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的情形，大约是爱护者诸君所熟知的事实，本来可以不必再来提起。但当出版部成立的初期，创造社完全和那些大小资本家脱离的现在，又是从来没有出过的月刊的创刊号出世的这一回，我们以平常的感情来说，当然只有喜悦，只有对许多读者和出资者的感谢。可是这一层感谢之情，喜悦之情一涌上来，我们的苦泪，也同时不得不进流出来。创造社自从受了书贾的虐待，同时代文人的虐待，社会上的有地位诸公的虐待之后，丛书停了，季刊停了，日刊停了，周报也停了。我们潜声息影，默默地只好任人唾骂嘲弄。几个人又为饥寒所迫，不得不散而之于四方，勉强保持着装聋作哑，若存若亡的态度，像这样的状态，继续到现在，已将近两年了。你说这两年来的苦楚，是不是可以言语形容？你说当现在自家可以独立地吐一口气的时候，再回顾过去的两载，要不要双泪落君前呢？……”
谁说不是呢？写着《尾声》，郁达夫的双泪垂落。自从一九二三年的秋天他北上故都，留下什么呢？只有悔恨！只有痛苦的回忆！只有嗟来食！他去了北大，北大不是他落脚的地方，他到了武昌师大，那是一个十足的狗洞，人心险恶！人心叵测！落得两手空空……
郁达夫用他充满才情的笔道出了众人的心声：谁不是？郭沫若，远走东洋，安顿家少，可不得不返回上海；成仿吾南下广州。好端端兄弟似的家庭，亡命于天南地北，寄人篱下。啊啊，郁达夫不堪回首，真个泪湿衣襟了！
出版部的发展出乎意料的顺利。股份拼凑之后，竞有了可观的一笔资金。那资金筹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扬州，甚至东京。由于资金大股改小股，相当顺利，可谓是一帆风顺。此外，他们由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成仿吾、洪为法、冯乃超、张资平等人筹备各地的出版分部。郭沫若、郁达夫与外地的创造社骨干书信往来，斗志昂扬，这是第二期的创时代！
三月一日，创造社的出版部营业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三法里A11号正式设立，且开始营业。首先，周全平、叶灵风由阜民路迁入A1l，之后又加入了潘汉年、周毓英、柯仲平、成绍宗、邱韵锋、梁预人等，那是题外话。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洪水》半月刊从第二卷起由光华书局收回，由自己出版发行。不久，郁达夫把《创造月刊》第一期的全部文章交由出版部付印，出版部光由上海、长沙、武昌三地共募得款项八百六十二股，股东一百三十人。还不算北京、东京、扬州、广州等地。
出版部决定筹组股东会。还决定从三月十六日起至同年八月底止为第二次招股时间，股东款总额五千元。
创造社确实蒸蒸日上，不久出版部与门市部开始营业。郁达夫的内心好不快活。他有点后悔广东之行了。他视广东之行为畏途，他天生是一个文人，不是军人，到广东去做什么呢？何况现在有那么多的朋友，有崇拜者，许杰、王以仁、叶鼎洛等等，也经常来看他。
可广东大学真的来信了，不仅聘了郭沫若的文科院长，而且根据沫若的提议，还聘了郁达夫和王独清的文科教授，汇来了六百元的旅费。
郭沫若将这旅费三一三十一，每人得两百元，那王独清是从巴黎回来，穷得连旅馆账都还不起的人，自然是欢天喜地的。
与王独清那一派“天真”的个性相比，郁达夫的心情却格外沉重。
广州，其前途如何？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的过去，那烦恼的人生，那种动荡不定的岁月，他希望把这广州之行打消，从他归国以来，他何曾在一地驻足三个月以上？何况有一片安静的绿洲？他涉足华东、华中、北京，如今又要到岭南去了，前途如何？虽然他自信工作能力，可涉身于那南越旧地，还是视为畏途。报纸上所载海路并不平静，海盗好凶，早几天还抢了一只船。又听说广东的大局并不安静，可能有什么变动。
达夫凭他的直觉，广州——革命的圣地面临着一片危机。他真想让他的朋友先去广州，但沫若是一定不肯的！
郁达夫在临行之前，正在加紧编辑第二期《创造月刊》。稿件早就凑齐了，第一部的力作是郭沫若的诗集《瓶》，四十三首新诗。郁达夫是从沫若的日记本上发现这作品的。那是抒情的诗歌。也亏是沫若才有那样的情调！那是郭沫若去年写的旧诗，是旧诗可没有发表过，那是郭沫若心头的一角，《女神》时代过去了，那里有的是儿女情长，郁达夫在沫若的肩上打了一拳：
“沫若，你居然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
沫若笑笑。
“我听说过你在去年，与人恋爱了，是精神之恋？还是……”
“当然是真的！”
“嫂夫人不介意？”
“不介意！”
“嫂夫人知道？”
“不清楚！”
郁达夫忽然来了个恶作剧，他听说过，是张资平还是成仿吾说的？
他并不把当做一回事，一个有了温顺的安娜夫人和三个可爱的儿子的中年汉子，还恢复到那种卿卿我我的情调？达夫不相信，可现在眼前见这四十三首新诗不得不叫达夫“眼见为实”。那梅花一样的姑娘是谁呢？在西子湖边？
“沫若，将这四十多首新诗全部发表如何？”
“达夫，你是开玩笑吧。”
“不，我是认真的！文学作品不一定都是飞机炸弹，我看你这些诗的格调特别抒情，是你以往未曾有过的风格，为什么不发表呢！我手写我心，不错，我们这些文人有什么好隐瞒的呢？只要把我们的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出来，把你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与你悲啼喜笑，才是诗人的天职。”
沫若感动了，可是他还有些不放心：
“可这是畸形的，一个中年汉子，一个年轻的中学生，不为他人可笑嘛？”
郁达夫大包大揽：
“有什么可笑的？只有浅薄的人才可笑！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热情，而这热情的培养，要依赖圣洁柔美的女性的爱。推而广之可以烧落****帝王的宫殿，可以捣毁巴士底狱。沫若，你记得吗？南欧的丹农雪奥，做纯粹的抒情诗时，是象牙塔中的梦想家，挺身人世，他做了飞艇上的战士。中古时代的但丁，放逐在外，不妨对故国的****施以强烈的攻击，然而他做抒情诗时，理想中还有对一位皮阿曲莉齐呢的崇拜呢？沫若，伟大的诗人是有两重人格的，而你……哈哈，不也是有两重人格吗？人家只知道你是做诗，一首热情的诗，谁还来管你什么呢？……”
郭沫若答应下来。
“达夫，你可是一位外交家，我答应啦！可先让我作适当的修改！”
“不，不行！一修改，完了！我来给你写一段附记，再用你的文艺论集，摘他一段话，然后在编辑附言中再讲上几句，我会使你满意的！”
现在这《瓶》放在第二期的核心，同时，郁达夫编上蒋光赤的《鸭绿江上》和周全平的《楼头的烦恼》两部小说，编上张资平的《寒流》与自己的《怀乡病者》两篇短篇，自己的一篇《历史小说论》与蒋光赤的《十月革命与俄文学》，郁达夫非常满意于这一期的创作，里面还有叶灵风的一幅画《醇酒与妇人》，王独清的《失望的哀歌》。小说、诗歌、评论、插图，他的编排也使郭沫若十分兴奋，沫若认为《创造月刊》第二期开始质量超过季刊与周报。
的确，自从创造社回来了郁达夫，这生机特别地显露出来。郁达夫他是创造社中的一个天才，他不仅是天才的作家，更是天才的编辑者！
他尽管还在病中，还在咳嗽，可那种玩命似的工作精神，的确使郭沫若他们感动，使一批后来的小伙计敬畏。
南下的行装打点好了！创造月刊第二期达夫的《编辑者言》也写好了：
在上海滩上闷住了二个月，总算编出了两期创造月刊。第二期的创造在此地与诸君相见了。这一期的稿子，虽则和前期一样，没什么精彩，，但沫若的《瓶》，光赤和全平的小说，都是一时的大作，大约可告无罪于读者诸君的。独清的哀歌，是有浓厚的背景存在的，此中语，不足为外人知道，知之者，大约自能知之。近来病总是不好，咳嗽还是不止，所以几次想做一点东西，终于做不出来。头上的小说，系从前在某大学教室里的讲话，现在重把它写出来，小说一篇，不消说是四年前的旧作了。沫若在最近一年中，思想起了变革，完全把方向改了过来。而我哩，思想却完全消灭了。人家骂只好由人家骂，我一个人只能念念“诗到无人爱处工”或“诗到无言说处工”以自慰，然而这老病的文氓——流氓之氓——说起来也有几分伤感！
我和沫若，为饥寒所迫，明日扬帆，想到广东去找一找息壤。下一期的月刊编辑，打算到广东以后，就把仔肩卸往仿吾的身上去。因为一个已经为时代所忘却的闲人，是不能引导青年，促成未来的中国文化的。
读者诸君，我们恐怕要暂时的分别，待元气恢复过来，当再与诸君在月刊上相见，此后所有一切关于月刊的通信，都请寄往广东大学交成仿吾先生。
十五年三月十二月达夫编后志
郁达夫一阵轻松，稿编了，担子卸了，与沫若、独清只打算扬帆广东。那一天晚上，湖畔诗社的应修人与楼建南、周全平等人在一间小小的宁波馆子里为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诸人饯行。那酒楼并不雅洁，可有酒又有生吃的蛎黄，与久违了的日本酒楼情调相近，倒也愉快，酒逢知己千杯少，一群人都是到过日本的，有的是海量，珍重的话不知讲了多少，湖畔诗社还准备出一个刊物。
只有王独清是不能喝酒的。他花花公子喝酒有一种脾气，喝到醉时要伤心地哭，那与唠叨、生气、发酒疯大概同属一例。
“沫若，达夫，”王独清流着泪喊道，“我这人是重友谊的，凡是我的朋友，我是生死与共，水火不辞的！”
郭沫若与郁达夫听到这酒后语，大为感动！可谁知道未来的朋友竟是个不成才的东西呢！
三月十八日，天下着微微细雨，创造社的同人与湖畔社的朋友楼建南、应修人、周全平、叶灵风等人到码头上为郭、郁、王三人送行。郭沫若在码头上声声嘱托周全平，嘱托他照料留在上海的家小，和创造社的出版部。
船笛响了三遍，轮船起航了。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相距不远了！
广州行有什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滔滔巨浪！
§§§第二章 “广州事情”
当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结伴南下的时候，那是民国十五年的春天一日．三月十八日，那是一个新的国耻日。北京女师大风潮刚刚过去，在北京城中出现了血腥的大屠杀，那是举世闻名的“三一八”惨案。
罪魁祸首又是日本帝国主义！自从甲午战争割走我台湾宝岛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屡屡残踏人权，在中国挑起争端，挑起战争，那是靠中日战争白银赔款养肥了的恶兽，贪婪成性，永无厌足。日本的军政界，力图灭亡中国。庚子年，参加八国联军，是辛丑条约的罪恶之源，参加对清政府的烧杀抢掠，使中华民族受了最新的苦难。民初，悍然发动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帝国主义的铁蹄再次践踏我大好河山。
日本人在我河山上开矿，在我国土上掠夺，屡屡干涉中国的内政，其罪行罄竹难书。
三月十二日四艘日本军舰侵入中国领海大沽口海域，掩护奉系军阀进人天津，并且炮击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国民军，打死打伤国民军官兵十余人。冯玉祥的国民军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也开炮还击。三月十六日，日本帝国主义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向北洋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援引使中国屈辱的《辛丑条约》，要求国民军撤去防务，并向日本赔款，“谢罪”。这一强盗行径理所当然地引起每一个有良心、爱国心的中国人愤慨，舆论大哗。在北京，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进步的知识分子、学生、市民都起来了。三月十八日，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的领导下，几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通牒，随后举行示威游行，李大钊、林语堂、朱自清等大学教授都参加了，当游行队伍经过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政府公然命令卫队向这些徒手请愿的爱国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多人。李大钊、陈乔年等共产党人在游行中负了伤。为此，参加游行的北大教授朱自清还写了《执政府大屠杀记》，记述了这次屠杀的场面。
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祖国的南方——广东。可广东也不平静。
郭沫若、郁达夫他们还未到达广州，路上便传来了广东“三二o”事件的消息，那又叫中山舰事件，国共合作已产生了裂痕。他们来的并不是时候。二十二日，途中船停泊汕头港。郁达夫与同船的黎锦明访问汕头的留日学生李春涛，又在李的介绍下，与许峨等人认识，由许等陪同访问省农会驻汕头办事处彭湃，不遇。许峨等人招饮达夫，郁达夫很是高兴，在这南天一角想不到有这样多的陌生的朋友，他听到许峨他们有个“火焰社”文学团体对“创造社”很有好感，并搜集了不少创造社书刊时，郁达夫高兴极了，想不到在这闽海中居然有这么多的同志，他诗兴勃发，索纸笔大书一诗：
五十余人皆爱我，
三千里外独离群，
谁知岭外峰烟里，
驿路匆匆又逢君。
到了傍晚时分，去五羊城的轮船才匆匆起航。那些新朋友把达夫一直送到轮船上的时候，郭沫若、王独清可等急了。又过了一夜，到了中午后，轮船才慢慢驶入珠江。
天空黯淡，细雨丝丝。四面是小岛，渔村，绿树。这便是南方么？
这就是广州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