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雷声万里闪，
来了红军闹共产。
红军打仗真勇敢，
白军见了吓破胆。
——华池民歌
1．林锦庙会师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三省的步步蚕食，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加强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陕西省委重视并加强了对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领导，从而使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揭开了新的一页。
1931年夏，在汾阳和中阳交界的一个村庄，正式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徐永昌（山西省主席）派3个师和1个炮兵团，大约1万人来“围剿”，敌人依仗人多，每占一村寨，就修筑碉堡，驻兵把守，游击队很难进村，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只能在山上打游击，依靠群众送点粮食充饥，而且时有时无，处境非常艰难。这时，山西省委的党组遭到严重破坏，失去联络。游击队中大部分干部是陕北人，最后，决定按照山西省委原来的指示精神，西渡黄河，到南梁和刘志丹、谢子长会合。
1931年9月，杨重远、吴岱峰、白锡林、黄子文、拓克宽带领30多人渡过黄河到了陕北。拓克宽过黄河不久牺牲了，由阎红彦任队长。
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最初陕北党和群众都不知道，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跑了。可是游击队的纪律很好，吃了群众东西都留下了钱和纸条，并到处张贴标语，当群众知道是游击队时，不但不跑了，反而热情接待。
后来，黄子文和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接上关系，陕北特委还动员了一些党、团员参加，部队扩大到50多人。并布置了任务：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的武装，建立陕北根据地。
这时，又与杨鼎、杨琪、师储杰带领的商贩队（烟商的武装保镖）200多人联合在一起改称陕北游击队，在安定、安塞、延川一带打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在群众的要求下，杀了安定县的大恶霸张发华。在玉家湾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排，缴获了几十枝枪和部分马匹，还有不少弹药。当天打进了瓦窑堡。
这一下，游击队的声势更大了，敌人便集中周围的白军和民团来进攻游击队。由于有群众的支持，经常抓到敌人的侦察兵，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常处于主动，接连打了几个胜仗。
后来，敌人尾追游击队，没有根据地，站不住脚，游击队就向陕西、甘肃交界的山里转移。10月下旬来到陕甘边界南梁一带。
南梁游击队在取得大风川、二将川战斗胜利后，在南梁一带部队休整。
刘志丹得到晋西游击队和商贩队前来南梁会合的消息后，一面派刘景范到东华池一带活动、寻找；一面派马锡五到林锦庙一带动员群众，筹备粮草，做好会师的准备工作。
刘景范在东华池见到师大队（师储杰）、杨重远和白锡林，了解了他们部队情况。
刘志丹和赵子实、刘景范一块又去师储杰那里商量，决定在林锦庙会合。随之，两支游击队开到林锦庙，会合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就是两个部队开往林锦庙。
刘志丹伸出热乎乎的大手，热烈欢迎阎红彦，欢迎晋西游击队。
阎红彦拉着刘志丹的手，兴奋地说：“我们早就听说了你的名字，今天总算聚会了。”话语里透着坦率和真诚。“我是个粗人，今后还要多多关照，包涵。”阎红彦还把一枝心爱的小手枪送给了刘志丹作为见面礼。
刘志丹笑了。他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却十分喜欢阎红彦，直爽、热烈的性格。他笑呵呵地回答：“你们不能客气呀！你们来了，南梁革命力量更加壮大了！只是我们的这地方太穷……”
阎红彦坦率地说：“穷才要革命呀！我从前就是下苦的。”知心的话儿越说越近，越说越多，两支军队的领导人一见面就难以分开，都敞开胸怀，把心里话往外掏！
三军相会，战友重逢，大家格外兴奋和亲热。当地群众吹着唢呐，敲着锣鼓，来庆贺游击队会合，唱起了《信天游》：
半夜里来叫门，
问你是哪部分。
听说是咱们的队伍，
赶快迎进门。
喂马有乡亲，
放哨有咱们，
老刘队伍都缓好，
打仗有精神。
抱来大西瓜，
送来鞋和袜，
还有一篮篮大红枣，
亲人快收下。
羊肉煮一锅，
端上热蒸馍。
老刘喜欢吃荞面，
赶快压饸铬。
看到这热闹的场面，阎红彦说：“南梁老百姓真热情，有这个地方落脚，就能打开局面。”
刘志丹微笑着说：“把土匪、民团一扫清，这里就可成为陕甘根据地的基础。”
晋西游击队过黄河后，一直行军作战，没有休息机会，加之与陕西省委未接上关系，就决定在南梁堡一带进行休整，打土豪，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
不久，部队又移驻南梁荔园堡一带，游击队消灭了南梁境内的荔园堡、金家湾民团和南梁周围的土匪武装，开展铲除恶霸打富济贫活动，迅速占领了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地，出师告捷，声威大震。
一时南梁川里，欢声荡漾，战马嘶鸣，刀枪林立，红缨似火，一派兴旺的革命景象。
10月初，谢子长受陕西省委指派，从西安到平凉了解党在陇东陈珪璋部队的“兵运”工作情况并找寻晋西游击队。
当时，天气渐冷，战士还穿着单衣，又缺少鞋袜、弹药。队委会讨论时刘志丹说：“我原在陈珪璋部还挂了个十一旅旅长的名，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派人到平凉向陈要些衣服，以解燃眉之急，同时设法同省委接通关系。”他的意见得到大家赞同，于是就派马云泽作为代表，赴平凉与陈交涉。
盘踞在陇东的军阀陈珪璋，土匪出身，是哥老会的“大爷”，江湖气息很浓。他有一定的兵力，还想继续扩大势力。当时，陈珪璋的警卫团长陈宝堂，在南梁一带寻找刘志丹，收编武装。马云泽就顺便和刘宝堂一起去平凉。
在平凉，谢子长和马云泽相遇，向谢子长介绍了晋西游击队和会师的情况。11月中旬，谢子长、高岗、马云泽一同来到南梁。
谢子长和刘志丹重新团聚，高兴得几个晚上都没睡好。他俩睡在南梁窑洞的热炕上，叙说着这几年的遭遇。
谢子长说：“从1928年开始，我们多次在地方民团和军阀部队中搞兵运活动，每一次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我们想利用敌人，敌人也想利用我们。我们要想站住脚，就得搞自己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刘志丹说：“是啊！几年来，我们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原因就是军事斗争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自己的根据地。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像人没脚后跟一样，是站不住的。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在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一带梢林里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经过几年的曲折，刘志丹、谢子长共同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谢子长来到南梁，召开了党团会议，成立了游击队队委会，作为党的领导机构，队委会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组成。谢子长任书记，一些重大问题，都经队委会讨论决定。
这时刘志丹、谢子长利用军阀急切扩充势力的心理，经过谈判，在保证独立的前提下，遂决定将部队暂编陈珪璋部，仍借用十一旅的番号，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辖两个团，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团，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团。陈珪璋部划给防地，解决供给。
改编后，刘志丹、谢子长又派马云泽去平凉办理编制，领取军需印信等。
同时，派高岗去西安，向陕西省委请示汇报工作。
部队经二将川、城壕川移驻到庆阳县城东北60里外的新堡、城壕川张家沟门一带驻扎，休息整训。
陈珪璋拨给了40余大车军需物资、过冬军衣鞋帽一千余套、军饷3000余元、修枪造枪工具15驮、修械工人20余名、西药1驮、军医、护士2名，我军缺乏的军装、军费、药品等困难迎刃而解，斗志更加旺盛。
很快，陕西省委派交通员高岗，来传达省委指示：陕西省委认为应当整顿队伍，很快打出红旗，正式成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辟革命根据地。省委要求把部队开到陕西三原、韩城一带平原地区或接近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
据此，部队只好服从省委决定，离开南梁准备南下。
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会合后共有600余人，既有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人从山西带过来的晋西游击队的骨干力量，又有杨琪、杨鼎和师储杰等的“土客”武装，还有刘志丹收编的赵二娃、杨培盛、贾生财的部下。为了改造“土客”，联合友军，经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研究，决定对部队进行整训。
首先采用“拜把子”的旧形式，团结利用各方面力量，当时按年龄排了“八大兄弟”，即师储杰、杨琪、杨重远、谢子长、刘宝堂、刘志丹、马云泽、阎红彦。
其次，游击队对干部战士进行军事训练，组织部队学习，毛泽东在井冈山总结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经验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即：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并对个别违犯纪律的战士进行了处理。
南梁的腊月天，滴水成冰。此时还穿着夹衣的刘志丹、谢子长忘却了寒冷，白天，他们和战士们一块在雪地里摸爬滚打，进行操练。夜晚，组织大家学习交谈，整顿纪律。
部队经过初步整顿，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加强了团结，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游击队员有了阶级觉悟，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武装工农等常识，明白自己是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作战的，而且要利用一切机会为群众服务。
2．西北反帝同盟军
林锦庙会合以来，部队在南梁一带休整了两三个月，也打了些胜仗，队伍有了发展。
这期间，全国经历了许多重大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根据这种形势，1931年12月，陕西省委派省委军委委员荣子清来到新堡，再次传达省委指示：根据“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到处组织“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为了适应抗日运动的形势，省委决定部队脱离陈珪璋部，单独树帜，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这样号召力大，容易发展。并任命谢子长担任总指挥。省委要求部队整顿后南下，向陕西关中移动，首先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发展。
荣子清传达省委要部队开到关中去的指示后，在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整顿及供给问题时，领导层就存在着意见分歧：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有的主张按省委意图南下关中，刘志丹等人主张在南梁一带。这是“上山”跟“下塬”针锋相对。在部队整顿的问题上，一致认为部队成分复杂，需要整顿。但在整顿的方法上，有的认为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刘志丹等人主张采取教育改造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在部队的供给问题上，有的提出体现官兵一律平等，每人每月发饷20元（后在柴桥子全体军人大会上宣布），刘志丹等人认为部队无固定经济来源，这种提法不可能实现。
给省委汇报后，省委意见是要在关中地区建立根据地，并决定成立临时党委会，谢子长为书记、刘志丹和荣子清为委员。讨论结果，谢子长、荣志清同意省委意见，少数服从了多数。
讨论是激烈的，解决问题是温和的。
1931年12月下旬，部队离开南梁地区的新堡，沿子午岭东侧南下。
1931年的冬天，南梁大风大雪，一夜之间，山川都变了样，天地间，茫茫一片。
一阵紧似一阵的西北风，打着唿哨，尖啸着掠过南梁那片荒凉贫瘠的山梁，掠过堆着劳动成果的田野。
天快亮时，响起了紧急集合号，战士们立刻清醒起来，可能又要打仗，跳下炕就抓武器。
雪下得正紧，队伍一出村，马上被雪吞没。
靠近川道里的地头上，堆着一捆捆糜谷、小麻，有的被风刮倒，有的被雪埋住，像一个个坟堆。
南梁一带，地多人少，多年养成一种习惯，秋天收割的庄稼，都放在地里晒着，等冬天农闲再慢慢地往回背。这中间，雀啄鼠盗，风吹雨淋，不知道糟蹋多少。指挥部动员部队抢运，到底也没背完。
一杆红旗在队伍前面飘着，没有锣鼓声，没有鞭炮声，没有口号声……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着。
只有一张张沉重的脸，一双双饱含着不舍、忧虑交织的眼睛。
刘志丹默默走着，心里千头万绪，对这次南下，他感到有些迷惑。实际革命斗争，告诉他一条真理，要发展武装斗争，必须有一块根据地，张皮塬失败，职田镇被围，都从反面印证了这个真理。这一年他在桥山南北，实地调查，下决心给红军安排个可靠的落脚地，再向外扩展。
刘志丹遍寻陕北大地，选中了南梁，如今脚未扎稳，就匆匆南下，背后无依靠，飘来荡去，势必要走过去的老路！怎么不让人忧虑！
部队翻过几个沟，上到塬上。当地人叫“塬”，每块塬几里、几十里长，几里宽不等，塬和塬隔着深沟，从这个塬到那个塬，还得翻沟。
到了六寸塬，击溃了陈珪璋部阻击的小股部队。
1932年元月初，部队到达正宁县月明塬北柴桥子村，谢子长主持召开全体军人大会，荣子清宣布正式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指挥部下设两个支队，一个警卫队。一支队有300多人，队长师储杰，下辖3个大队，大队长分别为阎红彦、杨鼎、雷恩钧。二支队有200多人，刘志丹兼二支队队长，下辖4个大队，大队长分别是赵二娃、杨培盛、贾生财、唐青山。晋西游击队改为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共100来人。警卫队随指挥部行动。
成立大会上举行了授旗仪式，旬邑特支书记第五伯昌向谢子长授军旗，谢子长、刘志丹、荣子清先后讲话。
反帝同盟军一成立，指挥部便按照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创立的建军原则，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执行体现人民军队本质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谢子长等还专门给部队讲解“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追我退”的十六字作战方针，讲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和不打无把握之仗、无准备之仗等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这些适应当时隋况、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随后，部队成立了党委会，支队均建立了党支部。
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三嘉塬。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后，陕西省委派来一批学生，三原县辛字区、武字区和旬邑县地方党也组织动员一批青年充实了反帝同盟军的力量。部队发展到700余人。他们散发抗日传单、张贴标语，还同陕甘杂牌军联系，商讨抗日事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时间，各项工作搞得十分活跃。
部队到三嘉塬不久，派阎红彦去西安汇报工作，阎红彦从西安带回《古田会议决议》、《中央苏区情况》、《红军制度》等小册子，指示部队要学习这个决议和其他有关游击战争问题的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