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现在不同了，鲁迅的工作太多太多，继一九二四年底出了语丝后，二五年四月鲁迅先生着手筹备建立了一个“莽原”周刊，接着又组织了一个以介绍外国文学为主要任务的团体：未名社，介绍各国，特别是俄国的小说。在他的周围出现了一批新人：韦素园、李霁野、曹靖华、江绍原、川岛、孙伏园，还有狂飚社、沉钟社的一群，来往更多的还有女师大的一群学生，其中有刘和珍与他未来的夫人许广平。
一九二五年初，北京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女师大风潮。一九二四年继许寿裳出任北京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是一个不学无术、思想极端顽固保守的“婆婆”式人物。她依靠北洋军阀势力，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压迫学生，深为该校学生不满。这年十一月，江浙三个学生，因卢齐战争交通阻隔，未能按时上学，杨氏勒令这国文系预科三名学生退学，并辱骂为她们交涉的学生代表，激起全校公愤，酝酿已久的女师大风潮以此为导火索爆发了，一九二五年初，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紧急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主张驱逐杨荫榆。请愿代表到教育部，代理部务的马叙伦次长表示可以考虑更换校长。四月里章士钊正式兼任教育总长，即以整顿教育自命，到任后，支持杨荫榆，镇压学生运动。章士钊、杨荫榆代表着恶势力，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向学生进行了反扑。五月七日，杨荫榆想以校长身份在校主持一个纪念国耻的讲演会，遭到学生的抵制与拒绝，她即于西安饭店宴请女师大评议会会员，于觥筹交错，杯盘狼藉之余，提出要开除几个学生，五月九日张贴告示，开除学生会的主要干部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张伯谛等六人，这样就更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抗。十一日，学生开始轮流把守校门，坚决阻止杨荫榆入校。
鲁迅先生态度鲜明地站在学生的一边，公开表示同情学生的正义斗争，他两次为女师大学生代拟呈教育部文，历数杨荫榆“溺职滥罚”心术叵测，败坏学校的劣迹，“恳请明令迅于撤换”，当杨荫榆在报纸上发表歪曲事实真相，颠倒是非的《致全体学生公启》、《对暴劣学生之感言》后，鲁迅与马幼鱼、沈尹默、李泰菜、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联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说明女师大风潮的事实真相。
北京的新文化运动此时已经开始分裂。在女师大风潮中尤为明显地发现了这一点，《语丝》、《现代评论》代表了两翼，一方以鲁迅为首，坚决支持学生一方。另一方以陈源（西滢）、王世杰、徐志摩为首站在杨荫榆一方。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西滢闲话，以其最拙劣的举动，挑拨是非，说女师大风潮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暗中鼓动”。这某籍其实是讲“浙江籍”，某系即是北大国文系，实际上是攻击鲁迅等人挑动风潮，用心险恶！鲁迅不得不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鲁迅直接卷入了这一场斗争。八月一日在杨荫榆的布置和章士钊的支持下，上百名警察打手包围了女师大。八月六日章士钊提请北洋政府停办女师大，又立即在原址上筹建女子大学。八月二十二日，打手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女师大学生出校。鲁迅眼看章士钊之流摧毁学校，组织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租赁房屋，义务给被逐学生授课，表示支持。
章士钊恼羞成怒，也就在这一时候，他罢免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
为了使章士钊、《现代评论》的一群不舒服，鲁迅在同年八月二十二日使用了合法的斗争，向平政院起诉，控告章士钊违法，后来章士钊提倡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得尊孔读经，十一月北京群众游行示威，捣毁了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住宅，并通电全国要段祺瑞下野，使北洋政府免去章士钊职务。平政院鲁迅胜诉，翌年一月，女师大恢复，那是后话。
当郁达夫回家再次访问鲁迅先生的时候，先生正在赋闲。他亲眼看到鲁迅充满热情，为女师大的学生打抱不平，他亲眼看到林语堂、沈氏兄弟、马氏兄弟一群人，常来鲁迅的家。他看到过正在做的控告章士钊的状子。他把章士钊、杨荫榆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了郁达夫。
“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伤老虎，在扮演周处或武松。”
郁达夫听了先生的幽默，高声朗笑起来。他也向他讲述了武昌师大文科的一团漆黑，回家的经过。他们共同倾诉了对章士钊之流尊孔读经的厌恶。
“我准备回上海去。”达夫诚恳地说，“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到北京、到武汉，我真觉得自己是安徽人的猴子——被耍了。”
他想起《现代评论》的那些傲慢的英美留学生，那些与章士钊一鼻孔出气的货色。
“对，回上海，去南方，至少比北京要好一点，北京太沉闷了，”鲁迅先生说，“有一天，我也许要到南方去呢。”
郁达夫匆匆告别了在京的一些文学干部。他们中有周作人、徐祖正、张凤举、杨振声、丁西林、徐志摩等，徐志摩那时正接编《晨报副镌》。
上海。一九二五年秋天，穷困的郁达夫又只身回到了有许多租界的E海。
《洪水》半月刊，早已复刊，在上海的创造社君子，这时有郭沫若，有周全平，有叶灵风、严良才、倪贻德、敬隐海、潘汉年、柯仲平、邱韵铎等。
只可惜，这时成仿吾尚在广州，郭沫若在上海的学艺大学，张资平还在武昌师大。郁达夫来到一批新人中间。
《洪水》半月刊编辑部设在上海阜民路二九五号，由光华书局发行。谈不上轰轰烈烈。与创造社第一期时期相差远了。那时，郭沫若正在学艺大学，受到了羁绊。何况这时他早已从日本接回妻小，他的根又迁到了上海。
郁达夫天天和郭沫若见面，周全平、叶灵风也老是在一起，他们商量着出版社的事宜。上半年周全平他们迫于这依赖于他人的出版社事宜，首先提出募集筹股，当时数额太大，五十元一股，其实爱好文学的没有钱，有钱的不爱文学，五十大洋一小股，五百元一大股，能筹多少？寄人篱下，仰仗他人，郁达夫他们深感其难。泰东书局、光华书局还不是一样？
“自己没有独立的出版社机关，处处都要受人继母式的虐待！”
有一次，郁达夫这样对郭沫若、叶灵风、周全平愤愤不平地说。
达夫的思想，引起周全平、叶灵风的共鸣，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自己组织出版社！”他们议决：弄一个自己的出版部！
郁达夫的到来，使创造社出现了转机，给创造社的复活注入最新的活力。这个注定要与出版社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年汉子，最积极主张出版社的组织，创造社的始终都有他的汗马功劳。他穷困，他有骨气，他自始至终是个文人。
他们筹集新股，那是另一种方式，在穷文人与穷学生之间筹集，要量力而行，每小股只收五元，而每大股可收五十元。他们满怀希望，要摆脱那种“继母式的虐待”。
他们继续发刊《洪水》，筹备复活《创造》，多年的苦心经营使他们变得聪明了。《创造》，留下他们血汗的《创造》必须复刊，但日刊、周刊、半月刊，太急，稿件不敷，季刊，时间太长，他们筹备出一新的形式：月刊。
有一天，郁达夫忽然觉得腰酸背痛，浑身乏力，产生了不祥的征兆。
他知道那是他的旧病要发作了。风尘仆仆，营养不良。那不是六年前还在日本的他嘛！那时，在名古屋，在东京，他得了肺病，咯血病。他忽然觉得自己老了，受了重重一击。他双眼无神，浑身的不舒服，一口血涌了上来。为此，他自己也是一惊。
他想到妻子，想到母亲，想到沫若。
刚好沫若走了进来。他看到达夫那蜡黄的脸，看到那地上的血，他知道郁达夫的病根，他是学医多年的人，也是一怔。
“达夫，你太累了！”
达夫只有苦笑。
“达夫，你应该休养一段时间，到西湖，到山青水碧的你的家乡，到你的母亲身边去。”
“哦不！沫若，这《创造》刚刚再次开张，我能走吗？”
“能！你休养一个月，两个月，天不会塌下来，这里还有全平、灵凤他们，会干得很好！待你病养好了，我们再大干一场！我可以退出学艺，你我再相会，而现在，你得养病！”
达夫被这知根知底的话感动了，他后悔兄弟一场，他为了生活所迫，抛弃了兄弟情谊，抛掉值得拼命的事业，而去北京，去武汉，到如今又穷得精光，赤条条的回到上海来。兄弟之间的情谊该是如此吧，恨之切，爱之深。
郁达夫住进了杭州的医院。病势沉重。那也是一年最寒冷的季节。郁达夫心里感受到异常的寂寞，回想三十年来，他得了什么呢？有什么值得自豪呢？他灰心得很！他悔恨自己，一不能赚钱养家，二不能成名耀祖，他想起弹铗的冯颧，想起那食无鱼，行无车，无以养老母的怨言！他似乎是那吹萧吴市的伍员，四面楚歌的楚霸王，卖马的秦琼。他心雄万夫，一条汉子却英雄末路，困于这白色的病院中。
好在他还不至于太寂寞，郭沫若他们屡次来信，提到出版社的进展。两个兄长来信，已经返乡的养吾更是要他去富阳养病，带来母亲的关心。从妻子孙荃的来信中知，他家又多了一个丫头，北京的什刹海又有了一个三口之家。听说达夫得病，孙荃急得六神无主，达夫写了封信，大大地宽慰了她一顿。
待病魔稍松，郁达夫精神振奋了一点，回了一趟上海，立即动手写作了，他写下了《牢骚五种》，那牢骚其实是批判国家主义派和反动军阀散布的“****”，“共产”的缪论。痛挞了张作霖、孙传芳流，也嘲讽了冯玉祥、******一流人物，痛骂一批国家主义者。然后提到他答应编辑《创造月刊》，在病中，他已念念不忘这月刊与出版部。筹划地址与规模。然后他又回到杭州养病，回到富阳乡下。
他见到他的母亲。
哦！母亲。母亲显然老多了，是过多的操劳，还是不饶人的年岁？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六十岁，快要六十高龄的老人了，可还得自己操心一切。家里虽然有二兄和他的两位嫂子，可她总是操不完的心，这一年，二哥养吾从天津退役，开始在家行医。以便侍奉老母，使老母有了些许的安慰。可母亲如今已是白发苍苍。
哦，母亲！
郁达夫真想大声喊出来。虽然他记恨他的母亲，母亲并不宽容。
她对他的妻子，不能相容，使孙荃、龙儿母子俩，如今是三口之家投身北京。可一见母亲那苍苍的白发，他心中燃起了一缕孝顺之心。他轻轻地叫出了声。
母亲看到了她久久渴望的儿子！她也怨恨他！只有当他进入末路时，家境贫困，或者生了大大的一场病痛时，她才可以见到这精瘦的儿子！她望子成龙，虽然她亲眼看到儿子博得名声，可她也知道她的这儿子穷得一文不名！可他毕竟是她心中老是牵挂的几个骨肉之一呀！每一次她见到达夫回家，她都能宽容他，使他感到这是回到自己的家中。
“达，这一次你回家来该多住几天吧，把病养好，然后再走。”母亲眼中闪着泪光。
“哦，不，我只是回来看你老一回，住上几天。我不能侍奉你老，沫若他们等我回上海呢！”
“那么你又回上海了？也好，与沫若在一起，也是好的。”母亲说，“那么你打算又做你的文章了？”
“我又辞去了武汉的教职，这年月教书也不易，在上海友朋多。”
“哦，达。”母亲眼看这处处不顺心的游子，心里十分担忧，“你为什么不能安下心来呢，你的生活太不顺心了！”
“这年月，兵荒马乱，怎么能顺心？军阀、革命、涝、旱，哪里不一样？”达夫轻轻地说。
“人好就好，”母亲说，“还是在家多住一段时间如何？”
郁达夫也见到了他的二兄，一年不见，二兄也变了。脱下戎装，穿上长衫，他竞成了标准的乡下郎中！兄弟在一起，他们都很高兴，他们都是中年之人了！
养吾给达夫号了号脉，他也劝他静养几天，或者干脆回到杭州，在西湖边度过一段时间，再回上海。
郁达夫在家度过了四、五天。回到了杭州，回到病院里，早已接到上海与北京来的若干信件，其中有一封是《现代评论》社的丁西林与杨振声写来的约稿信。郁达夫想起数月之前还在北京与丁、杨一同游学、做诗、喝酒，可如今自己孤身病倒杭州，他心血来潮，随手填了首《金缕曲》：
“记离时，都门击筑（丁），汉臬赌酒（杨）。兄等平安否？
别后光阴驹过隙，又是一年将旧。
怕说与“新来病瘦”！
我自无能甘命薄，最伤心，母老妻儿幼。
身后事，赖良友。
半生积贮风双袖，悔当初，千金买笑，量珠论斗。
往日牢骚今懒发，发了还愁丢丑。
且莫问，文章还有？
即使续成《秋柳》稿，语荒唐，要被万人咒。
言不尽，弟顿首。
那时他还读着一本书：《弹指词》。病中，书是他的最佳良友。他有时在医院躺不住，就走出杭城，到外面散散心。那医院本是外国人开的医院，就在西溪边上。正逢冬天，西溪边上万木萧疏，一颗心空落落的，与春日的西溪适成强烈的反差。他心里好烦，于是又到了西湖边的葛岭、西冷、孤山，又去了吴山第一峰，城隍庙里，居然还坐车到钱塘江边的六和塔去一趟。
那六和塔是杭城名胜，建于五代，乃是天下少见的奇塔，坐落在江边的半山上。前临大江，后依青山，郁达夫很是熟悉。少年就学杭州时与同学同登此塔，屡屡为这雄伟的古塔所惊绝，他见过北海的白塔，西湖的保傲雷峰，苏州虎丘、双塔、北塔、……总觉得这镇江的六和塔才是宏伟无比，这一次病中来此，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前面就是广阔的钱塘江，那是五代宋季还是海浪万马奔腾的钱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