而他的棉袍早已让一个穷学生穿走了，现在又连一件棉袍也没有！他曾对天发誓，要戒绝烟酒，以便可以节约开支，使这个家庭可以起码生活下去。可是这成了恶性的循环，还要房租，还要购书呢？还有平时素不相识的朋友，来信向他求援。
郁达夫想尽可能满足他们，可他的生活是那样清贫。写信来或者通过别人介绍人来的朋友不少，谁知道这位知名度不低的作家竞同样过着这贫困的生活？他有时不得不依靠几个稿费接济日子，他无力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朋友，可他的内心觉得非常愧疚……
有一天，早晨起来，只有惨白的阳光，风雪特别地大。北京的冬天，越是晴天越是又冷又暗，风沙肆虐，飞沙满天。下雪更是常事。上午没有课，邮差正好送了报来，他收到了好几封信，其中一封是一个文学青年寄来的。那落款是一个异常陌生的名字——沈从文。他漫不经心地拆阅着，突然，他被那信中痛苦的呼唤攫住了，一个与他三四年前呼唤文学时相似的青年那种倾诉，使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决定去看他——
写信给达夫的的确是一个文学青年，那其实是一个落难的英雄。
与卖马的秦琼境况差不多，一块货真价实的璞玉，谁认识呢？他家住在湘西的凤凰。那凤凰县地处三省交界：湖南、四川、贵州接壤，地属湘西，那里民风剽悍，民不畏死，自古以来官匪纵横，盗贼与官家原无多少区别。到了雍乾时代，这里就是苗、汉人杂居。沈从文的祖上倒似乎很发达过一阵，从一个卖马草的升上了提督衔，后来家道中落，到了沈从文孩提时代，与一般的凤凰人也就没有什么两样了。虽然略好一点，在：
家还称得上是少爷，他读过小学，又人过军校，因为祖上发迹于行伍的关系，沈从文颇想成为一名将军。到了民国六年他就是一名士兵了，那年他才十五岁。后来他所在的部队撤了防，沈从文一个梦想成为将军的小兵，便成了一个流浪者。一个湘西的乡下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闯入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