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出来端上端，
南梁来了刘志丹；
志丹练兵又宣传，
要把世事颠倒颠。
——华池民歌
1．刘志丹播火南梁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而远离中央、远离南方的陕西西北和甘肃东部广大地区革命力量仍在较稳定的积累和发展，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继续向武装割据和创建根据地大踏步迈进。1927年2月成立了中共陕甘区委，由其统一领导陕西、甘肃两省的工作和革命斗争。7月11日，根据党中央的批示，陕甘区委改编为陕西省委。到1927年8月前后，陕西地区党组织已发展到7个地委、33个特支、党员2177人，甘肃地区有特支4个、党员30多名。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在1927年10月和1928年5月先后组织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暴动相继失败。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刘志丹等西北革命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要取得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拥有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可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来创建红色武装？当时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于1928年秋任命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要利用地方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打入军阀内部从事士兵运动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学习军事、培训干部，伺机建立革命武装。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北保安县（今改名志丹县）金汤镇一个秀才之家。因为农历八月生的，老爷爷捋着花白胡子一遍又一遍高声吟诵着“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就为他起学名“景桂”，字“志丹”。只是这学名，家里从来没人叫过，老老少少只管叫奶名“来生”。父亲刘培基是延安的秀才，刘志丹出生时，在金汤小学任教，后转而经商。
当地人常说，“好男子不吃八年闲饭”，刘志丹6岁随母亲回到金汤镇北30里的山村老家——芦子沟，由爷爷带着边读书边干活，不到六七年的光景，就把四书五经读得烂熟了，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民国以来，这里还是官匪不分，到处抢劫拉票，百姓时刻提防着，所有粮食、贵重衣物都藏在山窖里，只留日用口粮和换洗衣服，一有动静，灭了灯火，夹起包包就跑，这叫“跑反”。一年大年三十，听见枪响，又是“跑反”，一家人都跑了，只有爷爷坐着不动，刘志丹忙去搀扶，爷爷说：“你们都走吧，我看家，要是真土匪，不会抢咱，咱家就这么几只窑，抢啥？要是官兵躲也躲不脱！”志丹见爷爷不走，自己也不肯走，爷爷叹口气说：“这是啥世道，我原以为搬到山沟里可以安居乐业，谁知道都是白想。我活到老跑到老！跑了一辈子，跑不动了，你们还得接着跑！朝代换过几回，皇帝变总统，总统变执政，变来变去，总不太平。”刘志丹说：“世上就没个能人，把老规矩变一变？”爷爷说：“谁说没有，打光绪年就变，变到如今，也没有变出个名堂。听说南边有个孙中山，主张均地，可又行不通。”刘志丹问：“为啥？”爷爷说：“如今的世界都是枪杆儿说了算！”刘志丹说：“他没有兵？”爷爷吧嗒着烟锅不言语。刘志丹说：“世上要是没有那些贼，又有吃穿，谁还‘跑反’！”爷爷叹息说：“也许有那一天，爷爷是看不到了。”
刘志丹和家里的长工张万银关系很好，称他为干大（对长辈的尊称），平时随他一起劳动，有空时张万银总给小志丹讲贪官污吏的罪恶及李自成等农民起义为民除害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孕育了少年刘志丹对旧势力仇恨的种子。后来他就读于永宁山（保安县政府所在地）县立高等小学堂。刘志丹开始接触进步老师，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立志改变社会不平等现象。小学毕业后，刘志丹抱着复兴中华的愿望，于1922年徒步来到离家六七百里的榆林，考入陕北地区23县仅有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算是陕北的最高学府。榆林位于长城南面，是陕西同蒙古商队进行贸易的中心。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想的影响逐渐波及偏僻的陕北，刘志丹迅速跟着时代的潮流，从此开始了他艰难曲折的革命生涯。时任校长的杜斌丞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他改革校政、民主办学、延聘名师。刘志丹入学后，学校先后从平津等地聘请李子洲、魏野畴、呼延震等进步教师陆续来校任教，由于他们积极传授新文化、新思想，榆林中学的面貌开始改观，民主、改革的思想逐渐活跃起来。刘志丹因为和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经常接触，深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接触到《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在学生运动中当上了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在他主持和进步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推销革命书刊，组织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等团体，带头演话剧和为刊物撰稿，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搞间谍活动的罪恶，劝说学生中的教徒退教，表现十分活跃。1924年，李子洲、王懋廷在陕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志丹成为榆林中学的第一批团员，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不久，刘志丹接替了张肇勤任支部书记，1925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对学生运动领导更加得力。6月上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刘志丹立即组织榆林中学学生积极响应，上街游行示威，开展援沪募捐，号召抵制日货，上街讲演，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使闭塞的陕北高原顿时沸腾起来。
1925年7月，刘志丹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代表会议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从榆林到三原一千几百里，步行得走半个月，到三原时学代会已结束，只赶上共进社大会的开幕式。进入会场，刘志丹拿过题字本写道：“共进！共进！同志们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进自有光明与幸福！”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榆林地区共进社活动情况的发言，并被选为该会第一审查委员会委员。他能言善辩，嗓音洪亮，面对上千人讲话，每个人都能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
同年秋天，广东处于革命高潮，党组织决定派刘志丹等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这时，他中学尚未毕业，校方不准退学，家里也希望他毕业后再去，但刘志丹认为“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他说服家庭，冲破校方阻拦，离开榆林，绕道山西，经京、津乘船南下，是年冬到达广州。翌年初，进入黄博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第一团第二连学习，不久转入炮兵科。刘志丹到校后，眼界为之一新，结识了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政治宣传科长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赓、唐澍等。在军校他刻苦学习，严格训练，政治上也十分活跃。因对于南方气候和饮食不适，一度曾患疟疾，医生劝其休学，但他意志坚强，仍坚持学习，不曾懈怠。
1926年10月初，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与唐澍、王尚德被派往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党联军工作，分配到总部政治部任组织科长，不久被派往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次年春，豫陕正处在革命高潮中，刘志丹奉命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去豫西收编刘镇华的军队。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背叛革命。6月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在其军队和地方进行“清党”，将一批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他借“集训”为名，将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刘贯一等几十名在该部队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扣押于开封，逐个进行“审查”，冯玉祥威逼共产党员“必须宣誓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的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否则要“查明枪决”。刘志丹等毫不畏惧，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7月下旬，冯玉祥下令将这批共产党员押送出境，拟借湖北反动派之手杀害。刘志丹等20余人机警地躲过了反动派的暗算，辗转找到了党组织。刘志丹被组织安排到武汉军校和湖北省委工作。1927年冬，他离开湖北，回到陕西，担任省委交通员，往返于上海和豫陕间，进行联络工作。
1928年，刘志丹、唐澍、康益民、吴浩然等陆续被派往实际上由中共组织控制的国民党西北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旅，加强领导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刘志丹、唐澍等于5月10日率许权中旅撤’离潼关，向华县高塘进军，部队在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第2天，与5月1日在渭华塬上已经爆发的农民起义武装相会，后在高塘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宣布许权中旅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大会宣布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许权中任总顾问。革命军近千人，所到之处，帮助农民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进一步推动了渭华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南靠秦岭、北到西（安）潼（关）公路200多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基本被摧毁，打土豪，分财物，建起了50多个乡、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农民群众热情唱道：
不爱银子不爱财。
光爱工农苏维埃；
不爱金子不爱钱，
光爱人民新政权。
革命政权的建立，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惊恐。从6月上旬开始，冯玉祥部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进攻。6月19日，宋哲元又调集三个师进行围攻，革命军于22日相继撤到洛河两岸，又遭李虎臣5个旅的进攻，战斗中唐澍壮烈牺牲，革命军被迫转入蓝田地区，只剩下200余人。
渭华暴动，是西北地区爆发的一次农民运动和军队配合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一次大演习，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势力，扩大和加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培养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刘志丹等人后来在陕甘边、陕北领导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928年七八月间，刘志丹冒着被敌人通缉的危险，化装潜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情况和经验教训。
同年秋天，省委派刘志丹等人回陕北工作，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继续开展军运活动。
他回家乡保安县建立了该县的第一个党支部，并利用师生、同学关系，在县教育局当了一段“督学”，把一批革命失败后回来的共产党员安插到各学校。同时对陕北暴发的这场饥民斗争，给予了热切的关怀和及时的引导，广泛动员劳苦大众，沉重地打击土豪劣绅，打开了陕甘边界革命斗争的局面。
1929年5月，刘志丹主持召开了陕北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分析了这场群众革命运动的形势，决定进一步加强对饥民斗争的领导，建立农民联合会，发展党的组织；并大力开展军事活动，利用各种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打进旧军队开展兵运工作、改造土匪武装、建立工农武装三种形式，把军事斗争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开展土地革命。
会议之后，刘志丹上定边、靖边，下合水，过南梁，亲自组织领导饥民斗争。1930年1月，刘志丹来到南梁地区，深入到南梁堡、南弯子、井岔沟、石咀子，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宣传马列主义，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启发教育哥老会成员克服封建思想，维护贫苦百姓利益，播撒革命火种。
期间，刘志丹遇到了南梁山区饥民武装的首领赵连璧，向他讲述革命道理：“不能光为填饱肚子，要为天下穷人打算。”这里是个“三不管”地区，军阀统治薄弱，不少土匪搞几杆枪就可割据一座山头，一些因反抗压迫走投无路的农民也常在此聚义，封建社团哥老会、青红帮也在这里占据地盘。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国民党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不可在这里闹革命呢？赵连璧赞同刘志丹所讲的革命道理，遂联络那些占山为王的饥民武装，相机打进民团抓枪杆子，做武装斗争的准备。
刘志丹又派出李力果等共产党员，以“皮客”（皮货商）、说书匠的身份为掩护，到南梁一带串联贫苦农民，进行秘密活动，联络饥民武装，指导饥民斗争。说书匠传唱的“斧头镰刀老镢头，砍开道路穷人走”等唱词，在南梁贫苦农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志丹又来到南梁堡、石咀子同郑德民、朱子清等哥老会头目拉话，谈古论今，晓以大义，陈述推翻反动官府的道理。哥老会里大多是些贫苦人，穷弟兄，要捏成一个疙瘩，齐心对付坏人，打倒欺压人的人，要郑大爷们跟上共产党走，不要上坏人的当，作地主豪绅的帮凶，引导他们拥护革命。
这位郑大爷，原是横山下来的难民，弟兄几个，劳动多少年，种了几十垧地，累得腰直腿硬，还没有翻过身来。经刘志丹指点，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又见到刘志丹看重他，待人诚恳，也掏出真心话来对他。刘志丹的言谈举止，叫这些人佩服得五体投地，郑德民等发誓“要跟定老刘干一番替民伐罪的事业”。
从此，南梁堡的哥老会“龙头大爷”郑德民的家里，成了共产党人在南梁活动的一个落脚点。
朱志清则以“说书匠”的身份，经常出现在南梁山区的村头院落，明说历代农民起义的故事，暗里传播刘志丹、谢子长“闹红”的消息，宣传革命道理。
传说刘志丹编写的唱词，伴着三弦的琴声，通过朱志清的歌喉，巧妙地传遍了南梁山区。
连年大旱，灾逼民反；
苛捐杂税，官逼民反；
若要不反，离死不远；
大家起来，实行共产。
陕北米脂“皮货商”杨培盛，干的营生是走村串户收羊皮、牛皮等皮货。这时他向镇川堡商人举债，在城壕川买了200多张皮子，还有一捆布驮在毛驴上，在南梁一带被土匪陶老三抢劫一空，把他也抓去，关了1个多月时间。碰见张常治和土匪是拈香弟兄，说他是个穷鬼，赊了一点本，办了一点货，你把他关上咋办，就这样把他放了。
杨培盛东西被抢得光光的，无法回家，只好先住在白马庙的寨子上受苦，吃闲差，图谋一条活路。正处在贫困交加、走投无路的境地时，他和同守孝碰到刘志丹。听了他们的遭遇，刘志丹对他们说：“你回不了家就跟上我走吧，他们抢你的，你也去抢他们嘛，咱们这是‘文明土匪’，光抢财主，不抢穷人。如果愿意就跟我干。”刘志丹用老百姓拉家长的话，谈了很多干革命的道理，使杨培盛感到跟这个“穷老刘”，一定不会没有前景。
他们答应了刘志丹。刘志丹说：在这周围活动些穷人，弄一些枪支，成立咱们的队伍。
和杨培盛一块做生意的都是镇川堡人，也都亏完了，经过动员都跟了杨培盛。有十几个难民，拿着大刀长矛在南梁一带打游击。
一次，杨培盛在外出的路上贴标语，看见一个民团兵提着一杆枪来催粮，杨培盛就先跟着他，走到一个弯弯上，就从后面绕过去，一把夺下他的枪，撒腿就跑，毅然闹起了革命。
为了帮助杨培盛，刘志丹亲自串联王殿斌、王怀宝、张殿成等5名长工，利用张殿成的姐夫在刘老庄民团当团丁的关系，以给宁夏军阀苏雨生招兵的名义，巧妙进入这个民团盘踞的寨子，乘其不备，赤手空拳夺了4枝枪。刘志丹把这4枝枪，交给杨培盛，支持他去扩大饥民武装。
